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关 键 词】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

013年，韩国朴槿惠总统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信任政治”的施政纲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韩国构建为一个“负责任的中等强国”。①其实，中等强国并不是朴槿惠政府的首创，早在卢泰愚政府时期，“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字眼就频繁出现在高层政治话语中；②随后的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相继跟进，卢武铉、李明博政府更是加大力度，积极致力于推行中等强国外交。从冷战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推行中等强国外交已经成为韩国历届政府的战略共识。韩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在我国大周边外交中居于“战略支点”的位置，因此，探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中等强国：韩国的身份定位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千差万别，存在霸权国、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划分，国际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的结构。“等级结构的始终存在，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而等级结构的层化，则体现了国际格局的复杂性。”③国际关系的等级制，反映了国际政治的“自然状态”，国家互动存在着不公平和非正义性，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偏好与行为选择，塑造着国际关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中等国家在等级结构中处于一个相对独特的位置，它们介于霸权国与大国、霸权国与小国、大国与小国之间，是各方都可以争取的力量，国际空间较大，拥有重要影响力，“中等强国作为相对独立的区域次体系的力量中心，在某特定区域内如果不具有主导地位，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④因而，中等强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不可小觑。

早在威斯特伐利亚战争期间，中等强国的概念就已在欧洲大陆盛行。⑤但是，它的内涵一直没有定论。学术界认为，这个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这类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上处于中间地位；二是指这类国家在国际冲突中处于中间、中立或缓冲的地位。⑥有学者从中等强国外在的物质形态和内在的功能形态考察它的定义；⑦也有学者从国际体系视角对中等强国进行了厘定，强调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可以发挥“管理介入”的作用，认为中等强国“潜在领导力的角色”是基于相互依赖、应对国际挑战的多边合作、解决霸权国领导能力的困境这三个方面因素而确定的。⑧综上所述，中等强国的内涵应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政治意志参加国际事务，不会完全依附大国；国家拥有较大的国际经济、军事、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有能力对大国进行某种软制衡；在世界力量格局中居于中间地位，能够对国际关系进程发挥独特影响力。中等强国就是指“那些在国家规模、物质资源、行动意愿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影响力和稳定性都接近于大国的国家。”⑨这个界定对中等强国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界的认同度比较高。

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韩国已经进入了“中等强国集团”。⑩经济上，韩国拥有较大的实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之一，被世界称之为“汉江奇迹”。1996年12月韩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工业化国家俱乐部”，成为其第29个会员国。(11)自2002以来，韩国的GDP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的第11～15位之间。2012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突破24000美元。它的人口有5000多万，人口总量在世界居第23位，2011年人力资本发展系数排世界第15位。(12)另外，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2014年国家竞争力年度报告，韩国总体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26位。(13)由此可见，韩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已经跻身中等强国行列。

政治上，韩国塑造了民主国家的身份，有助于提升国际认同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韩国已经从军人主导的威权政府逐步向民选政府过渡，法治比较健全，市民社会获得了较大发展，从军人威权的抗争者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合作者和监督者，顺利实现了民主主义场域的角色转换，(14)市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增强了韩国公共外交的活力。韩国的新政治属性也获得了西方国家的身份认同，在战略价值上，韩国在东亚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属性，美国知名学者布热津斯基把韩国视为“远东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他认为，“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而改变日本的作用。”(15)这既是对韩国地缘战略价值的充分认同，也是对韩国中等强国身份的政治支持。

