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高校，历史学教学与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1，韩国历史；2，世界历史；3，历史教育及其方法。
这中间，第一模块“韩国历史”自然是主体，长期以来的附庸、藩属地位，加上五、六十年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悲惨现实，让韩国民众普遍变得敏感，极其容易激动，屈辱记忆唤起的是民族自尊心理的极度反弹(这恐怕多少是自卑情结的另类表现形式)，于是寻找自己历史上任何值得一提的亮点，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甚至夸张到以自己为世界历史的中心。
这只要看看各地历史博物馆陈列的“统一新罗示意图”、“高丽王朝全盛图”，就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了。在这些地图上，“新罗”、“高丽”的疆域居然包括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内蒙古等地，实在教人“佩服”某些韩国学者的“想象”与“勇气”。而“朱蒙”、“大祚荣”、“渊盖苏文”等一系列历史剧作品，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古代大韩民族的“伟大”、“光荣”，弘扬其民族主体意识。这样，便有了“高句丽”猛将射伤唐太宗眼睛，使其伤重不治之类的“情节”虚构。历史意识“大胆”如斯，真让人有如观看“荒诞剧”，变得无话可讲。在这种大众民族历史“认同”的大氛围之下，“韩国历史研究”成为其整个历史学的主体，也就是顺理成章、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第三模块“历史教育及其方法”，其性质类似于我国的历史学师范教育。主要是培养初中级学校的历史教学的师资。重点是传授一般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学方法的训练。在这个类别里，学术研究不是具体的任务与目标，对各种学术动态与进展，只需要有所了解和及时引入就可以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韩国历史学的基础，发挥着普及历史的作用，营造了尊重传统、尊重文化的浓厚氛围。
应该说，将历史教学从历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是可取的做法。毕竟研究是极少数历史学者的职责，不必太多的人大呼隆一拥而上，更有必要的是注重历史的大众教育与社会普及。这一点，颇值得中国历史学界借鉴：要尽可能跳出“精英”意识的窠臼，而不该把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混为一体，须知道，中国虽大，却没有太多的饭碗可供数以千百计的“专业历史学者”拿捧！
第二模块“世界历史”，又分“西洋史”与“东洋史”。在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韩国著名高校中，所谓的“史学科”，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模块(韩国史、历史教育又分别设有“韩国史科”和“历史教育科”)。中国历史研究，属于“东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又区分为“上古”(先秦至隋唐)、“中古”(宋元明清)、“近现代”(晩清至当代)等不同阶段。
详今略古，关注近现代，也是韩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基本特色，因此，相形于近现代史的相对活跃，中国古代史研究要冷清得多。而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元明清为主体的“中古”史研究，又稍有点生气，至于“上古”史，则真正的处于“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尴尬境地。
秦汉史是所谓“上古史”的一部分。即使在中国本土，其研究现状也颇不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史料的相对阙如，多年探讨主题的烂熟，可谓几乎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尽管随着居延汉简、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简牍材料的发现，研究上史料依据问题略有改善，但整体上仍缺乏后劲，日薄西山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折射到韩国史学界的“秦汉史”研究领域，其整个研究状况陷入严重的不景气，乃是毫无疑义的。秦汉史研究队伍凋零殆尽，后继乏人；高校秦汉史教授岗位长年空悬，递补无期(高丽大学史学科就是明证)；秦汉史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乏人问津，等等，均表明，在当下的韩国，秦汉史研究已步入严寒的冬季，大有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趋势！
