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来，具体说是二十几年以来，本人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纪登奎的文章，但是，总是勇气不足，迟疑犹豫。从研究素养而言，本人一向致力于现实的农村调研，于“文革史”并无专门研究；从对纪登奎的了解而言，虽然曾有几年直接接触，但了解毕竟相当片面局限。曾经有那么两次，一时兴起写出了几个片段，很快又觉得困难重重，顿失激情而作罢。
我终于决定动笔，重要原因是，一方面年事渐长，似乎对于社会与政治的认知有所增进；另一方面，则是诸多学界友人的积极鼓励，不少同仁还给以方法指点和知识支持。
一
在积极鼓励我的友人中，对本文写作影响最著者，当属海外学者。这些年来与他们的交流，使我在研究中不断获得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也使得我对写纪登奎的意义，不断生发新的认识。
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与本人的讨论，特别是他向我提出的问题，在这里我称其为“麦克法夸尔之问”，直接激发了本文写作。多年前，我在哈佛访学，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闲谈，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曾经考虑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但是，后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这是为什么？你曾经在纪登奎身边工作，是否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放弃纪登奎作为接班人。”这显然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谈到一些我知道的情况。当时，麦克法夸尔已经基本结束了“文革”史研究，他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已经出版。他建议我写出关于纪登奎的观察和了解，谈了很多关于国内文革史研究的看法，并向我推荐一些参考文献。他说到，纪登奎孙女在哈佛读书时，曾经上过他的课，写过四篇关于纪登奎的文章作为课程作业。麦克法夸尔认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应当格外重视口述史资料。他进而认为，正因为我在纪登奎下野后才与他接触，也许可以提供新的认知，开辟新的观察视角。
傅高义教授（Ezra Feivel Vogel ）对本人的学习研究，特别是对于本文写作，曾给以持续的鼓励和帮助。200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我几乎每年到哈佛访问交流，有较多机会与傅高义教授见面。那些年里，傅高义正在致力于写作“邓小平时代”。有时候在他的办公室，有时候在他家里，我们常常围绕“文革”和改革有一些讨论，甚至一起翻阅《邓小平文选》。这些讨论有时候要谈到纪登奎，说到纪登奎在“文革”高层政治中的作为表现，包括纪登奎与新中国农业政策的关系。他几次对我说，虽然我并不研究“文革”历史和精英政治，但是，只要我写出来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对于这种研究就可能是一种贡献。傅高义甚至建议，因为我有工作经历上的特殊积累，可以借助这种条件转入“精英政治”研究。在闲谈中，他还介绍了他如何开展邓小平时代的研究和写作，讲到如何收集资料，如何阅读文献，如何访谈等等。傅高义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给予我很多启发。
2010年秋季的一天，我在费正清中心的演讲结束后，与麦克法夸尔、傅高义一起在哈佛教授俱乐部吃晚饭。那天晚上，两位老人喝了不少红酒，兴致很高，谈兴颇浓。我们聊起口述历史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特殊意义，他们又给我一些建议和鼓励。他们两位同年，当时都是八十岁。席间，他们曾谈到自己的研究经历，谈到他们的老师，聊到他们学术生涯中的经验体会。这两位学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态度，给予我很多重要激励启示。2011年夏天，我的《农民的政治》出版，其中有一些关于九号院上层人物的记叙，麦克法夸尔看到赠书以后，曾发来电子邮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2013年秋天，麦克法夸尔到访北京，我们见面时，他再一次表示了对于本文的期待。这些期待和鼓励，似乎给了我写作的理由，无形中成为本文写作的重要动力。
二
在当下的“文革”研究中，不论是官方学者，还是民间人士，都给予纪登奎很多关注。有地方党史研究机构，曾专门设立课题研究纪登奎。翻阅报章杂志，也时而可以看到一些关于纪登奎的记载或者轶闻。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曾经听到一位农口部门领导说，“纪登奎文集”已经在香港出版，后来发现其实是一种误传。这种种现象，都说明纪登奎似乎还在一定范围内被关注。但是，这种情况也动摇了我写纪登奎的想法：在若干关于纪登奎的文章中，多我一篇又有何用？
我写纪登奎，并不是要增加多少“文革”期间的高层政治秘辛，进一步说，虽然在纪登奎去世前的两年，我曾经直接为纪登奎做过一些工作，甚至随同他外出调研时朝夕相处，但是，我也并没有听到多少秘闻。我能清晰地感到，在闲谈中，纪登奎有意识地避开一些在他看来十分敏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十分健谈和一些说不上来的原因，他在一个场景下欲言又止的话题，在另外场景下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止而又言”。这似乎为我领会他不愿多谈的问题增加了方便。