外交上，韩国编织了较为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格局发生变化，虽有许多因素干扰地区和平，且仍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但国际情势已经缓和许多，毕竟地区内国家不再轻易把其他国家视为敌人。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韩国以大国关系为主轴，立足国家安全，着眼半岛和平，发展经贸关系，推动区域合作，为自己争取了灵活的战略空间。在大国关系中，美国是韩国的军事盟友，是韩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基石。除了继续强化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外，韩国还利用其他因素试图拉近韩美关系：一是宣示政治效忠，韩国的保守派更是心甘情愿地推迟美国的军事指挥权移交，不顾国内反对，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此表达对美国的政治忠诚；二是强化身份认同，2008年4月时任总统李明博访美时提出，韩美要构建价值同盟、互信同盟、和平同盟，借此“标榜韩美共享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观以提升自身的地位”。(16)2008年韩国相继与中国、俄罗斯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存在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韩、日虽然没有结盟，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干预，两国关系保持了相当弹性。韩国构建的大国关系架构可以使其左右逢源，周旋于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并借重大国关系网络对其他大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软制衡”，(17)从而获取与新兴大国、霸权国家互动的最大化收益。可以说，韩国保持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平衡关系，在国际政治中获得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使外交更具有灵活性。

总之，韩国的独特性使其具有了中等强国身份，有人指出，“在亚洲即将出现的区域结构中，韩国位于主要集团的中心”，“矗立在事关亚洲未来秩序的主要裂隙和不确定性的关口”。(18)这种认识并非夸大其辞，韩国处在西方民主规范与亚洲价值之间、在亚洲陆权与海权之间、在霸权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在东亚一体化和跨太平洋自由贸易之间，可东可西，可南可北，非常灵活，这种独特性使韩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二、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多维动因的考察

冷战后，韩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利益也因观念认知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些因素为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提供了强大动力。政治精英们把致力构建一个“先导性的中等强国”作为国家使命，中等强国外交成为韩国政府持续推动的外交课题。

从全球层面来看，在国际权力再分配中争取有利的权力份额是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直接动因。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国际权力转移趋势加快，国际社会面临着新一轮权力再分配改革。在此背景下，韩国的中等强国意识增强，希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以此提升国家声望。对此，有韩国学者认为，全球权力关系的重构可以为韩国“延伸外交地平线”提供良好机遇。(19)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跨国犯罪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霸权国没有足够意愿和能力继续有效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治理失败。面对治理困境，需要创新治理思维，同时需要包括中等强国在内的各种国际力量共同合作，克服主权国家的有限性，抑止国家的自利性，走出治理失败的困境。“现实已不再回避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全球治理不再受强国霸权的操弄。”(20)因此，去霸权中心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取向，(21)国际社会纷纷要求中等强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全球治理的挑战。(22)韩国政府从全球治理改革的浪潮中看到了中等强国的机会与希望，大力推行中等强国外交，共同倡导全球治理改革，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

从地区层面来看，抓住东亚经济合作机遇，防范和应对区域安全危机，增强在区域议题上的存在感，是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深层动因。经济上，中国经济崛起加速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10+1”和“10+3”、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欧会议(ASEM)、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规划在内的各种层次的对话与磋商机制相继建立，东亚区域整合正在有序推进。在新情势下，韩国深知区域合作机遇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助中等强国外交，确立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有利位置，规避被边缘化风险。安全上，东亚是目前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首先，中、美、俄、日等世界主要大国云集，大国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区内大国的矛盾，也有区外大国和区内大国的矛盾；同时，冷战遗迹依然存在，朝鲜半岛上韩国与朝鲜划线而治，海峡两岸大陆与台湾仍未统一；再者，各种领土争端和冲突日益激烈，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后，朝鲜核危机阴影笼罩，半岛无核化进展艰难，六方会谈陷入停滞，“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等不确定性冲突时常发生，南北双方对峙的紧张局面并未消解。为了增强自身安全，韩国政府认为，必须运用外交、经济和国防等一切手段，构筑一个具有整合性的综合安全保障框架，这种框架由三大支柱构成：巩固美韩同盟关系并充实日韩安全保障关系的机能；积极参与和构筑世界及地区规模的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23)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努力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目的就是通过灵活外交拓展政策选择空间，把危机化解为转机，加强东亚区域的危机管理，保障东亚长期稳定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治精英致力于提升国家威望，增强民族自信，彰显执政成就，这是韩国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的内在动因。在经济现代化成功后，韩国获得了极大民族自信，期冀在国际事务中做个“优等生”。于是“中等强国行动主义”成为韩国政治精英的一种政治信念和追求。(24)中等强国意识贯穿在冷战结束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卢武铉政府强调，韩国要做一个“区域平衡者”，(25)力图通过平衡中美关系来扩展韩国的影响力。李明博政府则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那里借鉴经验，力图推进“积极的区域主义”，因为“成功的中等强国外交需要一些利是，霸主的支持或至少善意的忽视，可靠的联盟伙伴，以及适当的制度建设和管理，”(26)其意图就是致力于推进韩国的安全与繁荣。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把“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外交传统沿袭下来，借助“战略性资产”努力追求韩国在国际政治议程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成果对外进行发展援助，推广韩剧和“国家品牌建设”活动，传播韩国文化软实力，使国际社会深切感受“韩流”影响；积极推动国际维和行动，“注重海外军事行动并把它作为一项低成本拓展国际空间的举措，通过海外用兵，韩国实现了密切与盟友关系，提高国际声望，拓展国际空间的战略目标。”(27)总之，韩国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家，追求适度的国际声望不仅有助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而且也往往容易得到朝野力量的共同支持，较好地推动施政，提高执政政绩，赢得选民认同，这是冷战后韩国政府热衷于开展中等强国外交的内在动机。

