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以来，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巡逻艇和多艘渔船，先后聚集在非法滞留仙宾礁的菲海警9701号船附近海域活动，中国海警全程依法跟监、有效管控。
对此，中国海警明确表示：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船只滞留仙宾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在中美竞争的大环境下，南海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南海周边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等等也都参与其中。应该讲，二战后美国对南海秩序的强势干预，是造成了南海主权争议复杂化和风险化的主要诱因，中菲纠纷就是其中典型案例。但南海的历史与主权纷争可以追溯更远更深，是西方近代殖民史的产物和后果。
2024年7月11日，中国有关方面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再批驳》白皮书，再次呈现了这一仲裁案背后涉及南海历史、主权与国际法秩序的恩恩怨怨。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依然采取敌对性的主权对抗立场，美西方对南海的介入仍有深化趋势，北约“亚洲化”更是不会放过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而菲律宾和越南近期提出的大陆架划界案，进一步将南海主权争议推向新的漩涡。
鉴于南海问题的历史复杂性和国际法相关性，海内外学者也对此投入了大量研究。其中，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的著作《南海的历史与主权》，是从历史档案学和国际法学角度研究南海问题的翘楚。
在这本迷人的国际法小书中，安东尼·卡蒂以严谨的历史档案为基础，以规范但具有反思性的国际法理论为框架，穿透南海仲裁案的历史和法理迷雾，向我们呈现了南海问题的多面向、复杂性和高度风险性。
南海在中国古代是和平之海与共同发展之海，中国先民对南海的经济开发、文化实践以及与东南亚不同族群的文明互动，构成了南海古代史的基本面向。近现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对东南亚及南海区域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侵蚀和割裂了中国塑造的区域朝贡和平秩序，激发了南海区域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民族主义。南海各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又受到了殖民遗产、主权利益、地区霸权、域外干预等多重因素影响，纷纷对南海诸岛及其海洋权益进行最大化主张和单边行动，造成南海秩序混乱，冲突频仍。
中国是近代殖民主义的受害国，也是南海秩序变动的牵连方，其历史性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南海周边多国的“实际”侵蚀，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秩序的压制，南海仲裁案裁决就是显著例证。而以该裁决为基础的所谓权益执行，更是将南海冲突推向了地缘风险的高潮区位。
菲律宾本是南海主权争议中，权利基础最为薄弱的国家，甚至确立菲律宾领土范围的国际条约根本没有将所谓争议岛屿纳入其领土范围，但凭借美国支持和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以及所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加持，菲律宾似乎在国际法的实证规范意义上取得了某种优势。而西方国家则基于遏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考量，无视南海问题的历史背景和中国权利主张的合法性，一味要求中国遵守裁决，放弃南海几乎全部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在美国加持下，“裁决=国际法”成为南海冲突的偏执观念和制度根源。
南海国际法冲突，主要呈现为美西方的国际法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历史性权利”说之间的争执。2016年南海仲裁案完全采纳了国际法实证主义，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的误导性解释，全盘否定了中国的“历史性权利”。
对此，安东尼-卡蒂教授认为，国际法实证主义框架下领土取得的基本规则遵循的是“兼并-宣告-占领”的殖民主义程序，而中国的“历史性权利”依据的是非殖民主义的“家园”领土观，无需宣告和占领，无需国家主权的正式授权，而是持续性的经济社会活动及对主权国家的归属性。卡蒂教授认为让西方接受中国的“家园”领土观很难，而让中国接受西方的殖民主义领土观也很难。南海主权争议的法理僵局由此形成。
南海问题在根源上是西方殖民史遗留问题，是西方国家干预和煽动的结果。南海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非常凸显，故成为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重点经略的区域。
