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查尔斯·蒂利提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经典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新中国的政权建构诞生于战争，却通过战争想象进行战备动员，而战备是为了防御而非制造战争。文章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攀枝花三线建设为案例，讨论新中国政权如何想象与准备战争，嵌入社会并推动全方位动员，实现中央集中意志与社会积极回应的互动关系。战争后诞生的新兴政权把战争想象作为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经验上为解释中国三线建设提供新视角，理论上提出“国家战争想象”新命题，以部分修正蒂利命题。
关 键 词：国家建构 战争想象 三线建设 查尔斯·蒂利
一、以战争想象作为视角
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战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而查尔斯·蒂利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基于西欧近代国家形成与建构的历史进程，提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经典命题。这是接续19世纪从德国发展起来的战争论传统，并将其带回到当代社会科学的国家建构议题，以此抵制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蒂利关注的问题是，国际体系以战争为主的外部挑战如何形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国际层面，战争和战争的解决是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重要塑造者。”[1]战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进程中发挥根本作用。战争促使欧洲国家赢得胜利，建立吸纳社会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形塑高效应变的现代政权结构。因此，蒂利指出：“战争导致国家改变，国家的改变反过来影响战争的命运。”[2]他将战争视为推动国家建构的首要因素，并基于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情境，完成战争与国家建构关系的经验推导与事实验证，使“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成为国家建构议题的经典命题。
战争成为人类社会无从回避的现象。蒂利的经典命题引发持续讨论，已超出对原命题本身的赞同或批评，涉及战争与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根本性问题：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不再限于欧洲，而是延伸到拉美、中东、中国，[3]例如，检验战争对阿富汗和越南国家实力的影响。[4]第二，不再限于讨论战争制造国家，而是基于战争事实将蒂利的议程向前推进，进一步讨论战争对国家的阶段性塑造。[5]第三，立足于原命题，面向具体时空环境下的案例，提出新的理论注解。戈尔斯基将自我规训、政教关系、组织渗透等因素引入分析，力图证明战争与国家建构的关联远比蒂利的研究复杂得多。[6]
蒂利及后来的讨论为研究战争与国家建构的关联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照。但不同案例对命题的验证程度不一，任何认识都受不同时空条件局限。许田波将视野投向中国并指出，与蒂利命题相匹配，战争在传统中国创造了“现代”现象，行政官僚和公民身份制度的发明比欧洲早2000年。一方面，“战争制造国家”。以秦国为例，国家间的竞争迫使古代中国追求自我加强的军事、经济和行政改革；另一方面，“国家制造战争”意味着自强的国家能够吸纳更多战争资源，更多战胜机会。[7]然而，“战争制造国家”与“国家制造战争”两个命题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联性，而是需要“战争想象”和“战争准备”两个中介环节。即便如此，国家也不一定出现“制造战争”的结果，还可能是制造战争防御。
想象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工具，在安德森对民族共同体的论证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本质上是现代的想象产物，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深刻变化。[8]国家的战争想象亦是如此。在施米特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本质上是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战争状态，这种战争也并非都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而是出于想象的推理。[9]战争想象是一种现代国家久远并富有生命力的客观存在，是源于人性追求安全感过程中的不确定状态。因此，战争想象并非虚构的产物，而是对现实环境变化的主观判断。同时，战争想象影响人们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通过形象、故事和传说表述，为社会中大多数人共同拥有，形成履行构建社会生活的集体实践的共识。
