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北京医院，99岁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病危，若干中央领导前来探望。原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了，逗留良久，询问甚细：“告诉王郁昭了吗？马上通知！”
近一小时后，89岁的王郁昭坐轮椅赶到病房，此时，万里刚刚去世。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王郁昭从轮椅上站起来，向万里三鞠躬，然后坐到轮椅上，绕病床一周默哀。
回到家里，王郁昭马上给赵树凯电话，声音低沉而悲沧：“万里同志去世了，我刚从医院回来”。沉默顷刻，又说：“看上去比前些天明显瘦了”。
一
屈指算来，从1977年夏第一次在安徽省委见面，到2015年夏在北京医院最后告别，王郁昭认识万里，整整38年。他已经不记得见过多少次万里了。晚年，在老同事、老领导中，王郁昭最惦记的人是万里。
王郁昭晚年回忆从政道路，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1970年夏天，担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此前的1964年，他曾经跟随杨晓春在一个县的社教工作队工作。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
王郁昭谈及万里，每每语含深情。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或市长）。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
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九月，在滁县，安徽省委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经验交流会。十一月，出台了标志安徽农村改革启动的省委“六条”文件，在全省范围内放宽农村政策。这个省委六条，是标志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的里程碑式文件。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包产到户。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政策，意见的纷争很激烈。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二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他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对他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次从地委书记到省委常委的提拔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并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1983年3月初，中央通知安徽省委常委全体到京，住进京西宾馆，等待中央领导集体谈话。王郁昭后来回忆说，刚到北京时，以为三两天之内就会公布班子并谈话。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京西宾馆住了二十来天。期间别无它事，仅仅是等待。王郁昭在宾馆看看书，有时候出去看看朋友，或者逛逛书店。
3月26日，全体省委常委被接到中南海，参加中央领导的集体谈话。出席谈话的中央领导有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宋任穷等，他们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其中宋任穷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万里主持了这次谈话。首先，宋任穷宣布新的安徽省班子。原来已经在省内宣布的省领导班子方案发生颠覆性改变，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是新的人选。省委书记是黄璜，原方案中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省长是王郁昭，在原方案中是常务副省长；其他职位也有很多变动。新班子与原方案变化如此之大，大大出乎意外。
确定安徽省委班子的过程一波三折，万里、胡耀邦的意见与时任省委领导、中组部人事考察组发生分歧。万里认为，省委书记的最合适人选是王郁昭，最后推翻了原定班子结构。考虑到意见分歧，没有让王郁昭担任书记，而是安排为省长，同时，安排资历最浅、原来排名最后的省委常委担任书记，可谓煞费苦心。但在谈话中，万里强调了王郁昭在省委班子中的主导地位。这为王郁昭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积累了内部矛盾。
新班子宣布后，万里、习仲勋、胡启立分别讲话。万里首先讲话，也讲得最长。他说：“安徽的班子酝酿了很久，解决得最晚，为什么晚？慎重。”但是，万里并没有展开解释班子方案变化的过程，而是评点了新老班子里的部分成员，并特别对王郁昭的任用做了说明：“王郁昭同志，他文化水平高一些，研究了多次。因为也有人不大同意，理由是批邓当中有点问题。当时在那个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当时各省都发了通电，那是毛主席说要批邓的。中央认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不算什么问题，不影响对他的信任和使用”。
万里又说：“王郁昭同志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在凤阳县实行大包干到户，现在全国都搞开了，这一条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不要骄傲，要闯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还要继续探索。搞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我们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美国人韩丁最近到凤阳去看，回来写了一篇，说凤阳现在确实富了，但是一二年后可能就没有劲了，他还不大通。王郁昭同志有创见、有干劲，但不要满足。”
