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安全但不自由，

现代社会自由但不安全。

好社会既安全又自由，

坏社会既不安全又不自由。

——弗洛姆（1941）

弗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的《逃避自由》一书出版于1941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际。弗洛姆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十分强烈的学者，他本人作为德国犹太人又遭受纳粹的威胁，被迫流亡美国。纳粹主义对现代文明、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威胁，促使弗洛姆去探讨与当时的社会危机直接有关的问题。他说，心理学家的当务之急是毫不迟延地为分析和解决当前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弗洛姆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的制度为什么会沦为极权主义制度? 希特勒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人的狂热拥护? 人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屈从于一个凶暴的权威? 这里面是否有心理学的问题? 经济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纳粹主义的崛起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战胜极权主义。弗洛姆认为，正如不了解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现象一样，忽略了心理因素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所起的作用，也不能理解社会现象。一方面历史创造了人，另一方面人也创造着历史。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要考察社会的动态过程，须先剖析个人心理的动态过程，正如要考察个人，须先把他放到造就他的文化背景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粹主义的兴起有其心理基础，这一心理基础就是现代人的性格结构，而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又是现代人所处的特有困境塑造的。

弗洛姆认为现代人的特有困境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这种自由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它解除了传统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种种束缚，个人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使人感到不安全、孤独和恐惧。传统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正是这种不安全的自由使人产生种种逃避倾向。人在孤独恐惧的困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屈从于一个权威，甚至在权威的感召下，去虐待、侵略和破坏。这正是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根源。

历史地分析

要弄清现代人为什么要逃避自由，就要分析有关的社会发展史。在古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家族、一个宗教团体的一员，他很少远离家乡，他隶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限制了他的发展，但使他感到安全。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基本上不可能从一个阶级跨越到另一个阶级。这种确定的经济地位带给个人安全感和归属感。社会结构和人的处境在中世纪后期发生了变化。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对不同的阶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城市平民、工人和学徒来说，这种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是日益遭受剥削和贫困；对农民来说，这种发展则意味着加重了他们经济与人身的压力；而对地位较低的贵族来说，这种发展则使他们面临没落，尽管没落的道路与前几种人不同。即使对于富裕而有权力的上层阶级，他们从经济活动和拥有财富中享受生活，但随着资本、市场、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强大，他们彼此间的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还要设法去统治广大群众，所以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焦虑和不安全感。

弗洛姆特别重视城市中产阶级的遭遇。因为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心理状况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都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所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在中世纪的地位和生活比较稳定。中世纪的经济制度禁止竞争，事实上竞争也不激烈。但到16世纪前后，行会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行会会员比他的同行拥有更多的资本，于是，他可以用这些资本来雇用更多的工匠，而更大的生产规模反过来又为他积累了更雄厚的资本。一些商业公司也发展起来，它拥有比小商人多得多的资本。这就威胁到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生存，面对拥有较多资本的竞争者，面对漫无边际的市场和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即使那些春风得意的幸运者，也面临市场竞争和经济规律的威胁。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和大机器生产给个人造成的孤独和渺小之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变得更加严重。在庞大的垄断资本面前，中产阶级的成员们感到更加渺小和孤立无援。普通民众也有这种感受。作为一名顾客，到现代化的百货商场买东西，他会被气派十足的大楼、琳琅满目的商品、多不胜数的营业员弄得晕头转向，面对这一切他马上会自惭形秽，一种自我渺小感油然而生。还有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根本不涉及商品本身性能的广告宣传，更是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庞大的官僚机构、繁琐的投票手续、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都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和微不足道。

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不能满足人与世界、与他人建立和谐关系以克服孤独感的愿望时，人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人需要自由，也需要安全。然而实际的情形是，安全的社会不自由，自由的社会不安全。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社会能同时满足人的这两种基本需要。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给社会各阶级都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孤独和不安全感。资本主义解除了中世纪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束缚，个人得到了自由，这种自由有利于人的发展，但同时又使人感到孤独、渺小和不安全。随着垄断资本及其政权的兴起，这种孤独、渺小和不安全感更加强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日渐从其原始状态中脱离出来，弗洛姆把这个过程称为个体化 (individuation)。这个过程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个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也日益增强。

弗洛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个人带来了自由，但没有展开分析这种自由对于摆脱传统社会对个人的限制甚至奴役，因而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而是着力分析伴随自由而带给个人的不安全感。从而给读者一种美化中世纪社会的印象，似乎不自由的安全社会充满了令人无限怀念的脉脉温情，这是不切实际的。