具体而言，战争记忆以及对国际形势的主观判断，为战争想象铺垫基础，已发生的战争事实为当下的战争想象与战备提供认知框架与参考依据。战争成为事实之后，国家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形成相应的战争记忆。换言之，以往的战争记忆将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场景，刺激国家对可能的战争程度、战争后果、国家实力进行评估，形成一系列判断和想象。暴力的兴起并非只与实在的冲突相关，也关系到对威胁的判断与反应。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导致威胁感，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植根于战争记忆和战争判断，两者结合并形成对战争更复杂的主观认知——战争想象。想象包含战争来临时的恐慌心理，也包括对战争结果的焦虑，驱使国家为抢占战争先机而自发动员和准备战争。
在战争记忆和国家所处的客观环境相互作用下，战争想象对国家建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战争威胁、战争记忆、战争判断等，为指导战争动员、战争准备的系列行为提供先设性的认知基础。因此，“国家制造战争”命题以“战争想象”命题为前提，以战争准备和防御为基础。“国家战争想象”命题是“战争制造国家”命题的延续，可能是“国家制造战争”命题的前奏，但也可能因充分的准备与防御而阻止战争的事实发生。这意味着，“国家战争想象”命题可以使蒂利的两个经典命题之间得以有机关联，但也可能切断二者之间的事实联系。
三线建设因战争防御的最后一条战线而得名，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西南地区为主，覆盖中国内陆十几个省与自治区。其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力推动的大型政治工程与社会运动。其根源在于党的领导集体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判断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战争想象，要求提前进入积极的战备状态。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大多是还原其历史过程，在微观层次追踪“三线”群体的认知和行为变化。[10]尽管学术界普遍认可战争威胁与战备是推动三线建设的动因，[11]但未能凸显把战争威胁转化为战备状态的战争想象维度。中央“均衡发展”的思路与其说是推动三线建设的主要考量因素，[12]不如说是战争想象与战备的结果。
本文以1964年至1966年的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为个案，在查尔斯·蒂利经典命题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战争想象”的新命题，包含战争记忆、战争判断、战争威胁、战争准备等主要内容，对三线建设这场社会政治工程进行机制性解释。冷战期间美苏对峙局面严峻，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尚不明确，而新中国的战争准备已经拉开序幕。战争想象不仅使中央萌生并推动三线建设，自上而下作用于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全过程，还得到了社会大众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战争想象催生战争准备，使党与国家领导人统一政治意志，并得以迅速传递、实施、巩固、回应与检验，由此强化国家与社会的紧密互动并一体化建构。这成为新中国政权建构的重要内容，也由此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与苏联模式的独特路径。显然，本文的意义有二：在经验上为三线建设提供新的机制解释，在理论上对国家与战争关系提供战争想象的面向，以部分修正蒂利的经典命题。
二、以三线建设作为案例
(一)三线建设的宏观结构
20世纪前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们留下战争阴影。美苏对峙形成冷战格局，使不少国家意识到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竭力发展军事工业。新中国漫长的边界线带来地缘政治威胁与潜在战争。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印、美、日四个大的国家反对我们。美国首先发动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失败后，发动进攻越南的战争”。[13]在长期威胁的气氛下，1964年8月美越战争的流弹落在中国边境，引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评估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天平上加重砝码。1965年6月初，毛泽东提出“要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14]，不再讨论战争什么时候爆发，而是要求这一阶段的国家工作必须面向战争。
因此，三线建设所对应的战争想象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做好挨打的可能。“帝国主义已经二十年没有打仗了，帝国主义能不打仗吗?”[15]体现出中国领导人基于长期以来悲壮的战争记忆判断国内外形势下的战争可能性。第二，积极准备，防患于未然。“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16]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人认为，要消除战争恐惧的消极心理，就要做好战争准备。评估国内外局势并预判战争后果，使三线建设成为“三五”计划的核心内容。第三，调整建设重心。“三五”期间，要立足于打仗，争取时间，改变布局，加快三线建设，首先是国防建设。“三五”计划各项工作重要性从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次序转为国防、吃穿用、基础工业的顺序。[17]