接下来，习仲勋讲话：“首先声明，我对安徽的问题没有发言权。去年同万里同志一起研究安徽的班子，才了解一些。”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安徽带头搞农村改革，随后，也解释了批邓问题：“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反映某一位同志问题的来信上做了批语：当时批邓，谁都得批。他的这个批语很重要。”习仲勋又说：“这个班子定了，但还会有各种议论，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还会接到许多来信，你们不要受外界干扰，首先你们班子要顶住。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再来信，我们即一看了之，甚至看都不看。”
王郁昭在若干年后谈到，他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央领导人专门解释“批邓”的事情，非常感动，以至于当场流泪。后来，万里还对王郁昭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负起责任，奋力开拓安徽的工作。
为什么原定班子出现颠覆性改变？不少人在议论，提出推翻原方案的是万里和胡耀邦，并经邓小平的批准，内情隐秘复杂。
三
与万里交往多起来，是王郁昭从安徽省长调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之后。
对王郁昭来说，调离安徽是巨大意外。1987年6月，他率安徽省政府代表团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在北京刚下飞机，省里来接的人就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领导请他去谈话。第二天，他去见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这位领导说：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再担任安徽省长。这位领导还说：“你对农村改革有贡献，熟悉农村工作，到北京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王郁昭表态：服从中央决定。同时，他对这种调动明显不解。王郁昭借用鲁迅的话，表达了对调动的不满，意指有人中伤排挤。中组部部长显然无意与他讨论，更不回应他从鲁迅文章中引申的问题，而是说：“工作需要嘛”。
在与中央组织部长的谈话中，王郁昭几次都提到了鲁迅“横站”的说法。鲁迅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郁昭到北京上班以后，开始几个月没有分工，“实际上是坐冷板凳”。这几月，他没有具体责任和实际职权，上班主要是看看文件材料，常规性地参加会议。后来，王郁昭被安排分管下属单位，主要是报社、出版社等。不论分工前还是分工后的的情况都显现出，九号院对于他的到来，并没有需要，也没有准备。再联想到，他卸任省长并不马上到位，调令下来几个月后才进京报到。可见，中组部领导所谓农村政策研究的“工作需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调动原因。
在王郁昭担任省长后期，中纪委接到关于他的举报。举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文革中间“批邓”的问题。举报中另外的问题，说他在用人上拉帮结派、工作上作风浮夸等。谈到用人问题，王郁昭说：“有人向上反映我的问题，说我在安徽势力太大，并说在地市、厅局的领导人中，我的学生就有八十四个。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在大学教书十几年，学生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做什么领导。有人向中央反映：王郁昭在长江路上一呼百应。”长江路是省委省政府门前的一条马路，是省会的主要道路。王郁昭晚年曾多次感慨，对于此种非议，当事者本人是无法辩解的。
1987年5月，中纪委派出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组到合肥后，先与王郁昭见面并说明来意，王郁昭表示积极配合，照常工作。文革中“批邓”问题说来话长，但并不复杂，且已经有过处理。1976年初，邓小平在短暂复出后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王郁昭作为地区革委会主任，在省里一次会议上做了“批邓”发言。早在1978年，王郁昭就被告过，告状者曾是地委班子成员，说王郁昭“批邓”很积极，并且与“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有密切关系。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他看了信后曾派人查过，说没有问题。这个人就又告万里，把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决定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由省纪检委副书记做组长，省委副秘书长、公安厅副厅长做副组长。调查组调查两个月后，省委常委会听工作组汇报，王郁昭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万里在会上说：“调查证明，这是诬告，诬告必须反坐，要承担责任”，会议决定把这个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在滁县开了群众公开审判大会。王郁昭当省长后，告状在继续，其中既有原来的告状者，也增加了新的告状者，但大致上都属于过去地委的班子成员。这正是中纪委派出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由头。
王郁昭回忆说：“为了查我的‘反邓’问题，中纪委工作组约谈了很多人，去了几个地方，还查了当初的档案。我当时在省里的‘批邓’发言材料，大部分内容是从南京军区的一个批判材料上抄来的。后来，我就出访欧洲了，一回到北京，就被通知调离安徽。决定调离我的时候，调查还在进行，调查并没有发现问题。我走了以后，工作组就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外出调研的旅途中，王郁昭遇到一位当年的调查组成员。他对王郁昭说：“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调查组正在查，还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突然把你调走了。我们觉得，总应该把调查搞完，有问题或没问题有个说法，然后再调人好说些。这样做事很是莫名其妙，搞得我们很不好下台。”
王郁昭对于这次调查和调动的不满是显然的，但是甚少表达。我还在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有一次上班路上，我们在车里，不知道怎么聊到这次中纪委调查。他感叹到：“想想彭德怀，也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功劳再大，也大不过彭德怀；案件再冤，也不能冤过彭德怀。我这点委屈，实在不算什么。党内斗争就是这样。”关于这次调查的结论，中纪委在两年多以后才正式告知他本人。
