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接受的是正统的政治教育，岁月流逝，许多内容早已模糊乃至淡忘了，然而，有些教条却依旧在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其中一条，就是：“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到了韩国，对一切都感到新鲜，自然也关心当地民众嗜食“精神鸦片”的情况。因为多年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直觉告诉我，要认识一个社会、解读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接触与了解该社会的宗教信仰状况与特点，往往是事半功倍的捷径。
韩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真诚执着的，但这中间却透露着理性平和的色彩，远远不至于疯狂或迷乱。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所皈依信仰的宗教持虔敬肃穆的态度，是出乎内心的渴求与精神的安顿之需要，而超越了单纯功利的层面(国内不少人是抱着现实功利目的才信教的，譬如，为求子去拜观音)，这种心态下的信仰选择，就不能不真诚执着。同时，民主自由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韩国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也秉持宽和包容的态度，既执着自己的信仰，也尊重他人的选择，皈依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互相包容，和睦相处。所以，韩国社会上宗教虽多种多样，有基督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圆佛教、天道教、大倧教、甑山教等等，但这些年来从不曾听说发生过什么宗教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韩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又不是疯狂或迷乱的。
韩国人对宗教的真诚与执着，在我们这些外人眼里看来，可以说是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圣诞节的平安夜，首尔明洞大圣堂的广场拥入了数以千计的天主教信众，在凛冽的寒风里，他们神色庄重肃穆，静静伫立在那里，等候进入教堂参加由枢机主教主持的子夜弥撒。一站就是数个小时。当可以入场时，他们极有秩序依次鱼贯而入，没有一个人插队挤塞，尽管排在后面的人群，最终进不了教堂，只能到另一个场地观摩弥撒的现场录像，可是他们却依旧安之若素，没有丝毫的急躁与抱怨。这是一种素质，而这种素质恰恰又是基于纯正信仰的结果。
还是明洞大圣堂的情景。每个星期天从早到晚，这里有多达10场的弥撒，每场弥撒都挤满信众。弥撒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信众向教会奉献。这时，在庄严悠扬的音乐伴奏下，唱诗班的歌声在教堂大厅里回旋缭绕，而人们则依次上前，将一万、五千、一千等面值不同的韩币庄重地放入募捐花篮里，没有人例外，没有人犹豫，也许在他们心里，早已把这种奉献，看成是自己实践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而看看国内的教堂，弥撒同样有募捐这个程序，可又有几个人在那里捐钱奉献的。奉献的做法虽小，但却反映了中韩两国民众宗教意识的差异，中国人皈依宗教，多出于功利的考虑，为的是多索取；韩国人皈依宗教，多出于信仰的驱使，为的是多给予。
正是因为有多给予多付出这样的初衷，韩国人为宣传宗教、传播信仰的努力可谓不遗余力，有时甚至到了“犯傻”的程度。
我的几位同事租住的房东一家是虔诚的基督新教信众，自从我的同事们入住开始，这一家人便对他们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带他们去教堂参加免费的韩语学习班；招待他们游览汉江；还时不时请他们享受韩式烧烤；目的就是一个，即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我那些同事的心中，争取他们能早早皈依天主，共蒙基督的荣光与恩宠。我那几位同事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当然不能为几顿烤肉而丧失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尽管不违拂人家的美意，烤肉是照吃不误)，最后只好让房东一家人深深失望了。
在韩国，宗教具有极其雄厚的社会群众基础。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5年度韩国宗教人口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全韩国4700多万人口中，有宗教信仰的，达到2500万之众，超过了无宗教信仰的人数(2180万)。而且宗教信仰的人口仍在呈示增长的趋势。这一点，用1995年的统计数据作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年全韩国人口数为4455万人，其中有宗教信仰的，为2259万人；无宗教信仰的，为2195万人。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之中，韩国人口总数增长约250万人，可无宗教信仰的人口却不增反减，在整个人口比例结构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又有了一定的增长。当在一个国家里，有宗教信仰的民众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时，这个国家的宗教基础自然是雄厚坚实、不可动摇了。
