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礼崩乐坏”
至少近代以来，世界秩序是大国塑造的，世界秩序也因大国而解体。今天，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在迅速解体。尽管表面上这个秩序依然存在，但它与国际政治似乎已经毫不相关，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以巴冲突，联合国俨然只是一个“旁观者”。
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竟有四国已经在从事战争，只是卷入的程度不同而已。
俄罗斯依然在进行战争，即乌克兰战争，并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是美国和西方的代理人战争。俄罗斯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美国领导的北约的持续扩张直接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也不难理解，尽管这场战争直接表现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但间接地表现为俄罗斯和北约的较量。因此，美国领导的北约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卷入和参与战争。随着战争的推移，北约国家的卷入程度越来越深。
英国自称也被同时视为美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盟友，从一开始就做了最简单的选择，即毫无保留地站在美国这一边。
法国一方面试图坚持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已经深度卷入战争。如果要说法国和美国的不同之处，那么只能在抽象层面来说了，那就是，法国是为欧洲而战。法国看清楚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私利，相信欧洲不能依靠美国来保护自己，而是必须自己保护自己。
在欧洲，美国在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从一开始，美国的目标，诚如其所宣称的，是彻底把俄罗斯打垮或者拖垮，使得俄罗斯再无能力“做坏事”。除了没有出动军队直接参与战争之外，美国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
美国资助乌克兰的金额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美国还提供先进武器，替乌克兰在世界范围内打认知战争。但有一点美国区别于北约其他国家，那就是美国远离欧洲，这场战争的直接受损国是法德等欧洲国家。
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使得战争既没有如俄罗斯所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也没有如北约所期望的那样把俄罗斯彻底打垮。俄罗斯是大国，不容易被打垮；而美国不想把国家的全部精力放在这场战争上，因为美国在进行这场代理人战争的同时也在准备另一场“战争”，即和中国的“战争”。
结果便是今天的持续“战争”状态。
最近，美国先是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影响世界经济；紧接着，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指责中国帮助俄罗斯，要求中国停止可以帮助俄罗斯进行战争的贸易。
很显然，美国试图把不能击垮俄罗斯的责任推到中国这一边，尽管美国本身及其盟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和俄罗斯的生意来往。
对中国来说，很难理解的是，美国一方面在印太地区准备着和中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希望中国和俄罗斯不要有任何贸易往来——这样美国领导的北约可以更快地击垮俄罗斯，使得美国尽早可以腾出手来全心全意地应付中国。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理顺吧！
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逻辑
美国所体现的是西方文明典型的“要不天使、要不魔鬼”的“二元对立”世界观。
在这种世界观中，国家被分成“朋友”和“敌人”，或者“要不和我站在一起，要不就是反对我”两个阵营。因此，即使没有“敌人”，也必须制造一个“敌人”出来。
在苏联阵营解体之后，美国先是逐步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然后把中国视为真的敌人——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美国来说，印太战略的目标要不就是“冷战”，像围堵苏联那样围堵中国；要不就是“热战”，一旦发生战争，彻底把中国打垮。
无论是冷还是热，战争的概率其实并不小。
首先是美国人的认知。在美国人的认知中，有太多的理论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西方国际关系两大主流学派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都是有关战争的理论，前者侧重研究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而后者则侧重研究战争如何不发生。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诚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就提醒过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其实没有必要，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必有一战。
这倒不是说米尔斯海默教授宣扬战争，而是西方人一般都相信，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这种信仰也反映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的核心便是“一山不容二虎”，大国不可以并存，必须决出胜负。
艾利森的研究团队从国际关系历史中找到了证据，说是1500年以来一共已经发生16次权力转移，只有4次是权力和平地从守成大国转移至新兴大国，其余12次在转移过程中均发生了战争。
尽管自由主义信仰者似乎是和平的提倡者，但实际上也往往成为战争的根源。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出发，自由主义学派观察到近代以来战争往往发生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或者民主政体集团和非民主政体集团之间，因此自由主义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要实现和平，就要把非民主政体转化成为民主政体。