(二)个案的典型意义
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想象让战争越来越逼近事实，要求指向更具体的战备方向——进行三线建设，尤其做好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那个时候，我们提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中央的提法。当时是在这种形势下决定了建设攀枝花。”[18]在三线建设的规划中，毛泽东尤为重视攀枝花钢铁厂。“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立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19]毛泽东还指出：“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20]中央领导层的战争想象，参照新中国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战争的历史记忆。毛泽东把攀枝花作为解决问题的后方保障，反映其抵抗可能敌人的坚定意志。
攀枝花地形复杂，交通落后，建设困难，却是战备的最佳优势。攀枝花地形隐蔽，不同于一线地势相对平坦，如果遭到敌军轰炸时能够依托山林遮挡，减轻损害；而且，攀枝花有资源优势，矿产资源、水资源、金属资源丰富，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是一个建立后方战略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因此，以军事需求为标准衡量地形和资源，攀枝花成为一个满足防御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在所有的资源优势中，钢铁开发的巨大潜力是攀枝花得以被选中建设后方基地的关键。
邓小平指出：“如不把铁搞起来，就没有体现中央和主席的方针，军工和机械工业都不能得到保证”，“最大的问题是铁……要赶上在战争爆发前有个基础”。[21]现代化的武器，乃至工厂的修建，交通基础设施铁路、飞机都需要钢铁为原材料：“以攀枝花铁矿为原料基地的钢铁工业建设，是发展我国钢铁工业的关键，可以依靠它来打一个大仗。”[22]钢铁成为战争准备的重要工业资源，意味着要强调开发攀枝花的钢铁资源，以三线建设为中心做好战备工作。
这一时期，中国并不具备直接正面应对敌人的军事实力。中央领导人思考以战争防御作为应敌策略，以复杂地形和资源优势诱敌深入。毛泽东认为攀枝花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四川有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3]在紧迫逼近的战争外患刺激下，内忧无疑影响着毛泽东对战争爆发可能性乃至后果的判断：“要以原子弹轰炸为标准，搞地下工厂。”[24]受历史经验启发，毛泽东提出打防御战，诱敌深入，延长战线，一线、二线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关键的后方，使敌人进入有所防备的三线，打有准备的仗。“诱敌深入，聚而歼之。”[25]该对敌方针牢牢确立将国防和工业建设重点放在攀枝花的战略部署，其周围重庆军工厂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与成昆线与之形成配套。
总体而言，中央高层从战争记忆得到启发，充分评估国内外战争局势，生成战争想象，使攀枝花处于关键的战略地位。对20世纪60年代仍处于落后状况的中国来说，攀枝花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从四川一个地区转变成为三线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基地。因建设的保密需求，攀枝花改名为渡口市，获得新的内涵和形象。本研究使用的经验材料来自党史汇编和攀枝花开发建设史等史料文献，以及相关著述等，以充分展示1964年到1966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如何围绕战争想象而展开三线建设的全国动员过程。
三、战争想象的中央动员
(一)“动”“静”结合的双重动员
推动一项政治工程并开展一场社会运动，一方面是常规性地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结构，另一方面是依靠临时性协调组织。其中，组织结构的支撑在落实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建立视察制度和正式组织体系。
1964年，中央领导人奔赴攀枝花，考察选址，主持攀枝花建设的前期勘测与施工。1965年，邓小平带领各部委和相关单位的人员到攀枝花，确定钢铁厂选址，统筹解决建设面临的问题。1966年，中央先后派出陈伯达、彭真、贺龙、彭德怀、郭沫若等领导人到攀枝花视察。这些领导人在视察时生动传达中央的战争想象和战备要求，为攀枝花建设指明方向。考察既代表中央动员地方，还推进了建设和战争准备的实际进程。考察队伍除中央领导人外，还包括各部委、地方、西南局、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便于各组织机构在实地考察中互通情况，现场协调并决策以加速工业基地建设。
