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著作选》（上、下卷），“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之一，陈直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486.00元

有代表性的学人，是一个大学的光荣。一个学术方向，也往往有若干位各有学术个性的标志性人物。这样的学者，不仅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充实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同时提示着探索的路径，引领着后学者前行。西北大学陈直教授在秦汉史研究领域，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设《古史新证》演讲课。在此之前，他已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毛公鼎考释》等以甲骨文金文为主要资料的实证性著名论文发表，《古史新证》可以看作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新的学术阶梯。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在王国维讲这番话时，陈直先生24岁。所谓“吾辈生于今日”之“幸”以及“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反复说到的“今日”所表现的中国学术的时代进步，陈直一代学人得以亲身体验。陈直先生是在秦汉史学界实践“二重证据法”的有影响的学者。张岂之先生说：“（陈直）严谨，材料扎实，文献材料和考古实物两相结合，立论准确，文风朴实无华。”（《治学与为人——纪念陈直先生逝世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彭树智先生指出：“他是考古学家，但他不满足于发掘报告，而是进一步使用考古为历史服务，从而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水平。”“用研究环节把二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这两个学科研究的创新思想。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的研究，都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学术与心术的统一——写在陈直先生逝世十周年暨诞辰九十周年之际》，《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19页）李学勤先生写道，“他治学朴实精深”，“学有端绪，却又能开辟新境”。“陈先生一生治学的基本方针”，就是他在《汉书新证》自序中所说，“以（《汉书》）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资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把考古和文献互相结合起来，借以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即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王氏所说‘纸上之学问’指文献，‘地下之学问’指考古。他当时讲的新发现，共列举五项：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简牍、敦煌卷子、内阁大库书籍档案、古代少数民族遗文，至今仍是专门研究的对象。”对于陈直先生坚持其治学基本方针在相关研究领域的新的推进，李学勤先生说：“陈直先生的研究范围，则超过了这五项。我们知道汉代文物极为零散繁多，真是所谓片砖残瓦、散金碎玉，而陈先生却积几十年的功力，加以汇集萃聚，一一与文献相印证，为汉代研究别开生面。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新道路，‘为推陈出新者所赞许，为守旧不化者所睢盱，知我罪我，所不计已。’”对于这种学术风格予以指责的声音现在已经不大听得到了。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陈直先生其人其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23页至第24页）。

陈直先生曾任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社科联顾问、陕西省历史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组组长。刘士莪先生回忆，陈直先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虽不是首创”，但就西北大学所处的历史、地理位置来说，“实不失为一种远见”。他的教学“言简意赅”，“不尚空谈”，“以渊博的文献知识，变文物为活教材”，“既抛弃了金石学的传统，又非就文物谈文物，而是把文物与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其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对先师陈直先生的回忆》，《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第32页至第33页）。我在1978年初至1981年底就读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陈直先生是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秦汉史研究室主任。陈直先生虽然没有给我们直接授课，但是他在《考古》《文物》等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都被我们看作必读的教材。陈直先生不仅参与主持西北大学历史系承担的《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的标点，又与冉昭德先生主编《汉书选》（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是公认的汉史研究文献学建设的功臣。他的《汉书新证》1959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1979年3月第二版面世，被看作“《汉书》学”新成就的代表，公认为《汉书》研究的经典。随后他的主要论著《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1月版）、《居延汉简研究》（1982年4月版）、《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等学术精品的集中面世，以厚积薄发的态势，显现出对学界的积极的冲击，对秦汉史研究形成了明显的引领与激励的作用。

在社会动荡年代，陈直先生曾经在金融机构谋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时势变化，承著名学者、教育部长马叙伦推荐，由当时的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约请，1950年起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这和近年一些学人愿意跳出学术圈，乐意往经济前景较好的行业发展不同，表现了相反的人生取向。1963年至1964年，陈直先生曾经以讲师身份应翦伯赞先生邀请赴北京大学讲学，应佟冬先生邀请赴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这样的情形，以被邀请人特别的学识和邀请人的特别的慧眼，曾经传为美谈。

陈直先生的论著从《汉书新证》1959年10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最初推出到插图本《读金日札》由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前后历时逾41年，“摹庐丛著”18种终于全部出齐。2006年起，中华书局重印陈直著作。选本则有2010年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长安学丛书·长安学者文集》的《陈直卷》、2012年三秦出版社版《陈直著作三种》相继问世。2021年8月，西北大学出版社又将列入“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的《陈直著作选》上下卷贡献给学界。《陈直著作选》上卷收录《汉书新证》《史记新证》，下卷收录《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文史考古论丛》。秦汉史研究者和关心秦汉历史文化的朋友们都会对这部优秀的选本表示欢迎和感谢。时值西北大学110周年校庆，《陈直著作选》的推出，也是一种学术光荣的纪念。