王郁昭离任省长后，中纪委调查组即风流云散。调查结果如何，查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结论，既无任何说法，也无人提及，更没有人找王郁昭谈话。从所谓组织原则来说，应该与被调查者见面沟通。王郁昭当然很关心这件事，但中纪委不找他，他也不便找中纪委，照常工作而已。
1989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调查结束两年多以后，中纪委约请王郁昭谈话。与王郁昭谈话的是当年中纪委调查组负责人，已经是中纪委副书记。谈话就在中纪委所在地官园的一个会客室里，内容很简单。这位副书记说：“关于当年有人举报你的问题，我们早就查清楚了。但是，拖到现在才谈话，很是对不起。我们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不需要做任何组织处理。谈话拖了两年，很对不起，向你表示道歉。”这位副书记又说：“调查的结果，你没有问题。你看是否需要个文字材料？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出一个文字材料。”王郁昭考虑了一下，说：“既然工作组已经查清了问题，还了我的清白，文字材料也没有什么必要了。我作为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群众监督，既然有人告状，那么就应该调查。”中纪委谈话后不久，国务院一位领导也找王郁昭谈话，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撤销九号院机构，让王郁昭负责清查处理和遣散分配工作。
发生在1987年夏的中纪委调查，到1989年秋才谈话，期间为什么要拖延两年多，王郁昭并不很清楚。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曾对他说过一些情况。陈作霖是王郁昭的老同事、老朋友。1970年代中期，他们都在滁县地委工作，陈作霖是地委书记，王郁昭是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后，两人同住在一个部长大院，时有见面。调查组回来后，中纪委内部曾考虑让陈作霖找王郁昭谈话。但是，陈作霖没有同意，说：“当初派工作组去查，我就不同意，因为告状信说的主要问题，我是清楚的，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就查清楚了。现在让我去谈话，不合适。”后来，中纪委内部又有人提议让另一个副书记与王郁昭谈，这位副书记也不肯谈。这样，就拖下来了。到了1989年秋天，再不谈话就要直接影响王郁昭的工作变动，所以，就安排了当初的调查组负责人出面。王郁昭认为，如果没有九号院里的机构撤销，不是让他来负责清查和善后，也许这件事就不再提及，当年那次长达两个月的中纪委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纪委调查可以说无功而返，但是，问题依然不好解释，当初为什么要派出调查组，调查组与王郁昭的调离有什么关系，似乎扑朔迷离。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可以说，是因为有人告状到中央，中纪委派了专门的工作组到安徽调查，然后，王郁昭被调到北京。那么，通常就会认为这与告状有关，或者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这种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告状已经持续数年，为什么前几年了无声响，这次却能兴师动众？更重要的是，调查没有发现问题，就决定调离了。可见，调动与中纪委调查关系不大。也许，这种调动背后有更深厚的意蕴，调动与调查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甚至是一种虚假相关。
四
关于王郁昭调离安徽的原因，在后来若干年中，一些有关或无关的官员，在不同场合有所议论。1987年王郁昭的调离并非个别，而是一次涉及十几个人的人事调动，既包括一些省领导，也包括一些中央部委领导。在某些人看来，他们都是和万里关系密切的人。这十多位省部级干部调动的基本特点，就是从重要岗位调整到不那么重要的岗位，有的甚至直接降级降职。
在这次十多个省部级干部的职位调整中，一位来自东部的副省长的经历更堪玩味。当时，他是中部某省的省委副书记，四十五六岁，可谓意气风发。中组部领导突然找他谈话，说中央决定调他到东部某省一个地级市担任市长。这已经不是平级调动，而是直接降级降职。他问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回答说不是犯了错误，他问那为什么这样调动他，中组部领导的回答是：这是工作需要，你年纪轻，要能上能下，多多磨练。就这样他就当地级市长去了，当了两年市长，他又当市委书记，当了一年市委书记，他又当回了副省长。
当年这些调动的当事人，在议论这波官员调整时，往往要说到当年那场中国政界的大地震。年初，胡耀邦总书记突然去职。随着总书记和总理的变动，万里的位势也有变化。直白来说，由于高层权力结构变化重组，万里也遭遇困境，当时没有能力给王郁昭等人提供支持。
谈到当年调离安徽，虽然与中纪委调查有关，但是，王郁昭从未抱怨纪检部门。作为政界要员，被举报或者告状总是会有的，但举报本身并不重要，或者说，举报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举报经常发生，重要的是查或不查；问题经常发现，重要的是处理或者不处理。若翻转角度看，则有另一种运作轨迹，不是因为有问题而决定处置，而是因为要处置而寻找问题，问题本身并非决定性力量。这其中不同因素互为变量、互为因果，演变机制和配置艺术可谓出神入化。在西方，这种出神入化的决定性力量首先是选举；在中国，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或者说各种力量的逻辑关系如何展开，于探究者而言是莫大挑战。
王郁昭调来北京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中共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选。
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赵树凯担任王郁昭秘书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负责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有一次，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冬，王郁昭探访万里后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农村改革大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
万里治丧期间，中央在北京305医院设置了灵堂，接受各界公祭，王郁昭坚持要坐轮椅前往，但身体欠佳，家人劝阻而作罢。他委托赵树凯再次当面向万里子女转达悼念哀思。
在万里辞世一年后，2016年7月16日，王郁昭溘然长逝。
（ 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