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并非常态，但体现出国家意志不定时对地方进行指导，是特殊时期借助动员机制进行意识形态塑造的行为。常态的、稳定的国家机构对地方的动员，需要依靠制度和行政组织融合。从这个意义上，为赢得战争先机和优势，战争想象促使国家改革制度和行政组织。尽管战争还未发生，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处理常规战争时的应急态势。同时，由于想象战争即将爆发，对形势的焦虑使毛泽东不断催促加快建设速度，指定周恩来主管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求成立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建立集中领导的统一指挥体系，确保攀枝花战备工作顺利进行，“抢时间，抢在战争爆发之前”。[26]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得到中央批准和全国各地的共同参与。前期勘察、规划、筹建、施工涉及十几个部门，同时组织多省份共同参与。1964年，由冶金部领导主持攀枝花建设工作。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攀枝花特区”，纳入计划单列，实行特区统一领导与国家各部委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体制。建立基地政治部，开展“学大庆”运动，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央决定，攀枝花特区各行各业，分别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与省市实行建设与生产承包制，从勘探、设计、立项、施工到竣工投产，采取以老带新，对口承包，负责到底，通过调遣内迁等方式，成建制地支援攀枝花。[27]
同时，地方队伍的搭建纳入动员范围，搞“政治挂帅”。“要把最好的干部、最政治挂帅的干部派到矿山去。因为这方面上不去，其他方面到时候非停下来不可。”[28]这一原则落实在组织结构上，表现为党务干部以红为主，其使命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动员指令，因此政治忠诚至关重要。从党政两条线出发，以运动与常规双重机制为保障，既服从自上而下的指令，又在特定岗位恪尽职守。中央委派干部到攀枝花，由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各自抽调人员，组成相应的地方指挥和建设机构，使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建立了直接联系。依托动态视察和静态组织结构的双重作用，确立中央到地方动员的组织管理架构。
(二)制度规训与意义感塑造
“攀枝花特区”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特殊领导体制，[29]体现在组织体系的控制方面，对工人从搬迁前的政治审查和搬迁后的待遇以及家属安置等方面的要求。在战争想象与战备的塑造下，中央提出“先生产再生活”方针，并明确攀枝花建设是最急切、最紧迫的要求，克服艰难的条件，确保钢铁基地尽快建设。
由于攀枝花建设是属于国家战备的重点部署，有严格的政治要求。在生产之前，对建设者的身份进行审查：“国家经委有一个‘六不准’的规定：凡是属于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直系亲属被镇压而心怀不满的分子，因隐瞒重大历史政治问题而被控制使用的政治嫌疑分子，严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有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分子，都不得随厂迁移。”搬迁后要求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形成一条完整、持续的动员路径：“结合国内外的形势，进行和战两手准备、立足于战争的教育；大讲搬迁对加快内地建设、建立战略后方的重大意义；大讲三线建设对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和世界革命的深远意义。”[30]在政治审查与利用宣传活动把中央意志传递到基层职工之外，同时出台相关制度，保障职工的福利待遇。
意义感的塑造同样发挥重要的动员作用。彭真对攀枝花建设主要负责人发表的讲话，基本涵盖了中央对战争的主要判断：“你们这里搞得好，为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准备工作打了胜仗，也为反修工作打了胜仗。你们的工作做得这样好，但是，现在不吭声，人民日报、新华社、四川日报都不登你们的消息，为什么?是要藏起来，跟解放军打仗一样，打埋伏，一下子把敌人歼灭。”[31]这明确了战争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传递中央“准备好了就不怕”的决心，高度肯定了工人们在攀枝花建设中的工作。
动员是现实、虚构、想象的合一，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共同作用的过程，借助虚构化行为的引领，现实才得以升华为想象，而想象也才走进现实。这些宣传和表述，将战争拔高到国家存亡、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高度，使偏远的山区建设与战争联系起来。攀枝花建设是军事机密，对建设者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有高要求。建设攀枝花被视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增加了建设者的信心，也使建设者更容易接受来自中央的战争动员。“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宣传，通过备战和人民的连接，把国家与个体联系在一起，赋予工人崇高的爱国情感。
(三)战备方针
