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巴以冲突活生生上演了一出文明与野蛮的倒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2 次 更新时间:2024-09-20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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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黎巴嫩真主党BP机密集爆炸,平民伤亡惨重,“供应链战争”进入现实,令世界愕然而恐慌。BP机并非先进的通讯工具,但处于西方控制的产业链、供应链之中,从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到匈牙利的组装工厂以及其他供应链环节,均陷入恐怖行为的嫌疑之中。而以色列神秘且炫技般地在这一全球化供应链的某个“神秘”环节,植入了微量炸药和引爆程序。

以色列策划这一事件,涉嫌对真主党武装“提前”进行了威慑性打击。然而,这种自以为“高技术”的秘密行动式打击,却并非精准针对军事组织,而是无差别针对使用该批次与型号的BP机用户及其周边人士,其中不乏妇女儿童。这就与西方自我定义的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笔者看来,以色列这种行为是技术对文明的背叛,是技术对底线的践踏,暴露了以色列战争行为中的文明背反和对基本人权与人格尊严的底线挑战。

爆炸发生后的9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及时通过了压倒性多数的决议,要求以色列尽快停止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但这只是一种国际法上的谴责与倡议,无法强制执行,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安理会程序中对以色列的无原则偏袒。联合国体制根源于二战后的和平共识与大国责任,但安理会中的大国分裂与大国责任衰退,导致巴勒斯坦悲剧的持续演化,巴以冲突尚看不到转向和平轨道的可能性。这是当代国际法秩序的阿喀琉斯之踵。

巴以冲突也快要接近一周年了,这一年里我们在现代战场上看到了太多人类文明甚至人性的倒退,活生生上演了一出文明与野蛮倒错的戏码。

巴以冲突是文明冲突的典型象征,一方是自诩为最聪明和最具有霸权实力的文明代表,是文明民族、主权民族和霸权民族,而另一方被认为是弱小、离散且难以独立建国的落后代表,是野蛮民族、非主权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在英语文化霸权和英语世界媒体中,以色列是光鲜的,巴勒斯坦是晦暗不明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维持着一种东方主义的种族与宗教歧视,以及准殖民主义的征服扩张立场,这一文明与民族的不平等导致多次中东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合法领土与普通人民的侵占和压制。

在此次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与主权的侵害史无前例,对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与尊严的侵害史无前例。国际社会多数对以色列的征服政策持反对立场,联合国多次做出谴责性决议,但根本无法阻止以色列的无底线行动。以色列以绝顶聪明的手段控制全球金融和舆论,发展出最先进的技术及秘密行动网络,并以绝顶聪明的文化霸权和政治渗透力,控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

不可否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构成绝对实力优势,并且滥用了这一优势。然而,文明与和平并非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而是诉诸文明平等与民族和谐。以色列打遍中东无敌手,但终于只会成为众矢之的,它想要的持久和平与安全也将是永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为它无法理解和实现与周边民族的平等相待与和平共处。犹太人曾经是纳粹暴政的受害者,如今以残酷暴力制造新的人权悲剧,复制加害者身份与逻辑而成为新的加害者。这一角色转换展示了文明与野蛮的倒错和易位。

绝对实力不能带来绝对安全,自诩的文明被野蛮行为证伪,孤立的地缘造就了蛮横的霸习,无底线的杀戮制造了持久的仇恨,贯穿其中的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西方犹太教,甚至是更广泛的西方文明与民族的自我中心论和霸权主义,其本质是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与权力征服欲。

这也深刻暴露了西方文明在处理与其他文明关系时的根本缺陷,即坚持西方中心论和霸权等级制,无法平等理解与对待非西方文明和民族。西方的所谓殖民化、现代化、全球化、自由民主、文明冲突与历史终结,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等级主义的合法化叙事与行动,导致其自私自大,作茧自缚,苦斗无道,血光漫天。以色列在此次巴以冲突及其蔓延性的周边冲突中,霸道尽显,底线洞穿,其“文明形象”与地缘安全预期断崖式下跌。

更关键的是,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倒错还进一步危及拖累西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可持续性与合法性。西方鼓噪与中国脱钩及“去风险化”,但BP机爆炸案表明西方才是最大的“风险”,非西方国家必然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去西方化”。

以色列加速了这一进程,加速了西方文明、霸权、软实力与产业链的道德内爆。一旦击破全球对西方产业链的道德信任和安全信赖,西方近现代以来苦心孤诣建立的软硬实力体系就都将面临崩溃风险。

当然,这一过程会是复杂与缓慢的,西方有足够的资本、媒体、科技和军事力量维护霸权,掩人耳目,埋葬真相,以新的谎言解释旧的谎言。然而,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西方文明可以完全垄断,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孤儿化”,就是美国在21世纪全球地位与形象的微缩和预演。而客观上,BP机爆炸案带给以色列与西方的只是短暂的“恐怖主义炫技”,长远的后果是安全与信用的沦丧。以色列的地缘困斗与无底线的“供应链战争”及其恐怖行为,不能在任何道德与实践意义上证明以色列的文明和强大,恰恰是暴露其短视和血腥。

与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治理之道相比,西方文明及其解决民族问题包括世界民族问题的自我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道路之道德危机和秩序危机日益深重,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殖民化与恐怖化行为为此提供了绝佳例证。与中国在联合国法律框架内及中东多边框架内的和平与安全作为相比,美国展现不出任何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德和实践能力。

文明与野蛮之所以倒错,在于所谓的文明并非真正的文明,而是霸道的实力观与利益观,在地缘性的民族和解与人类和平发展进程中充当了负面角色。从更长的人类文明史来看,强权与霸道永远是一时的,文明与民族的平等、多元、互鉴及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国际法和真正的人类自治之道,也是永久和平的根本解法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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