三、韩国的战略目标：国家安全与体系稳定

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需要也是生存和安全，国家往往会把自身存亡置于大战略的首要议程。因此，保障国家安全也就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最高追求。冷战后，韩国的安全环境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韩国始终认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首先，韩国担心朝鲜政权体制会随时崩溃。朝鲜威权体制具有神秘性，决定了其对外政策意图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近年来朝韩之间不时爆发的各种危机事件让韩国倍受困扰和恐惧，韩国与朝鲜的关系改善时断时续。有学者认为，朝鲜体制的崩溃要比朝鲜的军事实力带给韩国的压力大得多，“因为朝鲜崩溃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混乱将给韩国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28)其次，韩国担心朝鲜对韩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朝鲜与韩国两方军力存在不对称，朝鲜拥有核武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阴影笼罩韩国，挥之不去，这对韩国而言是巨大威胁。再者，韩国担心朝鲜利用第三方因素制造半岛紧张。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尚未正常化，朝鲜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纠纷，第三方因素的干扰使韩国担心会被朝鲜绑架，成为朝美、朝日矛盾的牺牲品。基于错综复杂的安全情势，保障自身安全于是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这是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

为了减轻来自朝鲜的安全压力，提高自身安全系数，除了坚持以自己为基点的半岛和平统一政策之外，韩国还着眼构筑三根保障支柱：其一，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继续让美国在韩国驻军，并继续拥有战争统一指挥权，希望美国继续向其提供核保护，免遭朝鲜的核打击；其二，与中国保持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借助中国对朝鲜的独特影响力牵制朝鲜，抑止朝鲜的鲁莽和挑衅行为；其三，积极发展自身国防力量，提高独立应对不测事态的能力，并与朝鲜开展对话，以人道主义援助方式保持接触，维持沟通管道，避免韩朝关系失控。尽管近年来先后发生过“延坪岛炮击事件”、“天安舰事件”以及朝鲜核试验事件等诸多挑战，但韩国采取相对克制态度，低调应对，其目的就是不希望过分刺激朝鲜，以保持国家稳定，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让韩国陷入冲突和战争的恐惧之中。

第二个战略目标就是韩国希望利用自身的独特角色，协助中美等大国保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的稳定。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往往被寄予厚望，可以扮演保持稳定的积极角色。(29)韩国非常重视自身的独特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利用双轨策略，构建合作网络，避免国际体系和区域秩序受到破坏。“双轨策略”是指一方面积极与欧亚大陆国家保持稳定关系；另一方面也积极发展与海洋国家的长期稳定关系。在欧亚大陆，韩国重心是“向西看”，强化与中国、中亚等亚欧大陆国家的经贸关系。朴槿惠政府积极发展韩中关系：在政治上，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问韩国后，两国形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希望借助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完成弃核，促进南北和解，进而实现南北统一，结束分裂状态；在经济上，响应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中国引领的RCEP和FTAAP区域贸易谈判进程，结束中韩自由贸易区谈判，扩大和巩固对华贸易关系，决定加入亚投行。韩国与俄罗斯保持良性互动，希望进入西伯利亚进行投资，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韩国也在积极寻求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推进与欧亚大陆国家的能源关系，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