据我观察，韩国的秦汉史研究之所以深陷这样的窘境而不能自拔，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韩国而言，中国的秦汉史与其实在是太缺乏交集点了。在其他断代，中国的历史与韩国历史颇有交集互动的地方。如隋唐时期的渤海国问题，新罗、百济、高句丽与隋唐王朝关系；宋元时代的宋丽关系、元丽纠葛；明清时期的李氏朝鲜与明、清政权的恩怨情仇，都是历史研究中无法绕开的症结。相反，秦汉时期，由于史料阙如，两国的交往与互动，则明显缺乏具体内涵。尽管有“普州太后许黄玉”之类的传说性材料，但毕竟混沌一片，很难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学术同样是功利的。一个国家对他国历史的关注和研究，理所当然也要基于本土的立场，研究主题的选择，也自然会考虑到与本国的利益关系亲近疏远的因素。秦汉史既然与韩国历史主体性定位可有可无，味同嚼蜡，那么，虽然不至于将它完全取消，但是任其自生自灭、一蹶不振也就是很寻常的现象了。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韩国的秦汉史研究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手段上，似乎走入了一条越来越狭隘的胡同，自我封闭，孤芳自赏，从而加速了自己在学术圈子里的边缘化。
我们知道，研究秦汉史的人的最大困惑，在于史料的极其有限。一部《史记》、前后《汉书》、加上《东观汉记》、《汉官六种》、《三国志》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潜夫论》、《白虎通义》、《全两汉文》等子书、文集，几乎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家当。在这种背景下，要推进研究，超越前贤又谈何容易！近年来，简牍材料的发现，尤其是张家山汉简的面世，总算是给濒临衰微的秦汉史研究打了一支强心剂，让研究者又可以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稍稍施展一下拳脚。
韩国的秦汉史研究者当然也明白利用简牍材料来延续研究生机的这层道理。存亡继绝，迫在眉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于是乎，他们趋之若鹜，争先恐后，把释读和利用简牍材料作为自己秦汉史研究的中心任务，如醉如痴，乐此不疲，形成了当下韩国秦汉史研究中的唯一一道风景线。
他们这样做的初衷当然没有什么错。当年王国维就曾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故有孔子壁中书出，后有汉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有宋以来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近现代史学领域的新开拓，也大都与新资料的发现与运用息息相关，甲骨学、简牍学、边疆史地学、敦煌学的兴起并成为显学，均无例外。所以，韩国秦汉史研究者致力于运用新简牍材料深化研究，大方向无疑正确。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在具体做法上，走向了极端，完全矫枉过正了。常言说，真理越过一步，便成了谬误。他们所犯的，就是这类形而上学的过错，进入了唯简牍为上的思维误区。
具体来说，韩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秦汉史学者，都把秦汉史研究，等同于读《张家山汉简》一件事情，而在读《张家山汉简》时，又只读其中的《二年律令》，至于《盖庐》等材料，则是无人关心的。我曾参加过在淑明女子大学举行的每月一次的秦汉史学术月会，主题就是一个，逐期释读和讨论《张家山汉简》中的《二年律令》的简文，月复一月，别无他例。与会者人手一册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张家山汉简》普及本，一条简一条简读下来，再叽叽喳喳讨论一番，忙乎几个钟点，就做这么一件事。
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之中，任何韩国秦汉史研究者都没有了其他的选择，只能是一本正经地一哄而起释读《二年律令》，否则，就等于是没有“预流”，自绝于这个学术圈子(也真的是小得可怜)！我相识的金珍佑博士，原来侧重于两汉政治史研究，学位论文写的是“昭宣时期汉王朝政治生态嬗变”，可现在早已是尽弃旧业，以昨非而今是的姿态，一头扎进《二年律令》之中，企冀所谓的“预流”，以争取获得这个小小圈子的认可。
不过，问题在于《张家山汉简》固然重要，“二年律令”对深化推动汉代法律史研究固然意义显著，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秦汉史研究的全部，更无法取代或笼括秦汉史其他研究领域。而韩国的秦汉史学者置大量丰富的秦汉历史内容于不顾，以释读研究《二年律令》为秦汉史研究的唯一对象，很显然是挂一漏万、自我设限的做法。表面上，这是对中国秦汉史学界学术热点的亦步亦趋，积极“预流”，可实际上，却是狭隘封闭，关上门后的“一个人的精采”，其遭遇冷落，被社会边缘化乃是可以预料的结局。
毕竟，由于语言、文献、视野、交流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使是专搞《二年律令》，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也是比较有限的，很难超越中国甚至日本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既丧失了研究的主体性，又缺乏了研究的多样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螺蛳壳里做道场”，自娱自乐，无怪乎韩国的秦汉史研究之路会越走越狭窄，看不见隧道尽头的光亮，成了真真切切的“孤单之旅”。要知道，世上是没有人乐意为这种钻牛角尖式的学问“买单”的，韩国秦汉史研究的前景，未卜也能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