时间过得真快，爸爸去世，转眼已是整整20年了，如果他还健在，今年恰好是他的100岁。我曾写过好多篇有关妈妈主题的文章，可是，回忆和追念爸爸的文字，却尚付之阙如，这当然是一个遗憾，适逢爸爸冥诞百年的日子，我就写下我记忆中的爸爸印象，弥补这个缺憾，以慰藉和纪念他的在天之灵。
在我幼年的时候，爸爸似乎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只是一个称谓的概念。当时他从锦州铁道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铁路局辖下的榆次火车站车务段工作，我出生的那一年，他因为在和妈妈通信时对所谓的大跃进有所“妄议”，遭到惩罚，被下放到铁路内部的劳动队锻炼和改造，取消干部待遇，只发生活费，并被剥夺了一年一次的探亲假。1960年年初，他在劳动锻炼队的惩诫才暂告一段落，干部身份得以恢复，可以在该年春节前千里迢迢，花费数日时间搭乘火车，辗转回到绍兴家中和妻儿团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爸爸，当时我已一岁多了，依稀有点懂事。记得照顾我的阿姨在事先提醒过我，爸爸要回来了，你要叫“爸爸”，让他开心。当爸爸到家，从妈妈手里抱起我时，我很自然地让“陌生人”的他给抱了。后来我听我外婆讲，父子亲情是天生的，我小时候非常怯生，不乐意让别人抱我，凡有这种情况发生，我总是会哭闹，可爸爸抱我，我很顺从，这就是父子，哪怕是第一次相见。
爸爸这次探亲回家，在途经上海时，给我买了一套小海军的服装，这可能是我幼儿时最贵重的衣服了，平时压在箱底，出门见客时才穿，还穿着它拍过几回照片。在我的印象里面，这是爸爸送我的唯一珍贵礼物，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接下来的命运，决定了他没有能力继续这么做。
到了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果明显表现出来，精简职工队伍，减轻国家负担，成为必然的趋势。爸爸因为有“前科”，也成了所在单位的被精简裁员对象。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是他回家乡务农的前夜。我为自己能再见到爸爸而高兴，可根本不知道，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意味着艰难生活的开始。家庭的收入剧减了一半以上，这立马在各个方面反映了出来:餐桌上再难看到荤菜，照顾我的阿姨也被辞退，我妹妹也不能像我这样进鲁迅幼儿园，只能到一个街道办的小幼儿园度过她的童年。总之，时代的一小粒灰尘，落在一个家庭身上，就成了一座辗压一切的大山。
爸爸被精简，失去了城镇户口，只能回老家乡下务农。这个老家，就是绍兴地区辖下的诸暨县璜山区璜山公社中市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在这之前，我对它毫无概念，可现在却要走近它了。那一年，我5岁，妈妈带着我和妹妹，陪同爸爸，到中市村替他办相关事宜。爸爸自中学起就离开了家乡，一直在金华、浦江、上海、锦州、榆次等地学习或工作，家乡对他来说，已是很陌生了。而在亲戚们的眼中，他这个游子，也是陌生的。现在回家了，他们在诧异之余，也以亲情的温暖，收容了他，帮爸爸度过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爸爸兄弟两人，还有姐妹3人，爷爷身后留下三楼三底的祖屋，原来由我伯伯一家继承，现在爸爸回乡了，于是兄弟两人在我堂叔等人的见证之下，重新平分房产。这样，爸爸的居住问题就解决了。爸爸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现在要生存下去，只能从头开始学着做。由于他是新手，加上已是中年人，许多精细的技术活如犁田等再学也难，只能做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活，如割稻、打谷、耘田等。其实，这样的农活，对爸爸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他身高1米85，像干耘田这样的弯腰活计，其辛苦可想而知。因为他不能做高端的农活，加上年龄偏大，效率较低，他只能评八折或八折半的劳力，也就是说，全劳力是十折，一天下来得10个工分，爸爸是得8工分或8.5工分。当时每年到年底生产队分红，一般情况下，10个工分折合现金5角左右。那么，爸爸一天的辛苦工作，换成现金在4角出头。七、八月份“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时，早上4点多起来出工，晚上8点多收工，那时工分增50%或翻倍，折算下来也就至多是现金8角左右，不到一元钱。没有星期天，这样的劳动强度，一干就是近一个月。
我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暑假都到老家，帮助爸爸煮饭烧水，他每天收工回家时，都那样疲惫不堪。但即是是这般辛苦，他的收入，也无法支持他生活上的开销，妈妈当时是23级干部，干部序列的倒数第三级，每月47元，加粮补、活动工资，也就53元，除了要解决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开支之外，还要赡养外婆，同时每个月还要给爸爸汇寄8元到10元，以补贴爸爸的生活开支。我现在完全能理解了，为什么我那次和我的堂兄弟们游泳嬉水时，兴奋之余，遗忘了带回一件“鹅牌”汗背心，爸爸会如此光火，对我痛斥半天，因为，是我的粗心，让他整整3天或更多时间的辛苦，完全打水漂了！