在海洋国家关系方面，韩国采取“东稳南进”的策略，继续发展与日本、东盟成员国等所谓海洋国家的联系。“东稳”是指韩国谨慎维系着韩日关系的稳定。虽然韩日关系存在历史和领土争端，但是两国关系受到美国的结构性制约。在东亚联盟体系中，日本与韩国是美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两个重要工具，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依靠日、韩的大力协助，以便对新兴大国崛起进行有效制衡。基于联盟利益，美国控制着日韩矛盾的张力，不让其破坏自己的东亚战略。另外，韩日两国也存在共同利益，两国经贸关系紧密，利益交织使双方都不会轻易触碰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总之，日韩关系虽然有摩擦，但会保持某种可控的稳定。

“南进”是指韩国把东盟视为一个展示中等强国形象和能力的重要地区平台，非常重视与东盟发展关系。除了坚持韩国与东盟的“10+1”机制外，2009年初，时任总统李明博在印尼召开的韩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新亚洲构想”，作为指导韩国外交的新原则。从该构想发表的地点选择上看，该构想的重心就是东南亚。(30)韩国发展与东盟关系具有较多优势：韩国的资金、技术与发展经验优势，结合东盟国家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双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显而易见。韩国领导人同东盟有着特殊的个人渊源，多位东盟国家领导人同韩国领导人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近年来，韩国以东盟为重点地区，大力推动公共外交，包括韩剧、旅游、美容和电子产品等在内的文化软实力在东盟地区影响较大，东盟国家对韩国形象比较认同，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韩国推动中等强国外交。借助东盟的力量，以及双方合作来推动中等强国外交，这才是韩国“新亚洲构想”的最终目的所在。(31)韩国希望利用东盟平台，加速推进中等强国外交。

四、韩国的外交策略：参与、追随与平衡

为了实现中等强国外交的目标，韩国采取了三种基本外交策略：即参与、追随和平衡。

参与策略是指韩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成为现有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者”。韩国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在诸多全球治理问题中提出倡议并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20国集团由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以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2010年韩国第一次承办了不是由G8成员主办的G20峰会，这被韩国政府视为“迈向先进国家”的有力证据，(32)甚至有韩国学者强调，今后应“通过发挥外交领导力，主导性参与20国集团首脑峰会”，(33)使韩国履行其20国集团首脑峰会议题设定者、政策协调者、协商仲裁者的职责，以此维持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动力，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韩国还举办了首尔核安全峰会，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行动。由于全球治理使国际行为体、行为体内部和治理内容都发生了新变化，去中心化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治理的逻辑与趋势。(34)对此，韩国非常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中等强国战略中的作用，认为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在全球治理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具有专业优势，拥有丰富的网络化资源，(35)不仅可以完善全球公民社会，而且也有助于消除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因为主权的有限性而陷入的困境，弥补政府在意愿和行动能力上的诸多不足，发挥相得益彰的效果。参与全球治理也表现在对国际维和行动的支持上，这是“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展示，(36)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参与国际维和的部队数量、经费都是比较突出的，迄今已经在22个热点地区部署了32.5万人，仅2011年11月韩国参与的PKO项目就有9个，参与人数达637人；先后参与了人道主义救援、公共秩序维护、选举监督、帮助经历内战、种族灭绝和饥荒的国家进行重建和新建公共基础设施、停战监督、巡逻、检查和调解等活动。(37)今后，韩国将继续强化公共外交，在全球和地区议程中发挥建设性角色。

