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治理史上具有特定内涵与功能，即对改革发展路线与政策进行检讨和优化，吹响新改革的集结号。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新时代高水准改革开放和高品质增长的风向标，广受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政策的风吹草动早已不是国别意义的内部事件，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事件。美西方对中国经济进行制裁打压，脱钩断链，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之世界影响力的变相肯定与结构性遏制。美国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对中国溢出西方产业分工体系而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定义性、方向性、结构性影响的焦虑、恐惧和回应。中国经济政策的全球影响效应决定了，此次三中全会之政策取向具有全球经济治理的重大意义。
我们注意到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6月份及上半年国民经济基本资料：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0%，其中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上述资料显示中国在贸易战、新冠疫情及内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整体经济增速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出现了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品质增长的显著趋势。这是中国经济决策者明确判断的预期内走势，中国经济经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度增长，客观上存在转向高品质增长的需求和压力。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其本质内涵在于从数量本位的粗放经济模式转向品质本位的集约经济模式，中国经济必须走高技术内涵和高附加值发展道路，必须从全球产业链低端走向中高端，必须经历经济成年、强大的转型适应阵痛和进步。在这一进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理性、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国民工作伦理与外部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制度条件就显得非常关键。
三中全会聚焦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和方向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体制必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又有着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和活力，是混合经济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宪法上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创新性和实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国两制”制度一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没有以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对待“姓资姓社”问题，而是以世界体系和发展主义思维处理改革开放的总体路线问题。世界体系思维是一种真正的大战略思维，是从世界历史演变的高度研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动斗争及其发展趋势，并注重把握其中的历史发展机遇。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克服了社会主义传统体制的计划僵硬特征，保留了政治领导力优势，同时又吸收了市场经济的私主体激励优势和活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高稳定与高增长并存的制度奥秘所在。“一国两制”同样得益于这种世界体系思维，以制度自信条件下的和平发展主义沟通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体系对立问题，走出了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的新路，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世界体系与世界市场瓶颈。三中全会必然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部规则、发展公平性与全球化策略进行周全的风险评估与发展方向的判断，并制定出优化的政策措施。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概念凝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是分析经济过程与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论。“新质生产力”指向了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高品质增长的本质，也指向了中国与西方进行生产力标准竞争的真实战场。西方对中国“卡脖子”，卡的就是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技术主权和标准制定权。从“中国制造2025”到“新质生产力”，中国走向制造强国和全球产业领导国的发展战略坚定不移，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不容剥夺。中西方贸易战，本质上是中国发展权与西方经济霸权之争，这一争执过程中，中国具有充分的发展正当性，但承受著最强大的体系性制裁压力。“新质生产力”指向了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人工智慧、资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核心领域，中美在这些领域都有着志在必得的国家竞争意志，双方争的就是“经济天下”的定义权和标准制定权。华为与比亚迪的遭遇就是显著例证，而美国制裁大疆最终无果，因对大疆的依赖无法取代，似乎是美国霸权露底的一个信号。美国制裁的真实基础不是法理和道理，而是霸权和实力。美国制裁的尽头是自裁，美国需要战略思想家寻求适应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角色和新格局。
港澳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享有世界体系的经济杠杆优势和平台红利，但也承受着中国与西方关系巨变带来的结构风险。三中全会对“一国两制”下的港澳同样是巨大机遇：其一，港澳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国安法制度建设基本完成的条件下，聚焦发展及寻找新增长点是港澳共同课题；其二，美西方制裁中国包括制裁香港，涉港涉外法律斗争与权益保护成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新课题；其三，中国主体经济战略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全球化的希望和动力，港澳需要对标融入，需要及时转化优势，需要配合国家战略走向全球化的新领域和新空间，切不可固步自封，蹉跎发展机会，更不可简单迷恋西方体系而自缚手脚；其四，港澳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创新科技范畴凝聚产业动能和政策、人才优势，既要在本地产业体系中培植研发能力，又要锚定大湾区框架进行高科技专案合作，为国家高水准开放和高品质增长作出港澳贡献，继续释放港澳在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与制度杠杆作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