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爸爸是十分内敛和能克制自己情绪的人。他骨子里流淌着诸暨人的倔犟和执拗，因为是家里面的幼子，从小得宠于我奶奶，养成了孤傲的性格。不幸的是，奶奶去世得早，爸爸和继母相处不太融洽，青年时即出外闯荡，独往独来。历经沧桑之后，他懂得了隐忍，给人也有些多愁善感的感觉。他在浬浦中学、上海立信会计学校、锦州铁路学校读书期间，成绩都很优秀，他也以此而有点沾沾自喜，曾多次和我说起他在锦州铁路学校参加毕业考试的情景，当时他患病住院，考试是单独为他在医院进行的，他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还考了多门5分，1门4分（当时学苏联，考试采取5级记分制）。很显然，他骨子里面有骄傲与自信的气质，然而，他又遭遇太多的人生坎坷，于是形成了隐忍内敛、内热外冷的个性特征。不过，尽管绝大多数时候，他温文尔雅，但有时也有失控的状况，一旦触动他发火，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对他更多的是敬和怕。我有时候淘气，妈妈对我有点无可奈何，这时她就施出杀手锏，警告我，如再不听话，就要把我的“劣迹”写信告诉爸爸，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立马举白旗投降，变得老实了。
另外，爸爸有时候也体现出警觉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奶奶是诸暨草塔杨家楼人，其舅父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爸爸也曾因为这层关系，挂过上尉军需的头衔，家里存有不少身着国军军服的照片。十年动乱中，清理阶级队伍，爸爸妈妈意识到这些东西是灾祸的根源，于是就提前将这些照片毁尸灭迹。果不其然，没有多久，爸爸妈妈都被揪出来批斗了。所幸提前做了防范，使得这灾难得以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直到现在，我还感激爸爸妈妈的见微知著，未雨绸缪。
爸爸喜爱读书，身上有文艺青年的气质。他读《红楼梦》，记得最熟的，是书中的诗词，尤其是《葬花词》，他能背诵。我想，他这是入戏了，以林黛玉为自身遭遇的寄托，自怨自艾，顾影自怜。他中秋和春节回绍兴与家人团聚时，和妈妈一起去看电影，回来后，他们总是会对剧情做分享和交流，记得有次观看《南征北战》后，他说，影片中只突显出高营长，可是营教导员的形象塑造有点苍白，他认为，这多少是个败笔，因为营教导员是党组织的化身，应该有所着墨，这样党的领导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他虽然不是党员，个人境遇也这么灰暗，可话语体系依然这么正统，这不能不佩服思想改造的成功。不过，尽管爸爸爱读书，但家里面却没有几本书留下来，我只记得他说过，曾买过一本建国十周年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题为《黎明的河边》写得很好。我问他要书看，他却说几次迁徙，书已找不到了，让我惆怅良久，不胜遗憾！
爸爸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不会玩牌，不会搓麻将，也不钓鱼，更不养花，只看书，晚年则看看电视连续剧。我记得有一次他要回璜山，妈妈有事，由我送他去车站，我看时间尚早，就缠着他下一盘军棋，他推辞说不会下，但经不住我的纠缠，答应了。我们摆好棋子，就准备落子，可发现天色突然暗下来了，似乎有下雨的迹象。爸爸说，算了，还是早一点去车站，于是，这棋终于没有下成。这也成了一盘永远无法下完的棋。至今念及，不禁泫然。
爸爸还是很幸运的。改革开放后，我得以考上大学，十年下来，我把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都拿到了，又一度成为师级干部，1997年，还成了教授。所有这些，他在世时都亲眼见到了，我想，对于饱经磨难的他来说，子女的进步，是他的最大欣慰。同时，经过妈妈坚韧不拔的努力，跑去山西太原找爸爸原单位相关部门交涉，在爸爸老同事刘煜培等先生的帮助下，纠正了当年的不公正处理，爸爸按干部身份恢复了退休待遇，从此跳出农门，再度拥有了城镇居民身份，这样的生活，他一共过了十多年，直到去世。
爸爸妈妈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妹。当年，爷爷在奶奶去世后续弦，爸爸因为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就离家出走，跑到时在诸暨枫桥的姑姑家，妈妈是他姑姑的养女，年轻人在一起，就此倾慕相爱了，双方订了婚，算是亲上加亲。由于爸爸好久没有稳定的工作，这婚一订就是十年左右，一直到爸爸锦州铁道学校毕业后才正式结婚。婚后当然过得很不容易，和任何一对夫妻一样，生活中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妈妈务实，接地气，但有时候免不了唠叨琐碎。爸爸理想，厚重，但也不乏眼高手低的弱点。但几十年下来，磨合得还算不错，各自以最大的善意去包容对方。我曾经问过妈妈，爸爸一辈子过得比较平庸，没有大的出息，有时候脾气也不是太好，你为什么能和他一起相伴一辈子？妈妈说，你爸爸虽然有诸多不足，但本质上是一个质朴和善良的人，人品是好的，这最重要！例如，你爸爸年轻时高大英俊，多年在外地，可从来信守订婚时的承诺，没有任何拈花惹草的风闻，就凭这一点，妈妈说她和爸爸白首偕老，也是值得的！
如今，爸爸妈妈都已离开了我们，所有的往事都已成为回忆。他们合葬在一起，愿他们在天国依旧相亲相爱，一起福佑我的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