追随策略就是指追随强者，与霸权国保持紧密联盟关系。追随强者，寻求安全庇护成为韩国生存的战略选择。美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者，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向韩国提供军事庇护；冷战期间，美国帮助韩国发展经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冷战后，美国继续向韩国提供核保护，使其免遭朝鲜的核威慑，韩国国民普遍对美国怀有“天然的好感”。韩国政府深知，没有美国的保护和支持，自身安全将面临巨大风险，也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中等强国更无从谈起。不过，追随强者策略也造成了韩国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导致韩国的国家自主性受到损害，“鉴于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历史上形成的韩美安全关系的结构性制约以及韩国社会文化层面对美形成的依赖心理”。(38)事实上，美韩关系是一种不对称依赖关系，这种非对称联盟关系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39)在美国自身实力与国际干预意愿双重下降的情况下，韩国追随强者的策略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值得观察，“韩国中等强国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与美国的固定、合作关系”。(40)在国际体系没有出现根本性变革的情势下，可以预期韩国还将继续追随美国，保持高度忠诚，巩固同盟关系，以继续获得免费搭车的机会。

平衡策略是指韩国在大国之间保持微妙的等距离关系。冷战后，平衡策略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中“隐形的主轴”。2005年3月时任总统卢武铉首次提出“东北亚的均衡者论”，表示韩国将放弃冷战时期的阵营外交，“今后我们将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均衡者作用”，(41)其要义就是：韩国不再拘泥于美日韩框架，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韩国既不属于北三角，也不属于南三角同盟；韩国要在东北亚大国中发挥“和平杠杆”的作用，特别要努力避免美日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防止在东北亚出现新的冷战，在发生“日中对立”或“美中冲突”时，韩国将作为调停人，在国际社会中显示其分量，为维护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发挥平衡作用；韩国作为主权国家应享受应有的权利，不允许出现无视韩国意愿的单方面的决定和行动。(42)同时，韩国还与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中等强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以便对大国主导进行对冲，(43)拓展战略活动空间。例如，韩国与澳大利亚保持了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双方定期举行防务安全战略对话，就半岛局势和双方关心的安全问题与防务政策进行沟通协商，建立防务高官互访机制，开展专业和教育交流。(44)“醉翁之意不在酒”，韩澳军事关系的意图是能够“在中美之间搭建桥梁”，(45)以此制衡大国行为，维持地区战略力量平衡。

在大国关系中，韩国特别注重中美平衡。中国是新兴大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国家，中韩两国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面对中国崛起，韩国的心态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韩国认为中国崛起是韩国的发展机会，韩国可以发挥地缘和文化上的优势，搭中国崛起的便车；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崛起是挑战，打破了地区权力平衡，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对中国有一种潜在忧虑和不信任。“偏见和误解，导致韩国人对中国的充满怀疑和不安，担心中国崛起后会恢复朝贡体系，寻求亚洲大陆的霸权，韩民族再次失去其独立性和安全感。”(46)现在韩国对华政策充满矛盾，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怕被同化，失去自我；太远也不能搭上中国发展快车。从卢武铉、李明博再到朴槿惠，韩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基本上是在中美之间进行分寸拿捏。韩国的策略就是通过加强韩美联盟关系来获得安全保障，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来获得发展机会。总之，韩国的平衡策略就是在中美之间来回摇摆，保持微妙平衡，试图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两边讨好，规避“选边站队”的风险。除了中美平衡之外，韩国在中国与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之间也奉行平衡政策，在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势下，韩国也试图扮演中等强国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是基于四个基本条件所创造的有利环境：前瞻性的外交领导、把安全挑战置于某种程度的控制之下；专注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制定有适当关切的战略规划，但是避免伸手太长。(47)其实质是韩国在东北亚大国之间取利的一种理性策略，并让韩国成为中、美、俄、日等大国积极争取的对象，今后大国平衡术还将继续下去。不过，也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了外交平衡的两难困境：“韩国要在中、美、日三国之间保持平衡，面临着诸多难以想象的压力，它也面临着如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保持平衡的两难。”(48)韩国需要小心翼翼地在大国之间进行“走钢丝”，否则可能导致游戏崩盘，最终受伤的是自己。