和平是自由主义所追求的，而和平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自由主义很轻松地证明了战争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推翻非民主政体的战争是道德的和正义的。在实践中也的确如此。
美国通过包括颜色革命、代理人战争和直接军事干预甚至战争等手段推翻非民主政体。冷战之后，英美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直接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在现实面，认真思考的人们从来不会低估发生战争的概率。美苏冷战期间，双方通过确保互相毁灭的“核威慑”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冷和平。但冷和平只是意味着美苏两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其间代理人战争从未间断过。
冷战结束宣告冷和平的结束，美国成为超级霸权国，不再有任何制约，可以单独决定世界的战争与和平。从前南斯拉夫战争、中东战争到北约东扩引起的乌克兰代理人战争，无一不和美国有关。
现在，在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有意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国家之后，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印太。
印太部署与围遏中国
4月29日，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在亚太部署新型武器系统，目的：对抗中国》（A New Pacific Arsenal to Counter China）的文章，炫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文章说，拜登总统自上任以来就开始实施一项战略，扩大美军对亚太地区盟国基地的使用，并在那里部署了一系列新型武器系统。
拜登还表示，美国军队将保卫台湾免遭中国入侵。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说：“2023年，在我们的推动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力态势迎来了一代人以来最具变革性的一年。”
文章接着列举了美国的一系列作为：
拜登签署了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补充军事援助和支出法案，其中包括81亿美元用于在该地区对抗中国。
就美国的战略来说，最主要的变化是让美军以规模较小、机动性更强的部队分布在该地区的各个角落，而不是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中国建立可以瞄准航母或冲绳、关岛美军前哨基地的部队。这些陆地部队，包括在冲绳重新训练和重新装备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濒海战斗团，现在将具备攻击海上军舰的能力。
日本军队将首次获得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从1850多公里外攻击海上舰船和陆地目标。
五角大楼还获得了菲律宾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如果华盛顿和马尼拉同意在这些基地部署进攻性武器，这些基地最终将成为美国战机和先进移动导弹发射器的基地。
美国继续将武器和陆军特种兵训练员派往台湾，因为事实上独立的台湾是美中冲突的最大爆发点。
美苏在冷战期间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中程导弹条约》曾禁止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但特朗普政府退出该协议后，美国得以在亚洲各地开发、部署大量小型移动发射装置，用于先前被禁止的导弹类型。
对美军来说，新的威慑努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增加海上巡逻活动，二是增强陆地部队的能力。
就第一个部分而言，五角大楼已宣布，美国海军军舰将参加更多的联合演习，比如在台湾附近的琉球群岛西部与日本海军军舰的演习，以及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军舰的演习。
就第二个部分而言，已驻扎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最近部署了与小型移动卡车配套的中程和远程导弹，这些导弹曾被以前的条约禁止。
这些卡车能用“鱼鹰”倾转旋翼直升机或大型货机快速运到新地点，也能随时开走，以躲避中国的反击。美国陆军派往该地区的一支新的小型舰队也可以用来在岛与岛之间重新部署军队和发射装置。
五角大楼2023年2月宣布与菲律宾政府达成了共享军事基地的新协议，让美军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能使用菲律宾境内的四个基地，此前菲律宾已在2014年向五角大楼开放了五个基地。它们大都是空军基地，有重型货机起降所需的足够长的跑道。
如果菲律宾最终同意美军在这些基地部署作战部队和移动导弹系统，一旦美国被要求保卫在亚太地区最古老的条约盟友的话，从地图上就能看出它们的战略价值。
一个基地位于吕宋岛北端，部署在该基地的导弹发射卡车能够打击穿越菲律宾与台湾之间的海峡的中国船只。另一个位于西南方约1100公里的基地将让美军能打击中国在附近的南沙群岛（斯普拉特利群岛）建设的基地。
美国已在2023年承诺为这九个基地提供一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预计2024年还会有更多资金。
五角大楼已与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了更密切的军事关系，扩大了抵御中国军队可能试图在“第二岛链”上建立主导地位的美国防御工事。奥巴马政府已把几艘濒海战斗舰移到了新加坡，并在澳大利亚北海岸的达尔文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为五角大楼根据亚太地区的需要做出反应提供了更多军事资源。
2023年，拜登政府大幅提升了对澳大利亚的承诺，澳大利亚是美国最重要的非北约盟友之一。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已签署了简称AUKUS的涉及数十亿美元的新协议，将把美国海军最新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潜艇中的几艘永久转交给堪培拉。虽然尚未公布这些潜艇的新基地位置，但将在这些潜艇上工作的第一批澳大利亚水手已于2024年1月在美国完成了核动力培训。这些能发射鱼雷和战斧导弹的隐形潜艇将在发生区域战争时增加中国面临的威胁。
位于澳大利亚以北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已在2023年8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军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使用更多当地资源，并承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对当地的军事设施进行更新。”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没有细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的形式多样的意在围堵中国甚至和中国战争的“同盟”。
