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是全球第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这个日子，由第78届联合国大会在2024年6月7日协商一致通过决议设定，这一决议由中国倡议。

如何实现“永久和平”是康德的最终哲学理想和政治期望，也是联合国体制的本质追求。但人类从康德《永久和平论》之道德倡议以来，并未寻找到永久和平之切实制度和方法，无论是欧洲19世纪的列强协调秩序，还是20世纪经由一战而催生的国际联盟体制，抑或经由二战所催生的联合国体制，都没有能够将全体人类团结一致起来，没有能够实现全体人类的和平发展。

因此，“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意义。

文明，是一种较为高级且发达的集体生活方式，其载体通常为民族或其他族群。文明首先具有民族性，世界上不同文明是借助不同民族的自主实践与繁衍生息而产生的。文明其次具有内在普遍性，即只要是具有一定规模且持久的文明，一定既可以解决民族内部的分歧与斗争，也可以寻找到适当方法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

所谓文明对话，就是基于文明之民族性和普遍性的结合，采取一种文明平等与文明多样性的哲学，对不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分歧甚至斗争采取一种和平伦理和沟通方法，其本质属于人类的同胞之爱和人类自治的积极道德实践。文明对话代表了一种文明生态观和文明民主观，是真正符合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存在形态的文明哲学，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哲学视野和沟通方法。

文明对话的对立面是文明冲突。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文明冲突似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西方文明以自我为中心，以异教意识为基础，以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为视野，在近代殖民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构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和制度观。

这种西方式中心观念是殖民主义的精神基础，是维持西方精神霸权与制度霸权的深层文化心理，但并不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单一文明中心主义，无论其自我标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终只能陷入霸权与征服的循环游戏，带来一个普遍动荡与对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论中，亨廷顿总结提炼的“文明冲突论”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质视野和实践方法，所以西方有相当发达的地缘政治学和霸权制度方法。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和历史必胜论。这些有关人类宏观历史进程与道德目的之“大理论”，并非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主观和偏执的基础上，是人类道德心智不成熟的体现。

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西方的“霸力”叠加“蛮心”，造就了一个到处“起火”的世界。看看乌克兰的战火，看看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看看中国周边的对抗态势，看看“颜色革命”所到之处的政治社会衰败，看看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种族歧视、权利泛滥与道德碎片化，这些都表明西方自我满足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可能带来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带来西方世界的普遍安全。

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是中国关于联合国体制与人类文明互动方式的一贯主张与行动逻辑。文明对话，具有文明的和平善意与理性取向，摒弃了单一文明过强的主体性和凌驾性。文明对话论由中国首倡，既反映了中国和平发展主义的国际观和文明观，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特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华文明五大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纵观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对内团结凝聚与对外包容和平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理解和追求的天下，不是西方式的霸道秩序，而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秩序。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以此为根据不断寻求与不同文明、民族之间交流互鉴，共同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中国以国家形态延绵数千年，不是西方的帝国或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人为善，与族和谐，与他国和平共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想与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有深刻文明论和国际秩序论意义的“三大倡议”，即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安全是和平的实质内涵，是全人类追求的首要价值；发展是人类文明的自我完善方法，也是解决一切矛盾冲突的辩证过程；文明是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性，是一种统筹与综合的形态。

中国对内追求民族复兴，对外倡导“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中国是文明一以贯之的，是知行合一的。西方将中国民族复兴视为霸权崛起，将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视为新中华帝国主义，完全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是对中华文明与人类根本利益的误解误判，更是对自身文明中心论与霸权秩序的过度迷恋。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本质是“西方威胁论”的想象与投射，是西方对另一个他们认为的同质于“西方权力”的恐惧。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对华新冷战的密集甚至非理性化的行动，都根源于这种恐惧。而这种恐惧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化以及对文明平等对话的道德排斥。

因此，中国倡议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文明对话”，就不仅是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亟需，也是对西方文明的道德救赎。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东方文化与中国道路对西方与世界的道德和制度意义，但西方整体性的自我反思和道德救赎过程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所谓西方中心论之道德迷思与霸权实践仍占据主流。

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是解放了“个人”，激活并焕发了个性解放与资本创造性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以个体自由与人权为内核的巨大价值穿透力，由此带来西方凌驾全球的道德和制度权威。但西方滥用了这一权威，暴露出其文明和政治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等级制弊端，暴露出西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对立。

西方不能带来真正的人类道德自治和国际法治，救赎的希望只能另寻他处。著名科幻哲学家刘慈欣先生在《三体》系列作品中，借助叶文洁之口道出了对人类道德自治能力的根本质疑，从而寻求地外文明“三体人”的道德拯救。这是一种关于人类永久和平的根本讽刺和预言，其意在倒逼人类思考整体存续的道德基础与互动法则。

文明冲突叠加历史终结绝对不是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解，康德提出了这一根本性问题，西方努力进行了求解，其结果是在西方文明范畴内无解。以文明对话超越文明冲突，坚持文明多样性和文明互动民主化，坚持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和谐统一，坚持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地位，坚持统筹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来自中国文化与中国实践的系统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激荡起全人类的强烈共鸣与回响。

我们期待“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及其广泛的对话与实践，能够为人类永久和平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带来真正的希望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