五、结语

随着时空场域的转换，韩国政府致力于把国家重塑成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其基本动因有三重考虑：在国家层次上，以民主主义、市场秩序、多元文化等为前提，谋求实现和平统一、繁荣强大的韩国；在地区层次上，在东北亚安全复合体中提高自身安全的保障能力，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努力建立东北亚国家相互依存的制度化关系，形成安全保障网络；在全球层次上，韩国将继续“维持能与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以及先进区域不断沟通的经常性接触”，(49)拓展国家软实力，获得国际声望和地位，使其他国家不能轻忽韩国。要看到，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背景下，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将继续以参与、追随和平衡为基本策略，真正目的就是提升国际存在感，维系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和秩序，最大限度地保持区域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继续享受和平与发展红利。总的来看，中等强国外交是韩国国际战略的新定位，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努力的新尝试，折射出理性选择的战略逻辑。未来，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大周边外交如何开展良性互动，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支点国家”，值得进一步密切观察。

注释：

①Yun Byung-se,“President Park Geun-hye’s Trustpolitik: A New Framework for Sou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http://english1.president.go.kr/government/news.php?srh％5Btext％5D=middle+power&srh％5Bview_mode％5D=detail&srh％5Bseq％5D=3206,访问日期：2014年4月6日。

②Jeffrey Robertson,“S. Korea takes growing role as middle power”, The Koreaherald, 2013年4月17日。

③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④于镭、[澳]萨姆苏尔?康：《“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⑤[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版，第154页。

⑥[墨]G.冈萨雷斯：《何谓“中等强国”?》[J]，《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⑦Chapnick, Adam,“The Middle Powe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7. 2(1999): pp. 73-82.

⑧Bernard Wood,“Middle Pow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http://wider.unu.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previous/en_GB/wp-11/_files/82530817520633193/default/WP11.pdf,访问日期：2014年4月20日。

⑨R. G. Riddell, cited in R. A. MacKay,“The Canadian Doctrine of Middle Powers”, in Soward, Frederic Hubert, Harvey Leonard Dyck, and Hans Peter Krosby, Empire and Nations, Essays in Honour of Frederic H. Sowar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p. 138.

⑩Andrew F. Cooper,“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20”, https://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0818_hgcy_working_paper_No_1102.pdf,访问日期：2014年5月3日。

(11)OECD,“List of OECD Member countries-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OECD”. http://www.oecd.org/about/membersandpartners/list-oecd-member-countries.htm,访问日期：2014年4月28日。

(12)Sook-Jong Lee,“South Korea as New Middle Power Seeking Complex Diplomacy”, http://www.eai.or.kr/data/bbs/eng_report/2012091211454078.pdf,访问日期：2014年4月29日。

(13)“Korea—Overall Performance”, https://www.worldcompetitiveness.com/OnLine/App/Index.htm,访问日期：2014年10月6日。

(14)刘雨辰：《民主主义视角下韩国市民社会的角色转换》[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5期。

(1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4页。

(16)詹德斌：《韩民族“恨”的心理特征与韩国外交》[J]，《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3期。

(17)T. J. Pempel,“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 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0(2010), pp. 209-238.

(18)Michael J. Green,“Balancer or Shrimp: Korea, Asia’s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events/seminar-balancer-or-shrimp-korea-asias-emerging-regional-architecture,访问日期：2014年4月16日。

(19)Kim Sung-han,“Global Korea: Broadening Korea’s Diplomatic Horizons”, https://csis.org/files/publication/120727_KimSunghan_GlobalKorea.pdf,访问日期：2014年4月19日。

(20)唐纲：《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J]，《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8期。

(21)刘雨辰：《冷战后全球治理制度变迁：逻辑与趋势》[J]，《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2)“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iddle Power Countries in the Face of Growing/Changing Global Issues”, http://www.ifans.go.kr/knda/hmpg/kor/pblct/PblctView.do?clCode=P02&pblctDtaSn=12113&koreanEngSe=KOR,访问日期：2014年5月2日。

(23)方秀玉：《韩国外交战略取向与对日安全关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24)Young Jong Choi,“South Korea’s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http://spfusa.org/pdfs/2008/oct2choi.pdf,访问日期：201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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