逃避的途径

人的基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健康的满足，就会寻求不健康的满足方式。弗洛姆认为人在逃避孤独或不安全感的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不健康的性格倾向，即施虐倾向、受虐倾向、破坏倾向和迎合倾向，不健康的性格缺乏自发性，健康的性格则富于自发性。

不健康的性格倾向

受虐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轻视自己、贬损自己，深深地感到自卑、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有的人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不断地谴责自己。贬低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 我本来渺小无能、经常犯错误，除非依靠外力的帮助，不然我就支撑不下去。因此，受虐倾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力图使自己成为自身以外的某个有力整体的一部分，跻身、参与到这个整体之中。这种外在的势力也许是一个人、一种机构、上帝、国家、良心及某种心理强迫力。他认为这种外在势力无比强大、富有魔力，可以永世长存。既然他已经被接纳进这种外在势力之中，那么他也就能分享它力量和荣耀。他放弃了个人的自我，但因参与这种外在势力而得到了新的安全和尊严。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外在势力，于是他不再感到孤独和不安全。尽管如此，受虐倾向还是不能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只能暂时缓和与掩盖一下而已。他实际上仍然无能为力、微不足道，他的自我仍然被淹没着。只不过通过依附于某种外力可以暂时虚幻地感受到一种强大或荣耀。

施虐倾向有三种类型，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一是强使别人依赖他，对他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将别人当工具使用，将别人视为陶工手中的泥土，随意揉捏；二是不仅统治别人，而且剥削、利用、蚕食别人，敲骨吸髓，不仅榨取别人的物质，还要抢夺别人的精神，包括情感和智慧；三是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看到别人痛苦就幸灾乐祸。施虐的目的也是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他通过控制他人、使他人遭受痛苦来显示自我的力量，通过别人对他的依赖来得到安全感。但施虐倾向也不能真正消除人的孤独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也强烈地依赖着受虐者，正如受虐者依赖着施虐者一样。这似乎令人费解，一个强者怎么会依赖一个弱者呢? 弗洛姆举了一个常见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例如一个丈夫，经常虐待他的妻子，还常对妻子说：“你可以随时离开这个家，这样我会更快乐些。”可是一旦妻子忍无可忍，真的要离开时，他马上软了下来，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苦苦哀求她不要离开，也许还会说，没有她，他就活不下去，他如何如何爱她等等。如果妻子信了他的话，留下不走了，整个情形又会从头开始。他又凶狠起来，她又要出走；于是他再次乞求，她再次留下……如此循环往复。这个例子说明，施虐者的“强大”依赖于受虐者，一旦失去了受虐者，他就“强大”不起来了。可见，施虐和受虐虽是相互对立的，但实际上都是为了逃避孤独而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从而依赖外在的力量。弗洛姆把这种源于同一基础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心理现象称作共生 (symbiosis)。这就不难理解施虐和受虐两种倾向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这种人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特点: 欺软怕硬。 见到强者就退缩，见到弱者就欺负；在权力大的人面前就情不自禁地谄媚，在权力小的人面前就不由自主地欺压。这种性格叫做施虐－受虐性格。由于这种性格集中表现出对权力的依赖，所以又可叫做威权主义性格。其实，每个人都程度不等地具有施虐和受虐特性，只有当一个人的整个性格都被这些特性所控制时，我们才能说他具有施虐－受虐性格或威权主义性格。

第三种不健康性格是破坏倾向。这里说的破坏不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的反击性的合理的破坏，而是一种深藏在人心中，时刻等待发泄的癖性，是一种被压抑了的生命能量。破坏倾向是这样产生的: 人的生命遭受挫折导致焦虑的积累，使人感到孤立无助和微不足道，一种强烈的愤懑之感淤积心头，迫使人以破坏作为发泄的途径。不能为善，不如作恶；不能创造，不如毁灭。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容易通过破坏来发泄不满，如砸烂自己的东西甚至自杀。以上机制当事人往往并不一定意识到，实际的破坏倾向常常以合理化的形式出现，如爱、责任、良心、爱国主义等字眼常常被用来掩饰实质上的破坏倾向。纳粹意识形态就是下层中产阶级破坏倾向的合理化表现，它就是以民族、祖国、无私奉献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煽动大众去理直气壮地破坏和毁灭，包括“悲壮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显然，破坏并不能解除人的困境。外部世界都被摧毁了，个人会感到更加孤立和不安全。

