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纪念抗战是为了守卫和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2 次 更新时间:2015-09-02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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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9月3日,世界再次聚焦中国,抗战70周年的阅兵式。阅兵的目的显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是凝聚世界和平发展力量的一种集体仪式。在阅兵不再普遍化的当代,这种仪式有着特别的警醒意义,即战争并未终结,为了永久和平,必须不断重申和平的根本价值并凝聚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同时,纪念亦指向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成熟,一种现代民族精神的生成与勃发。抗战纪念有着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国际与国内、政治与法律等诸多层面的针对性及其意义指涉。  

从总体背景来看,纪念的必要性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和平意志及周边安全格局。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记录和启示,善于从历史中发现规律与智慧。抗战史既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史,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世界和平力量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政治现代化与国家建构的定型史。纪念这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可以重新发现补益于当下进程的智慧因素。中国的崛起是以“和平发展”为主调的,而改革发展形成的巨大国力又必须用于国内和国际和平,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帝国掠夺杀伐之路,而是和平发展之路。纪念抗战在于展示中国人民坚强的和平发展意志。再者,美国重返亚太、钓鱼岛与南海争端以及日本安倍政府右翼的兴起,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挑战,纪念抗战亦体现了中国的安全焦虑。

抗战纪念还有着重温建国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政治大熔炉。在民族危机面前,爱国将领不惜兵谏,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超越阶级对立和党派之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在抗战中分别负责正面主战场和敌后主战场,发扬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为抗战胜利和国族保全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看到,此次纪念亦包含对国军抗战的高度肯定。抗战是国共两党以至于今日两岸关系不可切割的历史命运纽带,重温抗战建国精神对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亦有着建设性意义。

放宽历史的视界,抗战八年是国共长期建国竞争史的分水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外意义上是抗击侵略,保家卫国,在对内意义上则为国共两党的建国实验和政体建构提供了客观上更为公平的竞争秩序。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未能超越训政法统,而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实验则以“统战政体”的形式从理论和制度上为战后的联合政府、新旧政协及共同纲领奠定了扎实的历史基础,至今仍以“新民主主义”形式作为中共执政的历史与政治资源。1945年,抗战惨胜,但和平民主建国未能完成,令人扼腕。

不过,经历抗战锻造的国民党不得不迅速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变,制定1947宪法,而共产党则主要以根据地民主政治经验为基础立宪建国。1949年之后两党主导下的两岸政体各自经历了复杂的内部调整,同时仍然存在长期竞争关系。这种长期竞争为整体中国的立宪建国史及其未来前景注入了难得的历史活力与制度愿景。尽管今日纪念活动中的两岸协同仍有梗阻与对抗,甚至台湾地区的“反课纲运动”还从反面侵蚀着两岸共同的抗战史观根基,但两岸和平发展是源自两岸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法则,不易撼动。

我们也注意到民间对于此次抗战阅兵的不同讨论,甚至对阅兵仪式包含的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予以批评。这些讨论表明:第一,当代中国社会已进入价值多元主义阶段,国家和民众对不同意见和理由应保持开放包容,这也是和平价值的内涵;第二,抗战纪念对历史、国家与集体精神的重申,包括阅兵仪式,本身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公共生活传统,有历史合理性与正当根据,也得到国际社会理解甚至支持;第三,对阅兵式的象征意义与价值焦虑反映的实际上是对中国内政改良尤其是民主法治建设的规范性期待,其动机与理由需要正面体认。

当然,纪念抗战并不局限于国家仪式,还需要日常化和民间化,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和平、健康与理性的抗战公共文化。此次国家特赦是内部历史和解的积极表现,值得肯定,此外还需要我们积极调整反思某些不当的文化表现,比如抗日神剧的娱乐化和夸大化倾向就是有害的,对抗战民族精神与和平发展伦理有很大的解构作用。对基于历史仇恨的过强民族主义也需要适当引导和约制。在纪念形式上,应以和解、尊重和面向未来作为指导原则,不仅容纳两岸视角与力量,还应更多容纳中日视角与力量。此外,还要反思抗战建国失败的深沉政治文化根源,民间儒学团体弘道书院近期举办的“抗战中的国家精神”研讨会就有深入分析。我们还看到日本人民近日发起了反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立法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日本民间社会、团体、学者与青年以“人民”名义出场护卫和平宪法,这也是对抗战和平精神的一种独特的域外纪念。和平原则是抗战遗产,也是日本宪法之根本法原则,需要共同捍卫。

总之,战争不自觉充当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和平发展才是普适价值和人类共同理想。纪念抗战是为了不再有战争。康德有永久和平理想,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是人类追求这一理想的坚定步伐。中国的抗战是自我存亡之战,也是人类和平前途之战。此次纪念应深化多层面的针对性与意义,巩固历史成果,反思调整文化表现,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日深层次和解与世界和平更大发展。      



(原载《法治周末》2015年9月3日,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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