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北京街头，夜犹寒。我顶着伞，迎着风雨，奔向两公里外的车站。这些年，一个人孤身在外，也吃过一些苦，但内心从不沮丧。我是个读书人，我只怀疑知识，从不怀疑自己。
一个人在精神面临困惑时最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学问。对国人而言，诸子百家的经典，就是最好的学问。杜甫写过一首极有名的古体诗，题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好的两句在结尾，“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儒家后学向来有家国情怀，杜少陵也不例外。孔孟之道之所以绵延不绝，除了它思想内部的严密性与包容性，也得益于其积极入世、虑国忧民的士大夫精神。
人字，一撇一捺，既特立独行，亦大道至简。当下的人，尤其是身处大都市浪潮下的熙熙之人，常嗟叹生活之苦、人生之悲，试问：这种不痛不痒的苦与悲，于漫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值几斤几两？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制度会拒绝个体的自我发展，关键在于，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份世俗的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生意义之最重要构成。杨光祖先生举过一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可能看不惯芸芸大众攥着手机读《鬼吹灯》、《盗墓笔记》，可若是整个大街上、地铁里，人人皆手捧《论语》、《庄子》，似乎也有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人人手捧《论语》、《庄子》的前提，乃建立一个“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君子之国，这不是什么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未来时，恰恰是人皆可为、势在必行的现在时。事实上，完好秉有个人之天赋德性的，正是部分人口中那个日渐远去、守旧庸常的先秦时代。
一、与先秦诸子隔空对话
张立文先生有一种提法：和合学，我觉得甚妙。“和合”的思想于先秦古籍中随处可见，能将其提炼并体系化，张先生也算贡献不小。近来读《墨子》，我便发现了“和合”原出的一种。《墨子•尚同上》有云：“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想和合。”不得不说，在“以小家见大家”的构想上，墨子与杜甫出奇得一致。可以说，“儒墨”在乱世之先秦呈“显学”之傲姿，实乃视野与气质决定之。
日本、韩国文化遗存少，可他们的国民很识趣，除了挖掘现当代的文化资源、塑造引领潮流的文化偶像外，他们更很好地奉行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在想，他能硬着头皮说端午节归他，但他能昧着良心说屈原之《离骚》以及整部楚辞所代表的诗性传统也归他吗？舍易弃难，于个人发展来说或有好处，于文化选择而言却不见得好。“摩顶放踵利天下”的墨家，因为超前空想的社会理念和严肃苦行的价值取向，一度遭遇“中绝”的命运，不可谓不遗憾。名家所推崇的逻辑思辨因其抽象性、非现实性，没能自上而下推及普通大众，没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不能说不可惜。也许是我们枕在老祖宗的文化遗产上酣睡太久了，竟忘了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朽寄语；也许是百年血泪史的记忆还不够沉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老二”的麻木不仁还在持续，我们竟忘了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也曾缔造过一个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数学物理逻辑无一不包、体系完备的“文化轴心时代”！
自秦汉始，到新文化运动前，整个中国文化无不受先秦诸子思想之影响。李白从老子那里取了“道”，又得庄子“境界”之美，这才完成了诗歌创作的飞跃。杜甫习孔孟的“仁人”教诲，又得儒家“格物致知”之教化，从而成就一代“诗圣”之名。道教在生成论上取法《老子》，养生延寿之术则拜《庄子》所赐。墨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但却在清代中后期呈疾风劲草之势，得毕沅、俞樾、孙诒让、吴汝纶、梁启超等一批大学问家之力挺。黄老之学在先秦生根发芽，直至“文景之治”才结出硕果，当然算得上功德一件。儒家的道德伦理发端于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孔子那里确立了第一个德性的范畴——“仁”，孟子发展之，提出“仁政”与“四心说”。董仲叔揉阴阳五行与法家之“术”于儒，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儒教体系，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更为这套学问提供了相对完善的哲学论据。可以说，传统儒家纵贯千年的这套伦理与哲学体系，下不输康德、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上可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亦远非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纳的中世纪神学体系可比。
二、还原最纯正的诸子学问
然而，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自它生发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遭受着现实和个体的双重改造。我读高中的时候，教材上仍采用阶级决定论、“唯物唯心”二分法来评定先秦诸子，老子被认为是奴隶主贵族阶层、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故而观念守旧；墨子则成了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整个奴隶阶级的全权代表，因而最具抗争意识。若真奉行这套标准，那主张“名实合一”、“非儒非命”的墨子难不成要被捧到天上，而坚持“天赋性善”的孟子、“心斋坐忘”的庄子岂不成了我们的首要斗争对象？