以上三种性格倾向常见于法西斯主义国家，而在民主国家，更常见的是迎合倾向(automaton conformity，自动遵从)，如在20世纪的美国及二战后的整个西方国家，大多数人是以此方式来避免使自己陷入孤立无助的处境。个人完全放弃自我，按照社会的要求塑造自己，把性格中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去掉，甚至避免去形成那些东西，使自己成为由社会批量生产的无数机器人的一份子。可悲的是，我们的感觉、思想、愿望实际上是习俗、权威、舆论等等强加的，可主观上却以为它们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一切，不由自主地去迎合时尚。因为社会在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压抑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从小就知道独立思考会带来麻烦和痛苦。迎合他人迎合社会也是为了避免孤独和不安全感。我如果与别人不同，就会受到排斥，就不能被接纳，就无所归属。但迎合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一个失去自我的人，他会感到更加惶惑和无所归依。

健康的性格: 自发性

可见，以上四种性格都不能克服孤独和不安全感，都是消极自由状态，而“积极自由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性(spontaneity)活动”，也就是积极地表现人的情感和理性的潜能。所谓自发性活动不是强迫性的，它基于人的潜能。通过这种活动，个人既能保持自我的独立和完整性，又能与世界和他人融为一体。这种活动主要有两种：爱和创造性工作。

积极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在现代社会，自发性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在儿童和艺术家的活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发性。

逃避自由与纳粹主义

纳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

弗洛姆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是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如纳粹主义代表了当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半破产的容克贵族的经济利益，没有他们的支持，纳粹党不可能上台。但纳粹意识形态为何能够得到大众的狂热拥护并取得统治地位，必须从心理学上解释。

这样，一种有效的社会哲学就应该考虑到社会心理的作用，又只能将社会心理的作用放到整个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弗洛姆认为社会经济、人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依赖的，但它们各自都有某种独立性，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不能因此忽视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力量。弗洛姆这里所说的心理的力量主要是指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即在一个社会的共同生活方式和基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共同具有的性格结构和性格特征。弗洛姆说：“经济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必须不把它们作为一种心理动机，而应作为一种客观的条件来加以理解；心理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是历史地受限制的；思想的力量是强有力的，但我们须知，它们是根植于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性格结构的整体之中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通常根植于社会性格之中，而社会性格又是由某个特定社会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主要的性格特征又反过来成了决定社会过程的创造性力量。” 在弗洛姆看来，社会性格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中介，又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而这种中介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力量。

弗洛姆正是用这种社会哲学来解释纳粹主义崛起的。纳粹主义之所以受到下层中产阶级(小店主、手工业主、白领工人等)的狂热拥护，答案在于他们的阶级特征。随着垄断势力的兴起，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但他们与垄断势力在经济利益上又有密切关系。他们由于依靠和屈从垄断势力而得到一种安全感和自我陶醉的骄傲，并从对现存当局的服从和忠诚中得到保护和满足。但1923年达到顶点的通货膨胀，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极大地打击了下层中产阶级，使他们被挤在工人和上层阶级之间，成为最无助的群体。工人虽然看上去处境更糟，但他们本来一无所有。而中产阶级牺牲了多年的生活乐趣，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钱，一夜之间几乎成了废纸。这种打击在心理上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增强了中产阶级对权力的追求，他们期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宁愿屈从于这个权威去侵略、摧毁其他国家，去虐待、屠杀其他民族的人们，从而使自己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相比于其他阶级，中产阶级对凡尔赛条约表现出更强烈的义愤，因为民族主义义愤是他们的性格倾向的最“合理”的表现方式。

尽管纳粹主义的主要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但由于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策略，它还赢得了其他各阶级 (如大、小资产阶级、半破产的容克贵族) 的支持，他们都希望从纳粹主义的崛起中得到好处。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政治上也处于退却的局面，这使工人阶级感到失望，无力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希望通过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来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增强个人控制感。这样，纳粹主义得以调动各阶级甚至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情感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去争取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

纳粹德国的社会性格就是威权主义和破坏倾向。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把侵略、杀人看成英雄行为，把残酷地虐待犹太人视为正义的事业，杀人越多、对他国文明的破坏越多越值得骄傲，而这一切都是在爱国主义和种族优越的合理化旗帜下发生的。逃避自由的结果是既不自由又不安全，因此纳粹德国是最坏的社会。