重新布局大规模跨区域的移民与工业化，新建立的制度体系仍需要其他辅助性手段。中央领导人以战备原则为核心，设计和推进建设进程。在空间上，一是以“靠山”“分散”“隐蔽”为原则设计工厂布局，目的是防范敌人进攻。[32]二是选定重要的企事业和科研单位迁至三线，“迟搬不如早搬，沿海各省都要搬，工业、学校、科研院校，能搬的都搬”。[33]三是要求建设细节按国防标准进行，“昆明到会理、西昌、成都的公路都要按国防干线修……要通过坦克80吨”。[34]在时间上，立足于“战争马上就要打”的前提，强调建设“第三线基地尽量快一点”。[35]
钢铁是建设与生产的核心，将中央、地方、三线工人囊括其中，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个人之间紧密互动，统一整个建设进程。“以钢为纲”，确立钢铁的战略地位：“机械加工工业和国防工业，应当尽可能做到和战结合、军民结合，既能生产民用品，又能生产军用品。”[36]显然，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不同于一般战争准备，而是作为后方基地，其定位为一线、二线战争失利后的秘密武器。基于现实基础和未来想象来设计建设细节，力求做好战争准备，尽量规避战争威胁带来的损失。从中央自上而下，层层发动与实施，最终达到社会基层。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改造和迁移一线、二线、三线的工业布局和地理位置，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建构的战争准备。
四、战争想象的地方回应
(一)地方推动
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作为巨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是中央作出决策并主导，地方单位和个人配合与执行。除具体推进建设进程之外，地方积极回应中央的号召，持续进行动员宣传。战争符号在迁徙和建设过程中持续进入“三线人”的视野。“三线人”生活和工作各个领域的活动都被纳入战备要求。
地方对战争想象的回应，主要是协调人力与物资供应，推动建设进程。西南三线建设指挥机构按照国家的部署，采用“三老带三新”(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办法，在施工现场建立有地方领导干部参加的现场统一指挥机构，组织民兵和民工参加三线建设。从全国抽调1500辆汽车，组成攀枝花运输队。铁道兵第五师于1965年进驻攀枝花，集结军民五万多人。陆续修建攀枝花各片区铁路、渡口支线铁路、成昆铁路。部队在攀枝花的铁路建设，与地方领导机关和当地人民形成紧密合作，由地方解决部队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提供施工所需的建材与生产资料。[37]战争想象在其中的体现，不仅仅是在建设的各项工程以服务战备为主，还包括将有限的资源供给建设，先生产再生活，因而无力大规模保障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
地方的首要工作是动员职工。让职工学习中央领导人的指示，认识攀枝花建设的重要性：“使干部职工人人明白渡口建设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与帝国主义争时间、抢进度的斗争。”[38]其次是鼓舞士气，保持工作劲头。动员的手段包括口号标语的宣传，提出“抢晴天，战雨天，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晴天一天顶一天半”的行动口号，还包括竞赛评比，“在竞争中，定期检查评比，总结交流经验，插红旗，树标兵，狠抓先进典型……以不断鼓舞士气，激发革命热情”。[39]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项目大多具有保密性，形成与部队军营相似的社会关系结构。“攀枝花特区”改名为“四川省渡口市”，大部分三线工厂都以编号代替名称，如十九冶代号为“二号信箱”。保守秘密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在心理上强化人们对战备的认识。在迁徙、建设过程中吃苦的直接感受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惨痛，进一步确认世界战争的可能延续。迁徙缔造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变化，使建设者时刻感觉到国家权力对生活的决定性作用，远比纯粹思想动员的效果更深刻。
(二)“三线人”呼应
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进程的协调统筹和落实推动中，处处都有国家意志与中央意图在场。战争准备意识进入“三线人”的思想观念，并诉诸提高建设效率的行动，继而完成自下而上的回应。职工对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认识和行动，构成社会对中央动员回应的关键部分。最深层次的是思想认识，在层层持续的动员作用下，对迁徙与建设过程的体验、对敌人的认识、对记忆的追溯，共同形成“三线人”工人群体对攀枝花钢铁基地重要性的集体意识。
战争想象带来全面威胁，与有限投入和西部落后条件构成鲜明对比，国家意志远远超过个体生活需求，使“三线人”的苦成为一种事实：“我们这一代人建设攀枝花，那是吃不尽的苦。”[40]在国际局势愈加紧张的情形中想象战争，对战争记忆的反复回溯和战争威胁的时刻警惕，使得中国人不断生成“挨打”的想象，积蓄潜在的社会共识和巨大的动员力量：“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41]