实际上，对战争而言，这些“同盟”远较武器重要。近年来，美国围绕中国的第一岛链（台湾）和第二岛链（南海）构建着越来越多的“小多边”，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团团伙伙”。
迄今，美国至少在印太区域构建着7个“小多边”：
1. 美日菲三边联盟；
2. 美日韩三边联盟（JAROKUS）；
3. 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
4.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
5. 五眼联盟（美英澳加新）；
6. 美日越三边联盟（尚处于酝酿阶段）；
7. 美越印三边联盟。
其中大多数已经成形，也有些例如美越印三边联盟还处于酝酿阶段，也不排除将来会有更多的“小多边”出现。
战争的可能：意愿、能力与外交方法
针对这些“同盟”的目的，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2023年说，“我们已深化了我们在海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深化的方式是几年前无法想象的。”
美国的一位海军上将说，“我的确认为，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正在打出更有力的一手牌，我们将在西太平洋发生的任何战斗中获胜”。
根据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签订的双边共同防御协议，如果一个国家的资产受到攻击，其他国家就会做出反应。
美国在进行战争准备。
中国自然也不会天真到相信战争不会发生，而和平自然会到来。正如很多观察家所看到的，如果说美国在公然准备战争，那么中国也在静悄悄地准备如何应付各种可能的战争。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全方位的军事现代化在加速。尽管总体而言，中国的军费仅仅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美国要维持的是全球霸权，而中国的战略仅仅是保护国家。尤其在亚太地区，中国各方面的武器数量已经超越美国，质量也并不亚于美国。
如果中美两国都在准备战争，那么和平有无希望呢？
战争的概率很大，但这既不是说战争是需要的，更不是说，战争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和平的希望依然存在。
就中美关系来说，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涉及这两个大国的三大要素，即意愿、能力和外交方法。
美国强硬派具有高强度的围堵甚至击败中国的意愿。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国家会低估美国的意愿。美国是一个行动导向的国家，一旦美国认为其能够获胜，必然发动战争。
尽管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和中国进行着一场“软战争”，但人们大都在准备如果特朗普再次执政，美国可能发动的对华“硬战争”。在其执政时期，特朗普团队表现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色彩，并且对华恨之入骨。人们不会忽视这个团队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及其对华政策的急转直下般的冲击。
问题在于今天美国的能力已经远远不如其意愿那么强大了。无论在之前的阿富汗战争、还是正在还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和哈以冲突，美国的实力和世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
世界各国对美国也不那么言从计听了，美国甚至已经指挥不动其传统盟友了。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连区域性冲突都解决不了的美国能够围堵和击败世界上第二强国。
在外交方式上，尽管拜登恢复了美国传统的联盟关系，但美国结盟的外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联盟的外在条件即存在着一个大家公认的“敌人”，但今天这个公认的“敌人”并不存在。
尽管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也在劝说其他国家相信中国是他们的“敌人”，然而但美国的努力很难说是成功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再者，美国和其“联盟”之间充满着矛盾。如果说“联盟”意味着一种联盟成员国的公共品，那么作为盟主的美国必须提供这个公共品。但是，今天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来提供足够的公共品。
这方面，特朗普的判断其实是对的：鉴于美国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品，美国没有能力为盟友提供安全保护，除非盟友能够向美国提供足够的“保护费”。
拜登政府所设计和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因为美国不能向其他成员国开放市场而对这些成员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而特朗普已经宣称，他如果重新执政，那么他就会退出“印太经济框架”。
和平的希望：中国的包容性多边主义
那么，中国的意愿、能力与外交方法又是如何呢？
当今世上，中国希望和平与追求和平的愿望是其他所有大国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近代以来其他大国大都扮演了征服者或战争发动者的角色，而中国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
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的自我认知刚好相反。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有意志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国家，但中国的自我认知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也具有足够的能力来追求和平。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是对联合国维和部队贡献最大份额的国家。在中东，中国促成了两个世代仇敌即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和平；在哈以冲突的背景下，巴勒斯坦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北京进行磋商，中国为两个派别的和解创造积极的环境。
