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内部设有三个实体部门：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农研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研究农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联系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与国外一流智库相比，农研中心拥有独立的调查信息系统、独特的理事会制度，以及外聘研究员制度，构成了显著的独特优势。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国务院成立了一系列“研究中心”。首先是1980年7月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次年又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还成立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三个中心于1985年合并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们通常说，当时还有“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表述大致上是正确的，但不尽然，因为当时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通常称“农研中心”）与国务院其他几个中心相比有明显独特之处。透过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异，可以领略八十年代高层决策咨询研究的机制和格局。
与其他“研究中心”相比较，“农研中心”有两点明显不同。从名称看，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而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运行看，这个中心不完全独立，而是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合署办公。在这两点不同的后面，有一些体制机制的特殊性。1984年末，这个中心更名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改变未经高层程序正式审批，可以说事出偶然。
一
机构成立时的名称，为什么用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而没有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或者说为什么要和其他几个中心不同？迄今为止并没有看到正式说明。按照主任杜润生当时的说法，用“中国”而不用“国务院”，主要意图是强调这个机构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通过广泛地联系各类社会研究力量、建立强大的研究网络来开展工作。
关于农研中心的职责功能，国务院在成立文件中这样表述：“要联系社会上分散的、有限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协作攻关，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如果说国务院文件的表述比较原则概括，那么，农研中心在1983年工作总结中则有具体清晰的表达：“中心必须和各部门、各研究单位、农村信息点、科学家和实际工作者建立广泛的联系，及时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协调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服务，包括情报资料，计算机运算，方便研究工作的开展；组织评议研究成果，提供领导参考，真正起到研究咨询的作用。”
在运行一年半以后，农研中心在1984年初提出的工作设想更加集中清晰。工作报告说，农研中心的任务是要集中力量研究农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为了研究综合性问题，需要联系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研究。报告指出：“研究工作的现状是，对农村问题的各个侧面、各个专题都有相应的部门和研究单位在进行研究，但一般缺乏进行综合研究的机构和研究人员，而农村和农业建设的各项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在大系统研究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效果。我们相信，通过若干年的贡献，全国将逐步建立起一支综合研究队伍，组成一个综合研究网络，这个队伍的组成应是行政领导、科学家，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在这个研究系统中，农研中心的自身定位是：“通过提供资料，组织调研，组织参加国内国际相关会议，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在研究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集思广益，鼓励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由此可以理解，以“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名称，是有明确意图的。
从国际范围看，农研中心的这种机构特点属于智库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在国外著名智库中，如果按照研究力量配置和工作机制来分类，智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智库是，本身拥有相当数量的全职研究人员，研究以自己本身的研究力量为主。国际著名智库中这种智库居多，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等。还有一种智库，自身拥有的研究人员并不多，主要通过组织联络社会上的研究人员开展研究，通常被称为“网络型智库”。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学会（Chatham House）。当年农研中心工作报告中，曾经明确提出过“组成一个综合性研究网络”。虽然杜润生等领导从来没有引用过查塔姆学会的经验，但是，从农研中心的设计和运行机制来看，显然是秉承了网络型智库的理念。
二
从农研中心组织机构和运行特征来看，鲜明体现了这种网络型智库的特点。
农研中心内部的实体部门有三个，即办公室、资料室和联络室。办公室是机关日常运行的支持部门，相当于部委的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人事、行政后勤等都在这个部门，我本人就在秘书处。资料室和联络室则是基本的业务部门。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两个主体业务部门的工作上，正所谓如鸟之两翼。
“资料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位资料室，有独立的行政建制，内部设三个处。资料室不仅从相关部委、地方党委政府收集信息资料，而且在全国农村建立了信息联系点，常规性、系统性、动态性地直接从信息点收集、加工信息资料。农研中心用统计抽样方法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固定观察点，这些观察点后来发展为庞大有效的调查系统，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调查相互构成补充关系。资料室还有专门力量收集、翻译国外资料，跟踪国外动态。资料室编印的内部刊物有《资料》《农村调查》《国外动态》等等。1983年来自100个信息点提供的基层资料就达到4000多份。
联络室是支撑农研中心研究网络的主体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参加中心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基本特点，主要通过联络室体现出来。联络室有三个处，办事处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并联系外聘研究员，委托处负责选择研究方向和题目并委托相关研究单位承担，成果处负责研究成果鉴定评价和政策转化等。参加研究工作的不仅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还有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研究人员，也有一些基层领导人，甚至还有一些大学生的社团组织。
