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虽说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地，身份够显贵，但是直到春秋初年，还依然不算是一个出镜率很高、存在感特强的诸侯国。这从它只能拥有一个“军”规模的军队，就可以得到证明，因为按“礼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周礼·夏官·大司马》)的标准来衡量，晋国自然处于“小国”之列。史称：“晋，偏侯也。”应该说，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定位。
晋国在春秋时期进入国家发展的快车道，固然有机缘凑合、时来运转的成分，如平王东迁时，主动投其所好，尽其所能，为王室保驾护航，“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那份功劳。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其历代统治者，直面“礼崩乐坏”新世纪来临的现实，及时修正国家发展战略，秉持后世人们所说的“丛林法则”，敢于亮剑，拳打脚踢，踔厉奋进，靠自己的拼搏，打造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毕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成就一番事业，主要靠自己狠心与坚忍，因此，多年来，晋国君主，尤其是从曲沃武公开始，他们的头脑都相当的清醒与冷静，都知道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料事很准，遇事能忍，出手能狠，一步步将小小的晋国做大做强。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晋献公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晋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他的特殊贡献。是他的文治武功，为晋国的脱颖而出、跻身于春秋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现存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晋献公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有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发展方针，深谋远虑、举重若轻。平心而论，在春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一个诸侯国要想全面崛起，不外乎淋漓尽致运用权谋，施展三个基本招术，一为舆论制造上的“正名”，二为国内政治生态营造上的“集权”，三为对外活动目标追求上的“扩张”。实事求是地说，晋献公在这三方面都做到了长袖善舞，挥洒自如。
先看“正名”
说白了，就是扯虎皮作大旗，主动去抱拥周天子这条大腿，让天子出面替自己背书，改善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在公众舆论空间的信誉度，当时的周天子，龟缩于洛邑一隅，风光不再，不招诸侯国见待，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还有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晋献公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就和虢公一道，风尘仆仆前往成周朝觐周惠王，接受周王的赏赐。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晋献公又伙同虢公、郑伯，一起为刚刚当上“天子”的周惠王操办隆重的婚礼，出资赞助周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国公主陈妫到成周和周惠王完婚。
场面上的事要做，实质性的事更得干，公元前655年，晋军攻灭虞国之后，晋献公慷慨大方，“且归其职贡于王”，即把虞国的贡纳和赋税呈献给周惠王，解了周室缺钱少粮的燃眉之急。这些做法，与其父晋武公在位之时发兵攻打周室，杀死成周的夷邑大夫夷诡诸，逼走成周执政大臣周公忌父的行径不啻有霄壤之别。晋献公就是通过这种姿态，轻轻松松赢得“尊王”的美誉，在一众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再看“集权”
所谓“集权”，说穿了就是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大张旗鼓“尊王”替自己“正名”的同时，晋献公还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诛杀“公族”，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所谓“公族”，即是由历代国君的庶子所繁衍枝蔓而形成的宗族。旷日持久，他们人数膨胀，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具有炙手可热、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常对君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晋献公的前辈就是晋国“公族”的一支，曲沃桓公、庄伯、武公以“小宗”身份兼并翼地的“大宗”，最终攫取晋国政权的血腥历史，晋献公耳熟能详，有切身的感受。他当然不愿“投桃报李”，让同样的历史悲剧轮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他一直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致力于翦灭公族,以加强君权的斗争。
为此他采讷大夫士芴的计谋，在诸公族之间蓄意制造矛盾，挑动他们自相倾轧、自相残杀。在“公族”势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之后，晋献公于公元前669年在聚地(今山西绛县东南)筑城，让群公子居住，“乃城聚而处之”，同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晋献公亲自统领大军，出其不意围攻聚邑，亮出屠刀，大开杀戒，尽屠群公子，“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使大权集中于国君之手，结束了内患，安定了统治。当然，这一残忍的举措也带来明显的后遗症，即导致春秋后期晋国公室卑弱衰微，异姓贵族势力乘机坐大，操纵国政，把持军权，最终走上“三家分晋”的不归之路。
三看“扩张”
这才是最主要、最关键之所在，光“内卷”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能否取得对外拓展的成功。将人家的土地据为己有，将别国的人口收入囊中，让竞争者不断削弱，乃至于彻底蒸发，让自己不断坐大，君临天下。在彻底解除了“公族”对君权威胁这一后顾之忧后，晋献公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对外的军事扩张。要对外开拓发展，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晋献公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打破先前周王室所规定的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数量限额，于公元前661年将一军增扩为两军，他本人亲领主力上军，而由太子申生统率下军，“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左传·闵公元年》)。
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他动用军队主动向外出击，于同年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诸多小国。次年，晋献公再接再厉，又派遣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系赤狄氏之一支），凯旋而归，“败狄于稷桑而反”。与此同时，晋献公还先后派兵攻灭了周围的骊戎诸多小国。
常言道：欲壑难填，统治者的贪欲那更是永无止境。在初战告捷的有利形势下，晋献公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实力更为强盛的虢、虞两国。到了这个时候，“假道灭虢”这出戏码，就顺理成章呼之欲出了。这是大夫荀息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一个阴谋诡计，主题是通过向虞国假道，攻伐虢国，再视形势的发展，便宜从事，以争取获一石两鸟的效益最大化。