在我们的青春年代，还有一类读物，它比教科书还“洗脑”。说穿了，就是连家长和语文老师都无法抗拒的“智慧背囊”与“心灵鸡汤”。幸好有动画片、小说和电影，否则80、90的两代人将彻底沦为低能的“单细胞动物”，既理解不了复杂的人类感情，更不可能获得独立的人格与意志。地摊读物的害处，不仅在于蒙蔽了我们感受生活的眼睛和内心，也在于损害和误解了古人的经典。墨子“非攻”，当真是反对战争、化敌为友？老子“无为”，当真是毫不作为、消极避世？儒家设了“三纲五常”、孔夫子就成了封建道统的代言人？
首先，所谓“非攻”，含义有二：第一，反对一切非正义的战争。墨子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以“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为原则，认为战争对人民、对个体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坚决非之。第二，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攻击，而不是防御。古人云：“春秋无义战”，墨子不支持主动发起战争，但认同正义立场下的战略防守。《墨子》一书收录《备城门》、《号令》、《杂守》等防御术十一篇，就是最好的证据。
其次，将“无为”解作“不作为”，绝对堪称学界的一桩冤案。“无为”是老子思想的主旨，乃本体之“道”在人生问题上的观照。陈鼓应先生将“无为”解作“不妄为”，最符合老子的本意。《道德经》中有12处提到“无为”。最有争议的一句，乃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理解这一句的前提是，对老子哲学中“负”的方法要有体悟。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把握事物深刻本质的关键，不在于无谓的知识与经验累积与增添，而在于固有知识与经验的消解与摒弃。任何高深的学问，都要经历“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二、三环节，凡是靠先决经验就能掌握的，绝不是真理与本质，而是粗浅的表象或知识。在老子看来，作为个体的人，只有超越现实的经验，才能真正地把握人生“大道”。魏晋玄学谈“得意而忘言”，主张淡化语言与符号的表征、认知事物的深刻本质，实际上也遵循了老子哲学“负”的方法。
再者，“三纲五常”实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与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并不完全对等。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乃“仁”、“礼”二字。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仁”是“礼”的始基和终极目的。反过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习“礼”乃得“仁”的必要条件。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构成了“和合”的两个部分。“礼”侧重外在约束，“仁”则强调人格内化。当然，在孔子看来，“仁”与“礼”也有道义上的交集，譬如“孝悌”。孝道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在淳朴的西北农村，着素衣、奏鼓乐、哭坟堆的丧葬之礼，仍频频可见。不可否认，作为先秦显学的儒家，一度承担起了挽救“礼坏乐崩”之无序时代的重大使命，可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儒家的最大贡献仍在于树立了“仁者爱人”的君子人格，以及在“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之上，阐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普适价值。
三、中国哲学的两种固执
我所理解的哲学，大致可以看作美学、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以及少量物理学、心理学的交集。这样定义，并不妨碍哲学之纯粹，哲学的对象有二：世界和人，然哲学的本质是人。哲学绝非以追求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相反，当个体在与世界周旋的过程中酝酿出强烈的个人意志时，哲学可以充当思维平衡的中介，起到良性的安抚作用。从源头上讲，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理性和原初欲求比动物还要强。因此，我们需要哲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传统的知识和学问。哲学会提供我们一间小屋，一面镜子，以及纪录生命活动的纸和笔。很多人喜欢写日记，如果有人能坚持一生，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有哲学天赋的，遗憾地是，人们大多被生活的繁务所绊，很少能完成感性到智性的飞跃。我拒绝使用“理性”和“知性”二词，因为它解释不了人的生存困惑和心灵问题，也无法准确地捕捉个体的瞬时反应和思维状态。
哲学应该有两种本能的固执，那就是排斥政治化和程式化。我承认政治哲学存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坚决反对政治用强势的态度侵占个体哲学有限的发展空间。政治强调平等，如同哲学强调智性，艺术强调自由一样，在方向上可以保持一致，但也要寻求彼此范畴和意义上的独立，从国家伦理的角度出发，这种共存的方式再妥当不过。此外，也要反对将哲学逻辑化、概念化。西方的哲学和话语进入中国，有两个重要时期，一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早期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还是后期的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维特根斯坦，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前卫知识分子的学术偶像。正如每个存在个体的成长一样，后工业时代的哲学也在成长。