如何把握观察纪登奎的视角，是写作的巨大困惑。笔者无意于去述说什么“红墙里故事”，虽然有时候会涉及一些看来类似的故事。本文不会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进一步说，面对众多故事，如果作者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视角来理解，则无论故事本身多么有趣生动，本文宁肯舍而不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观察纪登奎的角度和认识纪登奎的思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提到两位美国学者，这就是裴宜理和戴慕珍。最近十几年来，这两位学者是都是我的合作研究伙伴。我们之间有在学术上的交流讨论，不仅持续多年，而且议题集中。她们都研究中国问题，但是与傅高义和麦克法夸尔不同，她们的研究领域不是高层政治。她们观察分析中国政治，主要是从地方治理和基层社会的角度。她们更加关注宏大政治背景下的基层政治运行，更关注从地方层面透视中国政策过程和社会运动。或者说，他们对于高层故事本身兴趣并不大。正是与她们的这种合作研究，为本人启发了新的研究视角，那就是，本文侧重用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生活变迁的视角来观察理解纪登奎。
如果说，麦克法夸尔和傅高义对于本文写作，主要是特定情况下的启发和鼓励，这种交流具有偶然性，那么，为我创造了这种学术交流机会，并对本人的学术研究有全面推动之功者，则是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J. Perry）。2000年，裴宜理正在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作为她本人的合作研究者，应邀在哈佛访问研究一年；2010年，裴宜理担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再度邀请我继续作为她本人的合作研究者，在哈佛访问研究半年。在这两次相当集中的合作研究之外，裴宜理还多次邀请短期访问哈佛，包括参加她主持的会议和有关学术活动；她来中国访问时，我们又有很多机会一起讨论交流。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追问，本人与裴宜理的合作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启发是什么，那么我似乎可以概而言之，是她对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的批评与期待。她不仅对于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有所批评与期待，也对中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有批评与期待。她坚持认为，中国政治研究不应该成为西方政治学理论的“消费者”，而应该成为政治学理论的“生产者”。中国政治研究要生产出自己的理论，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理论，必须立足于观察分析中国本身的政治传统和现状。我不知道，本人关于纪登奎的这篇文章，是否对于学术界观察认识中国政治有所帮助。但是，我希望在这方面做出些微努力。
近些年来，我与戴慕珍教授（Jean Oi）的合作研究，主要围绕农村发展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她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十几年前我们开始交往并合作时，她刚刚从哈佛政府系转到斯坦福政治系，担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我们之间的交流讨论，更多是具体的农村政策和政府体制运行。政策与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正是在这些讨论中，纪登奎作为长期主管中国农业的国家领导人，有时也成为话题对象。围绕纪登奎和早期农村改革，戴慕珍提出的问题常常使我的研究视野豁然开朗，启发我从农村政策演变的视角来观察思考纪登奎的政治人生。正是接受她的建议，我在本文中力图通过纪登奎的经历来展示特定时期政策过程中高层与基层的互动机制。
我终于决定进入写作，并且决定将本文写成一个长篇，是在2012年冬天。那时，我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期间，应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邀请，从欧洲赴美国参加“国家治理的质量”研讨会。在风景如画的加州SONOMA，福山安排我们住在一个会所里。会议之外，福山带我们去了几个著名的葡萄酒庄园。或明月清风之下，或艳阳绿树之中，把酒论学，相谈甚欢。我们尽情地品尝葡萄美酒，悠闲地谈论生活和学术。此番学术之旅短短一周，但启迪至深，甚至有一种顿然而悟。如福山的研究，围绕“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宏大主题，努力梳理人类社会千百年的演进机理，这固然不容易，但是，如我等研究微观政治社会问题，要概括和把握哪怕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也照样很难。反过来说，人类社会千百年的事情都可以努力去理解把握，那么，对于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如纪登奎者，为什么就不能写出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至于描述与理解的正确与否，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积极地探究和认真的思考；只要是认真地探究思考，就会对人们认识理解社会生活有所帮助。有了勇敢的思考与自由的表达，然后才有可能讨论正确或者错误。由此，我对于本文的写作获得了另一种自信。于是，我回国后开始实质性地进入写作准备，特别是重新查阅整理当年跟随纪登奎工作时的日记。