陈直先生有旧体诗作，载《〈摹庐诗约〉选》，收入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他的“取证马迁史”（《近成〈楚辞拾遗〉一卷》），“披香致嘉祥”（《报谢保之从兄兼述陇居近况》其二）诗句，总结了其学术生活的个性特点。原注：“‘披香’，指‘披香殿当’，亦出于汉城，殿在未央宫内。”其实，“嘉祥”，有可能指著名的武氏祠汉画象石出土地点山东嘉祥。陈直先生治学继承乾嘉学风。但是对于文物实证的重视，因时代进步条件的优越，某些方面有明显的超越。他写道：“乾嘉诸老辈，攻金石刻辞。吾家数昆季，亦颇斟酌之。言笑有新获，传观乐不支。”（《保之从兄四十初度赋此致贺》其二）又如：“淮南有《鸿烈》，梁宫发奇光。敢傲乾嘉老，眼福意气扬。”“淮南”句说“淮南”半瓦。“梁宫”句说“梁宫”瓦当。他以为自己的“眼福”，已经超过了“乾嘉”前辈学者。其实，就学术综合能力和考察水准来看，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可以“敢傲乾嘉老”的。因“有新获”而“乐不支”“意气扬”，“言笑”之间，表达了对学术的深心热爱。

陈直先生曾自号“弄瓦翁”。他注意历史文化遗迹中出自腐土泥垢之下最普通的建筑材料残存秦砖汉瓦，以及前引李学勤先生所言“片砖残瓦”之外的“散金碎玉”等，从中发现重要的学术信息。他的《关中秦汉陶录》作为积累多年对“秦汉”时期文化重心地方“陶”质文物遗存的研究心得，已经成为公认的秦汉陶文研究的名著。他的许多判断，被认作学术定论。学术史不断进步，新发现层出不穷。他的有些意见或许会出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的情形，当然应当因新材料的发现有所修正和充实，但是他的学术方法的启示意义，仍然有长久的积极影响。他倡导的“以（史籍）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资料证明为纬”的学术理念，他坚持的创新追求和实证原则，都将永远指导我们开拓宽广的学术境界，争取全新的学术创获，提升到更高的学术层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是比较规范的高质量的考古学论著目录。我们看到“考古学分论”中的“秦汉时代”部分，总题下有陈直先生的4篇论文：《秦始皇六大统一政策的考古资料》《西汉屯戍研究》《关于西汉的徒》《汉晋过所通考》。“秦汉时代”部分列有5个主题，都有陈直先生的论文，即“（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题下的《从秦汉史料看屯田采矿铸钱三种制度》《两汉纺织漆器手工业》《两汉陶器手工业》《盐铁及其他采矿》《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二）建筑遗址与建筑材料”题下的《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秦汉瓦当概述》；“（三）壁画”题下的《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四）器名考释”题下的《洛阳汉墓群陶器文字通释》《古器物文字丛考》《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四种铜镜图录释文的校订》《关于西安三桥高窑村西汉铜器铭文的几点意见》《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五）器物研究”题下的《西汉的陶器》。可见陈直先生于秦汉文物视野之宽，研究覆盖面之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这些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文史哲》《光明日报》《考古》《文物》《历史教学》《学术研究》（广东）等报刊，不仅体现作者较早关注秦汉产业发展和社会底层生产者的生活，对于新出土文物亦及时进行考察研究。发表密度也值得注意。1963年，他的论文在《文物》2期、11期发表两篇。《西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2期、3期和4期连续发表三篇。《考古》1961年4期、11期，1962年3期，1963年2期、8期，均发表了陈直先生的论文。1963年2期同期就发表了两篇。

《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考古学分论”中的“秦汉时代”所收录报刊发表学术论文，陈直先生是最多的。我们还注意到，陈直先生发表的考论文章，许多是短文。如《考古》发表的几篇论文，往往只占两三页版面，有的只有一页。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1期的《秦兵甲之符考》，全文竟然不到5百字。这些论文虽然文字简短，然而内容精到，后来学者的研究不能不用心参考。

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务求其真的探索精神，终生不懈的创新追求，使得陈直先生成为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旗帜。陈直先生的学术影响经久不衰，表现之一，就是曾经师从陈直先生学习简牍学，曾担任他的学术助手的林剑鸣先生因《秦史稿》《秦汉史》《法与中国社会》等论著获得学术声誉。陈直先生指导的唯一一届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黄留珠、周天游、张廷皓、余华青、吕苏生，都成为秦汉史研究、秦汉考古研究、秦汉文物研究方面的学术大家。

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陈直著作选》上下卷，修正了此前数种版本的不少错误，成为最新最好的本子。然而学术事亦往往难免千虑一失，如果一定要指出微瑕，或许可以注意到，《汉书新证》《史记新证》初版均为繁体竖排，这符合古籍阅读的习惯，也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汉》一致。现在均作简体横排。繁简转换有时会出现小的问题。比如《汉书新证》部分，第342页“为语兒侯”，第351页“以诏书取兒去”，第352页“美人一苇篋一合，盛所生儿”，“兒”“儿”字样显示，似可斟酌。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