希特勒的性格特点

希特勒本来是一个缺少机会，未来惨淡的小人物，他在年轻时曾强烈地感到自己将成为一个被遗弃的角色。于是他开始了“我的奋斗”，而奋斗就是追求权力。

对德国群众，他以施虐狂的方式予以蔑视。尽管他声称“热爱人民”，但这仅仅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以便更顺利地支配他们。他宣称个人无足轻重，个人应无私地为国家牺牲自己。而他本人则代表国家。这正是有施虐倾向的“领袖”的惯用伎俩。希特勒说，犹如一个女子，宁愿委身于强悍的男子，也不愿支配懦弱者。同样，群众热爱支配者而不是哀求者。希特勒对政敌，则表现出施虐狂和破坏性相结合的残酷的迫害。希特勒说当他还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住在慕尼黑时，他常在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将一些面包片或面包皮切给关在小屋里的供他消磨时光的小老鼠，然后观看这些可笑的小动物为这点食物而撕咬扭打。除了统治、侵略，希特勒还有一种受虐的渴望，他表明他要服从上帝、命运、必然性和历史，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正是这种服从的表现，实际上这些名词仅仅是强权的象征。

所以希特勒是一个集威权主义和破坏性格于一体的“领袖”。他在演讲中将体现其性格的思想表达出来，得到那些具有同样性格结构的群众的共鸣，这样，“领袖”和群众的狂热激情就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

简短的评论

综上所述，弗洛姆“逃避自由说”的基本思想为：古代社会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现代人在这种处境下，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需要，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各种性格，其中大多数为不健康的性格倾向。这些不健康的性格倾向成为纳粹主义崛起的心理基础，也成为和平条件下民主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心理基础。出路在于，以人的理性和爱的潜能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和准则，对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改革，进而实现既安全又自由的理想社会。

全面深入地评价这一学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只能做一些简短的评论。第一，弗洛姆的著作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怀和深邃细腻的批判风格。他在《逃避自由》一书的开始就明确指出，心理学家应该毫不迟延地去分析和解决当前社会的危机。这体现了一种责任感和参与社会进步的精神。用心理学研究现时代紧迫的社会问题从而促进历史发展，这是西方心理学的传统。不管西方心理学家们在这种研究中有过多少失误，如过分夸大心理因素的作用，但这种参与社会变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运用社会历史和人物传记进行历史和心理学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心理历史学 ( psychohistory)，并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在我国，这是一个急待有志者去开垦的领域。第二，在弗洛姆之前，赖希 (W. Reich)就试图揭示纳粹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弗洛姆同赖希一样，注重分析德国各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处境，认为纳粹主义植根于德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性格结构之中。但弗洛姆不是把威权主义性格的形成归结为性的压抑，而是归结为人在与世界相分离的处境下所产生的逃避孤独和不安全感的需要。如果说赖希还没能克服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的作用的缺陷 (尽管赖希认为性压抑只是阶级社会经济奴役的一种工具)，那么，弗洛姆已从泛性论中走出来，把人的性格放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因而，有人认为“弗洛姆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赖希”。第三，弗洛姆认为古代人安全而不自由，现代人自由而不安全。他没有说明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是在最日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即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也就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想去做的可能性。如果按这一理解来看弗洛姆的论断，那么，它只能说基本上正确。就是说，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确实是如此：古代人不自由但有安全感，现代人自由却没有安全感。但若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古代人(奴隶除外)有他的自由，如封建社会的农民与现代人相比可能有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古代人也有他的不安全感，如对自然威力、对社会权威的恐惧。相应地，现代人也有一定的安全感，因为自由本身就可以带来安全感，如对自然的控制与预测能力增强了，只要不违法对社会权威也不必恐惧了；现代人也有他的不自由，如现代人被作息时间表和机器程序所控制的程度就是空前的，而且，一方面旧的禁忌在消亡，另一方面新的禁忌又出现了。第四，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思想，因其乌托邦色彩太浓，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人们对弗洛姆的批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点上，所以本文没有详述弗洛姆的社会改革思想。

Frmm, E. (1941/196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弗洛姆（陈学明译，1941/1987）：《逃避自由》。北京：工人出版社。

郭永玉(1997)：“逃避自由说”的文本解读。华中师大学报（哲社版），36(5)，99-104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心理学》月刊1998年第2期全文转载。

郭永玉（2023）：《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北京：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