2013年夏天，我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研究，正式开始写作。一个月时间里，大致完成本文初稿。回国后，因忙于庶务而搁笔。秋天，为照顾病重的父亲，我回胶东半岛家乡小住。在送走父亲之后，我继续在村子里陪母亲住了一些时日。身居乡间的日子里，思绪常常在普通农民的生活和纪登奎的生活之间碰撞跳跃，往往会有一些别样思考。农村的土炕成为摆放电脑的写字台，我得以继续修改本文，完成了本文第二稿。这段乡间生活给予本文思想底色一种难以名状的影响。从家乡回到北京之后，我的工作岗位发生变化，需要以更多精力适应新工作，遂将本文修改搁置。2014年11月，本人又做了一些发表前的文字修改。
现在，当我重新打开文稿展开修改工作时，心里仍然有一种“不务正业”的惴惴不安。因为，写纪登奎实在是一个巨大难题。如果把这种写作看作专业研究，我实在缺乏学术积累，不敢妄称“纪登奎研究”。但是，这种写作似乎被某种使命感所驱使。此文目的，无意于告诉读者纪登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不敢说，是在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纪登奎，也不敢说，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全面的纪登奎。但是，我敢说，我在写作中忠实于自己的观察与体会，忠实于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写作本文所秉承的原则，立足于所闻与所见，致力于表达所思与所悟，不刻意于颂扬和贬斥。我只是希望，这种写作能和读者一起分享对于特定历史人物的观察透视，并对人们认识那个时代有一定帮助。如果说，我对本文有所预期，说句有点张狂的话，那就是如孟子所言：“知其人，论其世也”。
三
纪登奎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传奇式人物。在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上，他从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由此突然崛起于中国政坛。随后，他多年分管中央组织部，并担任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中央政法委前身）组长；同时，他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后期担任常务副总理，并多年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另外，他还多年担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常委（相当于现在中央军委委员），并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在毛泽东晚年，纪登奎深得信任与青睐，可谓位高权重、风光无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政坛格局震荡重组，纪登奎淡出高层领导，并于1980年春夏正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82年末，纪登奎进入九号院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在这里度过他人生最后五年的“研究员”生涯。正是在这几年间，我曾经为纪登奎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对他有所接触和了解。
纪登奎从地方进入中央后的官场生涯，凡二十年。前十年，他工作在中南海，活跃在高层权力中枢，可以说在中国政坛光芒四射、叱咤风云；后十年，他成为高层政治的局外人，沉寂于九号院，可以说无所事事、落寞惆怅。从中南海进入九号院，纪登奎的官场生涯称得上大起大落、急上急下，折射出中国政治的风雨激荡。
大致来说，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对“纪登奎”之名可谓耳熟能详。现代社会节奏快，人们要不断地迎接新生活，纪登奎作为特定时期的人物正在被人们遗忘。或者说，任何人物都属于特定历史时期，从根本上说总是要被淡忘或者遗忘。所以，纪登奎被人们淡忘原本正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关注和透视纪登奎这个人物又是有意义的。纪登奎官场生涯所凝聚的政治意蕴，经过提炼总结与开发，应该具有历史价值并进入历史记忆。因为，人类为了建设美好生活，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和经验，或者说，为了建设良治社会，寻找更好的管理公众事务的方式和机制，需要不断总结以往政治过程及其规律。通过观察纪登奎的人生，或许可以加深对于政治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