国家面对战争威胁，社会的个体无一幸免。战争的惨痛回忆以及对战争威胁的恐惧把国家和社会关联起来，使个体与国家有抵抗侵略的共同需求：“当初我们经常要讲政治形势，毛主席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呢?那是在极其困难的时候，三线建设是国家工业迁移的必要趋势。”[42]战争想象内化为职工的集体认同，是理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艰苦和意义的支柱。职工对国家的情感，借由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敬爱，由革命精神延续到三线的建设精神，实现了苦到不苦的认识转变，并体现在这一时期创造的诗歌与顺口溜：“天是罗帐地是床，担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43]，“坐着不动满身汗，高温胜过火焰山；只要主席能放心，哪怕烤焦亦无怨”。[44]这是“三线人”艰苦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包含着建设者对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信念和热情。三线建设的工人能够忍受恶劣的建设环境，原因在于他们将个人牺牲与容忍艰苦，视为一种必须克服的任务。
除在语言上积极响应之外，行动同样呈现出以艰苦奋斗为乐趣的指向。各车间、各班组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组与组、个人之间自觉地开展竞赛，许多职工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劳动模范。思想意识与语言、行为在战争想象中达成高度一致，不断塑造“三线人”形象，使之体会到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在攀枝花开辟菜区，任务是艰巨的，而当好后勤兵也是光荣的……积极完成此项任务，至关重要。”甚至通过被动的学习和动员，主动开始对他人进行动员：“白天劳动，晚上和农民谈心，宣传开发攀枝花的有关指示精神，畅叙共建渡口大业。”[45]
战争想象使“三线人”催生出一种自我强制的义务感。战备动员、教育和资格审查为社会动员铺平道路。工人经历三线建设的艰苦条件，回忆战争带来的苦痛、忧愁与恐惧，意识到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三线建设不仅是备战时期的国家工程，还是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推动的国家建构进程。战争想象构成人们参与后方战略基地建设的情感因素，激发建设者对国家的责任担当。由战争想象激发的使命感使三线建设者群体无论是在初期的艰苦条件，还是后期境遇不济，均对三线建设保持高度的情感认同。
五、“国家战争想象”的双重意义
据此，战争想象的视角可以同时推动中国三线建设与国家建构议题的研究，使“国家战争想象”命题具有经验与理论的双重意义。
(一)“国家战争想象”的经验意义
战争想象包括多要素组成的认识，历史的战争记忆、现实的战争威胁以及即时的战争判断等，成为战争动员与战争准备的引擎。以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为案例的三线建设作为社会政治工程，是为了满足国家战争想象并进行防御性的战争准备，进而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撬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
首先，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64年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威胁是系列经验事实的链接。战争记忆不仅关乎过去，也关乎当下的理解与反思，更影响着未来的想象建构。通过战争记忆来构造想象，成为中国国家建构在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也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动员、社会回应、个体信仰之间互动关系的引擎。战争判断一方面是对战争可能性的评估，另一方面是对本国实力的衡量。因此，国家的战争想象源于国际上客观存在的战争威慑以及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判断，把战争的惨烈记忆、可能后果、社会动员与提前准备等步骤关联起来，作用于国家建构的重点领域、目标、任务与过程。从战争想象的视角观察攀枝花的三线建设，是中国在面临外部战争威胁时进行战争准备的一个缩影。
其次，就战争动员而言，当存在外部战争威胁时，国家的战争想象起着连接国民社会网络的作用，并形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上往下的观念形态和组织形态，促使国家意志通过政策和意识形态双管齐下，将国家意志渗透于日常生产和生活，激发与塑造工人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加深国家认同。强调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重要性与动员的紧迫性，重新唤起社会大众参与战争防御和反抗的战争记忆，尤其是在建设进程中以有力的通俗话语动员，激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民众义务感，实现自下而上的回应。因此，新中国以战争想象进行国家动员，并不是查尔斯·蒂利经典命题意义上的社会动员，而是涵盖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个人，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各个层次渗透国家意志。
最后，就战争准备而言，战争想象借由国家动员机制，带来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这不仅为完成具体的攀枝花建设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行政组织关系、高效的动员能力，还将社会凝聚为整体，使国家有巨大的力量来吸取社会资源，实现转移一线支援三线，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资源推动建设。同时，外部宏观的战争想象与威胁塑造人民话语与个体的爱国情结。“三线人”集体积极落实战备，克服恶劣的建设条件，积极举行与参与日常劳动竞赛等行为，是攀枝花能够顺利建设成战略后方基地的重要因素。