解读概念，是德国哲学的专长，他们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既偏又远，他们以为可以创设一个严密而独特的逻辑体系，让世界长久地围绕自己的那套理论运行。实质上，他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成功过，因为传统不会接受，先贤们首先不答应。人的个性、独立性以及崇尚美和关注情感的智性一旦丧失，就会走向麻木不仁的极端主义和纳粹主义，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哲学不应该摒弃人本主义，即便它不完美。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所谓的超人哲学，其实是一把真正双刃剑。过分地强调自我和生命自由，也会造成心智的恐惧和不安、弱化人的智性和道德判断。对于个体而言，人生的苦痛无需回避，事实上也回避不了，一味地推崇快乐主义，只会造成文化上的泛娱乐化；当然，也不要用逻辑分析的方式限制个体的自在而为，艺术审美和数理逻辑如同人的左右手，若有妨碍，那也是心智的问题，而非其他。所以，除了个人本位的道德哲学之外，我们还需要宗教信仰和“轴心时代”的学问。对于西方而言，可能是基督教和古希腊；国人而言，自然是儒释道三教和先秦诸子。
四、从大陆新儒学和“新康有为主义”说起
近五十年来，学者们对于港台新儒家的学术创新狂热追捧。因为他们起步早、受到的伤害少，所做的学问也就比较纯粹。然而这几年，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学者以“春秋公羊学”以及所谓“新康有为主义”为幌子，非要造出个“大陆新儒家”来，与港台那一派分庭抗礼。
港台新儒家沿着宋明理学的路子往下走，本就没什么错。如果钱穆先生还活着，也一定会对蒋庆、陈明这些人的“政治儒家”表示反对。要知道，在宋明理学之前，没有哪一子能做到道统、政统与学统的“合一”，董仲舒、扬雄的贡献也仅仅在于开启了汉学的解经传统。儒家首先是学术流派，而非政治社团，先“内圣”而后“外王”作为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准则，这点毫无争议。而今，看看往日里视学术研究为第二生命的智者们，一个个被批评与质疑声弄得脸红脖子粗、上气不接下气，试问：被搁置了几十年的诸子学怎么办，我们还能否对纯正的德性之学充满期待？
我们一直在谈“重归经典”，可归于何处、归到谁哪里？重归的目的和意义又是什么？该命题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推行不易，奉行更难。行古礼、着汉服、拜孔子首先是成年人的事，然后是个人的事。妄图从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那里传承孔孟之道，完全是痴人说梦。如果时光倒回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我等恐怕只有两种出路：一是走上战场充当“武士”，二是以书养身甘为“学人”。足见，如果做不好引导的工夫，所谓的“重归运动”，只会沦为形式主义的口号。
儒家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孟的伦理德性之学到北宋五子那里，达到了理气心性之辨的哲学高度，但从根源上讲，第一，儒家并没有在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于学术上获得一家独大的绝对权威，第二，儒家后来之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的思想正统，并不是普遍大众和知识分子群体的选择，而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封建君主的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在“重回经典”的话题定位上，已然酿成了巨大的错误。倘若信赖大陆新儒家，于“政治儒学”的路上迈出危险的一步，不用怀疑，我们这一代必将沦为文化史上的笑柄和罪人。
所谓的“读经”运动，基本上是在为儒学的普及做贡献。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孔孟之学过分阐发、变相解读直至内部浮夸、外部肿胀，而诸子之学遭受非议、日渐冷清，到最后香消玉殒、无人问津。我想，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醒醒了！新儒家从汉学和宋学那里继承过来的理论，很可能会把我们的学术和文化建设带入死胡同。要知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绝不是在哪一种惯性之思维的引导下强大起来的。我们曾创造过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文化轴心时代，那里有稷下学、诸子百家，形形色色的学问和博大精深的思想。而今，既然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故何不磊落大方地请出？
我曾闻听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想在大海退潮以前，把被海水冲到沙滩的小鱼都送回海里。很多大人看到这一幕，不可思议地问：“沙滩上的小鱼成千上万，怎么可能全部送回去？”小孩沉默不语，转过身将又一条鱼送回海里。我想，小孩的答案应该是：对于被送回海里的每一条小鱼而言，每一次都意味着全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的文化几经贬损，又几度复兴。先秦诸子的学问也曾被当作破铜烂铁，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所幸，这样的搁置并不算久，足够我们完成一次诚挚的修缮。
当下的所谓全球化，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和生态的全球化而已，政治全球化无从谈起，文化全球化也不可能。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引领整个人类世界超越现实，也没有哪一个哲学家能许诺美好的未来。生命的过程是充满变化的，唯一严肃的只有结果。如若像实用主义哲学家那样诱导生活，我们很可能已经成为第二个美国，贫富差距依旧，但陡增了种族歧视和犯罪频发的麻烦。我们需要诸子学问和人文传统，这不光是哲学的责任，还是历史、文学以及艺术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