韩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以佛教与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为大宗)为主，占全体有宗教信仰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他像儒教、圆佛教、甑山教、天道教、大倧教规模都比较小，多则10余万，少则数千人，而且地域分布已受限制，往往是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例如，儒教就仅仅流行于经济相对比较落后、风气比较纯朴和闭塞的安东、江陵一带。
同时，韩国的宗教结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出韩国社会西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折射出韩国民众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自我调整。自1995年到2005年，韩国有宗教信仰的人数递增了250万人左右，可是比较本土化的佛教只增加了4万余人；而儒教则更是不增反减，由21万多人，剧减一半以上，只剩下10.4万人左右。相反，信仰西方文明的主体宗教——天主教的人数则迅速增长，由295万猛增到514万多人。由此可见，尽管不少韩国人在那里侈谈韩国是今天东亚儒教文化中心，中华古典文明在韩国保留得如何怎样，但客观事实却是，西方的强势文化正越来越主导着韩国人的精神生活。天主教的蓬勃发展，所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信息。因此，面对这样的现实，却依旧高谈阔论儒学的复兴、东方文化将成为未来的世界文化主体云云，就不免是自欺欺人的“意淫”而已！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近十年，韩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数有了较快的增长，已超过信奉佛教的人数，而且有进一步拉开双方距离的趋势。但是，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这主要是天主教部分的增长，信奉基督新教的人数在这十年中，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减少，由1995年的876万人，减至2005年的861万人。其绝对总数虽然仍大于天主教信众人数，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却由1995年的近3倍，急速缩小为2005年的不到2倍。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值得宗教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个人的猜测是：天主教更注重家庭伦理，在堕胎、离婚等敏感问题上持比较保守（也可以说是稳妥）的立场，这对重视社会和谐、强调家庭生活、提倡礼乐秩序的韩国社会来说，或许更容易发生认同与共鸣。可见，韩国民众对西方文明的沟通与融合，也自有其主体性的理性选择。
任何宗教，不管其形式或内容如何，其精神实质都有着根本一致，即主张公道正义，强调奉献助人，提倡仁慈博爱（所谓的“邪教”不在其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释人们的精神紧张，填补人们的心灵空寂，化解社会竞争所导致的戾气，营造社会构建所需要的氛围，称得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润滑剂，追求心灵安顿的避风港。这一点，我在韩国一年生活中有深切的亲身体会。
在一年里，我遇到了太多的感动，为韩国民众质朴善良的情操与行为所折服。在庆州参观佛国寺时，我曾与大队人马失去联系，回头寻找旅游车又不见车辆踪影。这一下，我的脑袋整个大了，满心慌乱，手足无措。这时，是一位韩国老人主动邀我上他的车，赶到石窟庵停车场（佛国寺与石窟庵两处相连，旅游车先在佛国寺放下我们，到石窟庵再接应我们），替我寻找到我们乘坐的那辆旅游车，使我避免了一次重大危机。我拿出1万元韩币略表谢忱（坐出租车还要付费呢），但老人坚决拒收，还用英语客气道别，接着“绝尘而去”。这种既花费时间精力又倒贴汽油费的事情，换了在国内，恐怕是不大会有人乐意做的，就算有人愿意，能不趁机敲你一笔竹杠，也就该谢天谢地了。可韩国人做了，而且是做得那么自然，那么优雅。
春暖花开时节，我与一位中国留学生结伴去仁川江华岛旅游，中午时分，就在江华岛一家餐馆就餐。两人饱餐一顿，也就花了一万元左右。正在庆幸这顿饭物美价廉、委实划算，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店主人——一位老大妈来到我们的桌子前，退还给我们四千元韩币，说是收款时没有算仔细，多收了我们的钱，现予以奉还，并连声道歉，请求我们谅解。这样的场景，我只有在李汝珍《镜花缘》的“君子国”一节中才读到过，可那是小说，而这一回我可是在韩国亲身经历，的确有恍惚隔世的感觉！
京东市场，是我们平时购物的主要处所。在那里，我也时不时见识了韩国人的淳朴厚道。不能说每位商贩都是君子，但要承认在这些商贩中，称得上君子者委实不少。
一次，我看到一个菜摊上韮菜标价一捆800元韩币，觉得物有所值，就掏钱购下一捆。可菜摊的主人只收我500元，说是天色已晚，正降价出售，还来不及改标价，但买卖时则不能多收钱了。过去，我们讲“童叟无欺”，这回可是“内外无欺”了，做买卖到了这种境地，叫你不能不佩服！
又一次，我在一家肉铺子买肉，除了购下一块猪里脊之外，又提出再要几斤五花肉。可肉铺掌柜却建议我不要买他铺子里的，而该去隔壁的肉铺买——因为货源不同，他自己肉铺的五花肉价格相对昂贵，买了不合算。把送上门来的生意主动推辞掉，这真的让我们这些在国内市场上挨宰惯了的书呆子诧异莫名。看来，我们过去积淀已久的“无商不奸”观念，在韩国这个社会里应该要加以纠正了。
韩国人的“君子”之风的养成，我虽不敢说是基于他们的宗教文化；但是，我想这也许还是与他们的宗教文化长期熏陶与感化有一定的关系：当人们普遍服膺与信仰宗教，按照宗教的道德训示为人处世，那么，宗教所提倡的诚信无欺、厚道关爱、乐于助人等美德懿行，也就一定会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顽强地表现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这是社会成熟的体现，更是人性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