环绕南海周边，越南是法国的长期殖民地，法国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过殖民兼并活动并对越南的主权主张造成直接影响，后者对南海岛屿进行了大规模侵占和开发；菲律宾是西班牙和美国殖民地，在美国唆使下成为南海主权声索的急先锋，对中国南海主权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日本殖民台湾期间及二战时期，以台湾为根据对南海岛屿权益进行了殖民性的经济开发和政治掠夺；马来西亚等国的权利主张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西方殖民主义与各国在独立后的民族主义共同作用，造成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冲突此起彼伏，俨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策源地。
南海问题上，英国、法国、美国等存在不同角色和影响，其中法国的历史性影响凸显，而美国的现实性影响突出。对南海区域产生殖民影响和地缘干预作用的国家，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殖民干预的法理及其利益关切在于：
其一，在普遍忽略中国主权和反制能力的条件下，将南海岛屿及其海洋权益视为殖民主义的对象，按照西方殖民主义的“兼并-宣告-占领”程序完成殖民权利建构；
其二，以殖民地安全和航海自由为借口，对南海岛屿和航道进行殖民性占领和管治；
其三，以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双重名义进行有关南海岛屿的权利主张，在殖民遗产继承与转接方面存在不同的操作模式；
其四，对中国的“历史性权利”及其法理立场进行否定，以实证法框架抹杀中国的固有权利；
其五，在南海主权争议中，存在列强协调和对殖民地国家的纵容，比如英国支持法国的权利主张，以及法国对越南权利主张进行加持，美国则变相支持菲律宾的权利主张；
其六，对“共产党中国”的冷战思维及地缘政治对抗利益，引导塑造了美西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
法国在1930年代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提出并实施了殖民兼并行动，得到英国支持和承认，但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随着对越南殖民统治的结束，法国的殖民兼并行动也结束了，但却给越南留下了所谓的殖民遗产，并造成中越之间的南海争议甚至激烈的军事斗争事件。
在《南海的历史与主权》一书中，安东尼·卡蒂详尽搜集分析了法国殖民档案和外交档案中有关南海主权争议的材料、论据和公权力实践，也从法理斗争视角呈现了中国政府维护南海主权的立场和行动。英国对南海的权利主张采取了实用主义立场，倾向于支持法国权利主张，有关历史档案亦被纳入分析。美国对南海的干预，受到美国国际法观念及霸权利益影响，特别是地缘性的冷战思维影响，从而对历史和国际法理多有偏离，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取向，对南海秩序的现实性影响最为突出。
西方国家对殖民领土观和仲裁程序存在强烈偏好，客观上妨碍了南海和平国际法秩序的形成。卡蒂教授在书中借助历史档案，详尽分析了主导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列强之国际法观念和海洋法思维的殖民领土观。
这是一种来自殖民主义经验和规则的领土取得法，以“兼并-宣告-占领”为标准程序，而所谓宣告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权利公示方式，并不是对被占领土上土著居民或族群的宣告。西方国家对中国领土之完整性和主权属性的认知，受到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认为中国缺乏完整主权资格，其领土不在理性和法治的治理框架内，殖民者可以通过文明和法治的方式来“夺取”及管治。这里存在对中国朝贡体系及古代主权的法理和政治歧视。西方国家在领土斗争上，首推军事占领，能够持续占领就是权利基础，其次是诉诸国际仲裁，以西方国家熟悉和可控制的方式进行“文明”且符合“法治”的领土掠夺。
从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整体脉络来看，到今天依然充斥着殖民领土观和仲裁偏好的痕迹。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要想被殖民领土观及仲裁程序接纳，难如登天。在美国遏制中国及策动盟友跟进的当下，中国权利主张更加难以在西方国际法框架内被承认和尊重。
南海秩序在近现代经历了殖民化和去殖民化，但没有实现区域内和平发展秩序的规范建构，区域内的民族主义和区域外的干预主义发生了奇特的勾结作用，造成南海地缘冲突的加剧。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南海区域国家之国际法自治行动，困难阻力重重。
总之，南海问题背后的历史和主权争议及其现实风险，还将继续纠缠着区域内国家和美西方干预势力。卡蒂教授在书中多次引述卡尔-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及《大地的法》当中对西方殖民主义国际法的批判性分析，对南海主权争议的复杂性和风险性进行学术诊断和提示。
南海问题的核心档案，除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之外，中国档案的研究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而越南档案、菲律宾档案、台湾地区档案甚至日本档案的研究也不可或缺。
除了从档案视角进行的历史分析，我们还需要有南海秩序的未来想象力，以和平发展价值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对南海历史和主权的认知框架，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干预主义及区域内狭隘民族主义的干扰破坏，采取负责任的集体民主协商与规则制定行动，才能为南海区域国际法秩序的理想塑造提供希望和方向。各国的去殖民化基本完成，但南海区域秩序乃至于整体国际法秩序的去殖民化还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