公元前658年，晋献公的心腹大臣荀息向献公建议，花血本，贿赂虞国国君，顺利借道，为自己攻打虢国提供方便，“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左传·僖公二年》) 一开始，晋献公还有些舍不得，“是吾宝也”。荀息开导晋献公说，如果能够从虞国那边借到攻打虢国的道路，那么就等于将宝贝在我们外地的府库里临时存放几天而已，这宝贝还等于在我们手中，它们跑不了，“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
晋献公本人对虞国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这时，又提出自己的另一个顾忌：虞国国君是傻子，这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可不要忘了，虞国还有一个厉害的角色：宫之奇。我们的那点花招，可逃不过他的法眼，“宫之奇存焉！”
荀息回答说：宫之奇厉害不假，但他也有弱点与软肋，即性格比较懦弱，不敢和国君说重话，说硬话。而且自幼生长于宫廷内，与国君厮混在一起，两人互相太熟悉了，国君就习以为常，没有了感觉，所以不会觉得宫之奇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宫之奇说得再多，也是无法打动虞君的，泥牛入海，等于白说，“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暱之，虽谏，将不听。”(同上)
经过荀息这番合情合理的分析，晋献公的顾虑给打消了，就任命荀息为专使，出使虞国，与虞国国君商洽假道伐虢事宜。虞国的国君看到荀息送上的大礼，两眼顿时发光，垂涎三尺，恨不得一口吞了下去。意乱情迷，难以自已。什么合作，什么借道，统统都好商量，一概不是问题，很快就拍板定夺：与晋国合作，借道给晋军，而且自己也要参与进去，分上一杯羹：“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想劝阻，但正如荀息事前之所料，虞君对他的话毫不理会、彻底无视，“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该年夏天，晋、虞两国军队会合，一起攻打虢国，攻占虢国当时的都城下阳，虢国国君带着残兵败将逃窜到虢国其他的城邑，苟延残喘，苦苦挣扎。
晋献公的这一次假道伐虢，应该说是投石问路，小试牛刀，摸清楚了虢、虞两国的底细，为下一步实现自己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做了一次成功的预演，属于不可或缺的铺垫。而虞国的国君，表面上收到一份意外的大礼，可实际上却是扮演了为他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自己让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其厄运的降临，看来真的是无可避免了。一个国家命运的主宰者，居然会愚蠢到这个程度，这也的确是匪夷所思，让人彻底无语。
食髄知味，不出三年，晋献公又上演老戏码，连台词都懒得改，“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左传·僖公四年》)这一回，宫之奇可真的是坐不住了，他知道，第一次是试探，那第二次可是实锤。于是，他向虞公进谏：虢国，那可是虞国的外围。它如果挂掉了，虞国大概跟着完蛋。千万不能给晋国提供方便，千万不可启发晋国的野心。上一次借路已是严重的过错，这样的过错怎么可以再来一次？“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语“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所指的就是虞和虢这样的关系啊。君上可要断然拒绝晋国方面居心叵测的要求。
可是颟顸昏聩的虞公却不以为然，他不相信同宗的晋国会坑害自己，“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同上)宫之奇听了真是啼笑皆非，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在利益面前，亲情、友谊一钱不值，可以被弃之若敝屣，可我们的虞公大人居然还迷恋于“同宗”这张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也天真滑稽得可以。于是他列举包括晋国在内的许多历史事例，说明将和平寄托在“同宗”血缘关系上，乃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幻想。比虞国在历史上贡献大的同宗虢国灭亡在即，比虞国在宗族关系上亲近百倍的桓叔、庄伯两族被屠戮殆尽，虞国与晋国这种出了“五服”的疏远同宗关系，哪里有什么可指望的呢？“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宫之奇的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虞公无法辩驳，最后，只好抬出神意，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背书，准备一意孤行，将错误进行到底，“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同上)这口气，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为自己四面楚歌、兵败垓下辩解倒蛮相似的，“非战之罪，天亡我也。”宫之奇耐着性子，又毫不客气地打破了虞公依赖神灵保佑的幻想，“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凭)依，将在德矣！”(同上)
很遗憾，虞公领导风格的最大特色，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一条道上走到黑。宫之奇苦口婆心的劝阻，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劲道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完全成了白费口舌，自作多情，什么效果也没有，虞公依旧是我行我素，其蠢无比地进入了晋国预先布置好的圈套之中，“弗听，许晋使。”(同上)
这一回，那可再也没有三年前第一次的“好运气”了，不但，没有“垂棘之璧”之类的厚礼进账，而且跟随着被自己出卖的兄弟之邦虢国，也遭遇到国破家亡的灭顶之灾，真的只有两个字可以来形容虞公的宿命：“活该”！“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左传·僖公五年》)
其实，即使当时虞公明智地采纳了宫之奇的劝谏，拒绝了晋献公借道的要求。在春秋时期大国兼并小国的戏码愈演愈烈的大趋势之下，晋国寻找虞国的晦气，加以吞并，攫为己有，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前景，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是也。但那时，晋国不得不选择远程奔袭、突然袭击、正面硬刚等手段，浑不似像“假道灭虢”时顺手牵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般，来得轻松愉快，悠闲自在，换言之，性价比会很差，届时所付出的代价会大得多。如果虞国再秉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的备战方针，将自己打造成“刺猬”或“豪猪”，那么，更能让晋国在展开兼并战争之前投鼠忌器，不得不三思而行。这也许在一定的程度延缓虞国亡国的时间，使晋国的宏伟事业打造，不能那样顺心如意，一马平川。
历史上没有“如果”，也无法“假设”，真实的情况是，晋献公“假道”之策如愿以偿，虢、虞两国先后成了自己的盘中大餐，弱肉强食的血腥盛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开张，作为饕餮者，晋献公他不是最早的一个，更不是最后的一位！
通过多年锲而不舍的经营，晋献公已使原来并不怎么起眼的晋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人人忌惮的大国，即据有河汾间之沃壤，及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之重要地域，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攻守可恃，战略主动。军事实力强大，君权高度集中，国势日益兴盛。已奠定了晋国东进中原，角逐霸权的基础，为日后晋文公的“取威定霸”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