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族意识也日趋鲜明和强烈，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怀疑和否定，转变为眼下的讴歌与激赏，所以少年读经典的主张有人提倡，儒学拯救世界的论调有人鼓吹，凡此等等，都是对“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观念的彻底反动，当然是大长了国人的志气，灭了亨廷顿之流的威风，岂不快哉！

然而，对于某些学者毫无保留地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不遗余力宣扬“人文精神”古已有之的论调，甚至进而将儒家“民本”思想附会为近代民主思潮的做法，我是深表怀疑，不敢轻易苟同的。说实在的，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心情与动机，但却无法赞同如此看待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因为这不是科学理性的行为，也与历史的真相背悖。要知道，早我们近百年的梁启超比今天不少人的头脑来得更为清醒，例如他心目中的儒家民本观，其实有很大的局限，是根本不能与近代民主思潮相提并论的：“然则儒家主张民权之证据有之乎？曰：亦无有也。民权云者，人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也。儒家虽言得民而王，得乎丘民为天子。要之，以民为受治之客体，非能治之主体也。”（《先秦政治思想史》）

说到底，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传统社会机制之上，它所要维护的就是现存的统治秩序。这一点在先秦诸子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左传》上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不论是儒家、法家也好，还是道家、墨家也罢，它们都是“毛”而已，都依附在专制集权统治的这张坚韧的“皮”上。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们都很一致的强调现存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把治国管理的终极目标设定为维护纲常名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制集权统治功能这一点上，而“愚民政治”正是这一政治理念的最生动最具体的注脚。

检阅先秦诸子的著述，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鼓吹“愚民”，让广大民众成为一群浑浑噩噩的愚民，乃是当时各家各派的普遍共识。儒家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民众是“下愚”，且无法改良属性、提高素质（“不移”），那么自然只好是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了。道家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即主张千方百计让广大民众变成一群只知道吃饭睡觉，不会思考动脑的混沌人，也就是将人的社会性消除到最低程度，只保留人的生物性，“无擢其聪明”，（《庄子·在宥》）“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第四十九章）并美其名曰，这是使广大民众“安性命之情”的正确途径。

法家是极端的专制集权鼓吹者，提倡与推行“愚民政治”当然是比任何人来得更加起劲。他们所汲汲追求的“理想国”，是彻底的“愚民弱民”，造就完全的文化沙漠，思想真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篇》）

其他像兵家主张将广大士卒当成是没有头脑，任凭驱使的“群羊”，“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孙子兵法·九地篇》）；墨家之强调“尚同”，鼓吹“上同而不下比”，等等，也都是“愚民政治”不同形式的表述。这也说明，“愚民政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立场，所稍有区别的是，法家等人是赤膊上阵，公开兜售，整个儿“刽子手”的形象；儒家之流则来得比较含蓄一些，“半抱琵琶犹遮面”，不愠不火，留有余地，更多的是以“牧师”的模样出现。可谓“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各家在此问题上只有程度上的区分，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先秦诸子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主张实行“愚民政治”？说白了，就是担忧恐惧民智大开导致思想多元，异端蜂起，对专制统治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以至动摇所谓的“国本”。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能由君主一人思想，由君主一人来定是非曲直，他说黑，别人就不能说白；他说是方，你就不能说圆，最好是跟上一句：“瞧瞧着东西方的有棱有角。”而绝对不允许有思想上的多元，所谓“两则争，杂则相伤”，（《慎子·德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除君主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做君主专制机器上的零部件，君主放在那里就在那里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绝不容许有半点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最高明的统治，是既不能诱发民众的物质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识，更不能让其关心国家大政方针，这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要消除民众的智与欲，消除民众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之陷入无为之地，不能有为或者是想有为而不敢为：“绝学无忧”，“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

当然，作为当时最活跃的读书人，诸子百家人物都不是笨伯，他们知道，思想观念是人心深处的东西，最难了解和控制，然而它又最具生命力，势必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禁止人们的言行相对比较容易，但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则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使国家按自己的理论宗旨得到治理，使君主专制独裁体制永远牢固，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么，在推行“愚民政治”时就必须正本清源，从禁锢人们的思维活动做起：“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老子有一段十分经典的言论概括了这种“愚民之术”的主要内涵及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三章）。在这样理想的“愚民之术”引导之下，普通民众个个“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庄子·山木》），管束起来自然是舒舒服服，得心应手了。所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先秦诸子鼓吹“愚民政治”的深层意图与本质属性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先秦诸子亟切推行“愚民政治”似乎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民众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后世之人越来越变得聪明，最终成为历史活动中的主宰呢。恰如孙中山所说乃已成为普世的价值取向，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很让专制集权体制的辩护士——先秦诸子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的。可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思想家所设计的政治运作模式，都必须合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都必须具备可操作的基础条件，不然终究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即使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招摇撞骗，兜售其奸，但终究要为历史所无情抛弃。这就是我们在考察先秦诸子“愚民政治”理论之后所获得的基本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