根据1983年农研中心工作总结，当年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主要有：组织521个大学生春节回乡进行400村调查；分别委托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等省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和农村信息点，开展农村土地转包转让、雇工经营、专业户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农民税费负担、农业投入产出等问题的专项调查；主持、协同和委托召开了一些论证会、讨论会，主要有：黄河小浪底水库论证会、农村雇工问题讨论会、粮食和经济作物问题论证会、农机化专业户粮食需求和购销讨论会、大城市郊区发展战略讨论会、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讨论会等。在联系组织各方面力量参加研究的基础上，联络室编印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通常每期十来篇研究报告，1983年编印31期。
与国外一流智库相比，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重要独特之处，是有自己独立的调查信息系统。
三
农研中心作为网络型智库的特点，还体现在独特的理事会制度、外聘研究员制度。
理事会审议决定研究方向。理事会组成主要是资深官员、著名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地方领导人。理事会成员在三十人左右，四年一届，1982年5月第一届理事会成立，1986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参加1984年2月第一届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的有陈翰笙、薛暮桥、童大林、姜君辰、许涤新、于光远、林乎加、林自新、卢良恕等，钱学森、马世骏没有到会，但提交了书面发言。杜润生在这次会上说：“群众的创造是层出不穷的。应该站在前头指导他们前进。切不可采用一个框框去裁剪群众的实践。要支持群众的创造精神，并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不要急于规范化，要先多样化，然后再规范化。”杜润生还说：“这几天的发言证明，我们对农村问题必须加强综合性研究。但是，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指导下分析。搞综合的人不要忽视专业研究的成果，专业研究得不到综合的指导，则不可能纳入实际行动。”
农研中心还成立了评议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研究课题和评定成果。评议委员会通常和理事会同时召开。1986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了国务院批准农研中心设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奖”。评议委员会评定了一批研究成果，授予《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研究》一等奖，《全国农业投入产出表》《全国种植业结构模型》二等奖。
农研中心聘请了约百名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这些研究员来自党政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特约研究员”是资历较高的党政干部或者专家学者，“研究员”是比较年轻的专家学者或党政干部。农研中心向这些外聘研究员委托研究项目，邀请参加相关会议，听取他们的政策意见，还经常性地向他们提供研究信息资料。这种外聘研究人员的做法，是国际上很多著名学术机构和智库的运行特点。
农研中心不仅从高校、科研院所、高级干部中聘请研究员，而且从基层官员中聘请研究员。1984年2月6日，杜润生主持座谈会，邀请四位青年县级领导座谈农村工作，这些县领导分别来自河北、河南、北京、安徽。杜润生当面邀请他们担任农研中心研究员。
四
1984年末，农研中心名称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变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变化是悄然之间发生的。表面上看只是换了个公章，背景却比较复杂。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机构规格，人们通常说是部级单位，实际上这个单位有编制、没级别。这个问题突显出来，是因为一位副主任的级别待遇问题。在主任杜润生之下，农研中心有四位副主任，其中三位原来分别是农业部、林业部、农机部副部长，不存在级别问题，但有一位副主任原来是正局级。按照一般想象，当了中心副主任后应该是副部长级，但并不是。为解决机构级别问题，农研中心办公室主任起草了文件稿，让我负责打印校对，但报送出去后没有下文。后来听办公室主任说，上边口头答复这个机构本来没有级别，无需批复。
农研中心没有行政级别，对于局级及以下人员职级安排没有影响。因为“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研室）可以任命并实现相应待遇。副部级则是农研室自己无法解决的。据说1982年成立时，两个机构的总编制数是100人，其中研究室编制30人，中心编制70人。1986年4月22日办公会传达，总的编制数150人，其中农研室70人，农研中心80人，实际达到160人。两个机构合署办公，既有专业职务，也有行政级别。如果专业职务和行政级别都有，在工资、分房等待遇上则“就高不就低”。这种混合体制构成灵活有力的激励结构。
但是，单位内部对于农研中心机构名称有突出意见。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1984年下半年进入整改阶段，在单位内征集整改意见时，很多人要求把农研中心名称前边的“中国”改为“国务院”。理由是，“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名称缺乏权威性，听起来甚至像个公司或民间机构，用中心名义联系安排事情或者出去办事，往往不被重视，得到的支持配合不够有力。把名称改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实际上在机构成立之初就有反映，这次整党又正式提了出来。据说农研中心领导也向高层汇报过，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大家有些失落。
问题的解决非常偶然，发生于秘书处长灵机一动。1984年下半年，当时国务院总理批示，将军队10万辆卡车指标用于支持农村，由农研中心负责给各省分配卡车指标。在落实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研中心需要向国务院报文请示。秘书处长安排我校对文稿，我将文稿校对后再交处长审核。处长在审核文件稿后，略有迟疑，然后拿起笔，将文后落款单位“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改为“国务院”，变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年轻人很是愕然，质疑：“这样行吗？”处长说：“就这样报吧，他们不给改，我们自己改改看。”几天后，关于报告的批示就回来了。总理关于报告的内容作了一段批示。在整个行文过程中，不论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还是国务院秘书长，还有副总理、总理，都没有人指出落款不对。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落款单位的名字都写错了，文件应该打回来重新报。也许根本没有人注意文后的落款，或者看到了也不当回事。
在这种情况下，处长显然受到了鼓舞，决定改刻新的公章。他安排我和秘书处的一位同事去办理刻印新公章，就用这个有总理批示后的文件复印件做依据。那时候单位刻制公章都在公安局。在公安局，这位同事出面交涉，当工作人员索要机构成立和更名的批文时，他出示了有总理批示的那个文件复印件上的落款，公安局工作人员居然没有再质疑，就批准了。新公章拿回来，同事们很高兴，一时传为美谈。
我至今不知道，秘书处长断然将文稿落款的“中国”改为“国务院”，是否与领导沟通过，也不知道他决定改刻公章时，是否请示过领导。1985年1月，我们换发了新的工作证。公章变了，工作证换了，而工作一如既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