中国更有能力维护周边和平的能力。美国这些年利用中国周边复杂的形势为中国塑造一个“敌对”的周边环境，但美国并没有能够实现其意图。在早期，美国强硬派一直在叫嚷“中日必有一战”，但这“一战”并没有发生。
尽管中日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尽管日本“躺平”在美国的怀抱来对付中国，但中国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显现出自己的定力。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亦然。
中国在维护包括南海和台湾等核心利益的能力方面更不用怀疑。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自己全力投入，而且几乎动用了全世界的力量来针对中国，但中国不仅守住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且避免了和美国的直接冲突。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
美国这些年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繁，想以“切香肠”的方式推动台独，但每一次行动都走向了美国意愿的反面，即促成中国大陆以同样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统一。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外交方法。当美国践行排他性的多边主义、搞“团团伙伙”时，中国践行的是包容开放性多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包容性多边主义正在重塑世界秩序。
这在经贸上表现得很清楚。很多西方观察家早已经观察到，虽然美国一直在对华进行“脱钩断链”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经济冷战，但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政策正在重塑世界经贸秩序。
包容性多边主义在战略上的影响更不容低估。包容性多边主义为东盟提供了一个先决战略条件，即不用在美国压力之下“选边站”。当美国要求东盟国家“选边站”的时候，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容许（一些）东盟国家继续保持和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的同时保持和发展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包容性多边主义也对欧洲国家发挥着作用。尽管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是美国的盟友，但中国并没有把这些国家视为中国的敌人；相反，中国对欧盟采取包容的政策。德国和法国承担着俄乌战争的最大损失，他们也希望欧洲的和平。
在这方面，中国和欧洲有着共同的利益。继德国总理最近访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了欧洲，访问法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在习近平主席出访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就强调：“我倾向自己选择与美国和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由两方各自强加给法国。”
尽管马克龙坦言，法国与中美的关系并不是“等距”，“法国是美国的盟友”“我们也与中国有贸易关系”，并表示，他和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讨论不仅涉及经贸议题，也会涉及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等重大战略事项，但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一个独立判断的法国有助于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人们相信，中国和欧洲的来往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而是关乎世界和平。
很显然，中美之间的博弈并非简单的两国博弈，而是多国卷入的复合博弈。对东盟和欧盟来说，如果中美和平，那么他们可以同时追求和中美两国的利益，这样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他们便不得不选边站，他们只能追求一边的利益，这样他们的利益便是最小化。
因此，如果东盟和欧盟都在和美国、中国交往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的最大利益便是中美的和平（不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会站在和平这一边。
概括而言，中国对东盟和欧盟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至少可以发挥三个功能。
第一，东盟和欧盟成为中美互动的“第三方平台”。尽管中美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但中美在第三方平台的互动反而会增加。
第二，拓展中国的战略空间，打破美国围堵中国的企图。
第三，正如这里所分析的，正是因为中国和东盟、欧盟的利益互相嵌入，东盟和欧盟成为中国的利益相关者，便会有很大的动机来追求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东盟和欧盟已经呈现出这个趋势。
和平的希望也来自美国本身。正如最近席卷全美的学生运动所显示的，追求和平的美国人大有人在。美国的外交在于其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包括贫富悬殊、社会高度分化和族群矛盾等，这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社会层面对的统治阶层失去了信心。
但美国的代际变化则倾向于指向和平的希望。现在美国的统治者都是冷战的产物，当中国贫穷的时候，他们看不起中国；当中国快速崛起的时候，他们便恐惧中国。
但Z世代并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们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他们能够理性地平视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像美国那样一直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战争，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中国。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这种认知有利于美国形成理性的对华政策。
战争的概率不小，但和平的希望依然存在。人们既不能对战争麻痹大意，更不能放弃追求和平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