因此，战争想象检验国家意志并塑造工人行为，影响中国国家建构的方向、目标、任务与过程。1966年毛泽东对外部局势的认识发生转变，认为战争威胁变小。虽然仍然在进行三线建设，但战备不再作为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直到中苏关系恶化，针对苏联入侵的战争事实再次引发对战争想象以及战争准备的重视，掀起三线建设的第二个高潮。此后国际形势再度变化，中央领导人感到战争威胁减弱，国家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部环境改变后，工人思想与行为更主要关切其基本生存利益。官方话语与企业的政治动员慢慢淡化战争想象。一旦失去战争想象的驱动力，解除国家存亡和个体性命的威胁，必然影响工人的建设热情以及三线建设的整体进展。现代国家之间关系是变动的，战争想象也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带来国家建构在方向与任务等方面的变动。
(二)“国家战争想象”的理论意义
查尔斯·蒂利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复合命题，经典阐释了战争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因果关联。但任何命题皆有时空条件限制。过于强调理论的普遍性必然遮蔽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境，而过度关注研究案例独特性，无助于建立有效的学术对话。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转向具体社会或历史情境的议题研究，都必须考虑命题的时空条件限制。蒂利命题的基本预设符合西方社会的经验事实，由此推演出来的理论适用于西方。许田波和赵鼎新等学者的研究已经立足中国传统，以战国时期的中国为案例，重新讨论战争与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对蒂利命题作出中国化回应。
然而，除了关注语境条件的转换带来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更值得讨论的是，两个简单命题之间关联的可能性。换言之，“战争制造国家”必然带来“国家制造战争”吗?如果不是必然，那么二者相结合而成的复合命题就不可能成立。本文提出“国家战争想象”新命题，并以中国三线建设为案例，可以对此做出回答。
其一，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政权的确诞生于战争，也由此终止了战争，随后至今数十年的中国国家建构并没有制造战争。因此，“国家制造战争”的命题并不适合中国。战争“制造”了新中国政权，政权带有战争“基因”，而严峻的国际局势进一步刺激了战争记忆和可能战争的判断，形成集体想象的战争局势。战争想象经由动员的推动，进而“制造”国家的战争防御，从而推动为了战备的三线建设。因此，“国家战争想象”命题是“战争制造国家”命题在新情境条件下的结果，但国家战争想象并不一定导致新的战争后果，战争防御也可能积极制止战争。
其二，在战争想象与战备过程中，蒂利过于强调国家对国民的控制、榨取与交易，而忽视国民主动认同国家的可能性。在集体的战争想象与总体的战备动员作用下，新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构成紧密互动关系，共同“制造”和推动庞大的社会政治工程。社会个体并非消极被动接受国家的塑造，也不可能与国家讨价还价，而是自我规训，以强烈的义务感积极配合中央意志，巩固与强化国家建构进程。
其三，蒂利的经典命题过于重视强制手段在国家合法性建构中的核心地位，认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属于强制逻辑，自下而上的交换属于资本逻辑，[46]但忽视自我强制、组织渗透等作用。其实，在“国家战争想象”的作用下，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自上而下的是动员逻辑，自下而上的并非资本逻辑，而是自我规训与集体塑造的认同逻辑。两种路径之间并非紧张冲突，而是互补性关联，共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新生政权不仅诞生于战争，而且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夹缝中继续求生存，更可能是战争想象和战争防御，并在战争间隙之间追求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制造新的战争。
因此，一方面，现代世界大多数的新生国家政权都是在战火中诞生的，蒂利提出的“战争制造国家”命题，指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战争动因；另一方面，在战火中诞生的新生政权形成战争记忆，必然时刻面临战争威胁的局势，从而想象战争的可能爆发，由此作为动员机制而展开充分的战争准备，推动国家建构的整体进程。这种战备并不一定是为了制造新的战争，更可能是时刻做好战争防御。这意味着，对于新生政权而言，反命题即“国家制造战争”并不一定成立。简言之，“国家战争想象”是“战争制造国家”命题的延续，可能是“国家制造战争”的前奏，但也可能因充分备战与防御而成功阻止战争的事实发生。引入“战争想象”这个中介变量，可以把蒂利的两个简单命题在逻辑上链接为一个有因果关联性的复合命题，但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使国家有效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使两个命题在事实上难以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