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78级学生，我走出学校进入九号院，是1982年7月。
那时大学生就业，没有市场化选择，没有公务员考试，是国家统一分配。对学校来说，毕业分配程序相当简单；对我个人来说，毕业去向变化却跌宕起伏，很有戏剧色彩。当时我身在其中，但不明就里，别有一种散淡。
一
像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也曾痴迷文学，但进大学后，文学梦迅速消退。
大学一年级，主要阅读兴趣在先秦文学，“经史子集”著作中，最喜欢读《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等。脑子里经常想象那个时代的群雄逐鹿、百家争鸣的历史画面，曾打算以后考先秦文学研究生。这种兴趣，与批林批孔运动有一定关系。那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偶然因素被裹挟进“批儒评法”，接触过一点先秦著作，虽然看不懂，但刺激了对古文的最初兴趣。
刚上大学，赶上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常为一些问题而激动。记得上党史课，讲到某一段事情或者某一个人物时，老师就说：“没有办法讲了，因为正在争论，中央还没有说法。”越是这种情况，反而激发我去找更多材料来读，更加关注争论的新动态。思想解放，其实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思想混乱，就是可以怀疑一切。这种混乱状态，充满了活力和魅力。“思想解放”很快就彻底驱散了残留的文学梦。
那时我觉得，当时思想理论界的讨论，比文学界问题宏大、激烈和富于刺激，具有灵魂深处的震撼力。很多争论由文学作品激发，如关于“文革”的伤痕文学曾经引起大讨论。但是，文学作品酝酿了最初的问题意识之后，如果要展开具体、切实、有深度的探讨，则需要历史、政治的视角和方法。那时我对西方哲学的兴趣，也远远超过文学。我觉得，文学作品大多属于某种情调的浅唱低吟，不堪一读。因为这种想法，导致我毕业二十年内，基本不读文学，尤其不读中国当代文学。近些年阅读略多，但仍然只限于古代，不涉当代。
大学时代的阅读，文学也有令我兴奋的东西，这就是那些关于农民命运的作品。文学史流派中，我喜欢现实主义。我很留意古代文学中的农民题材，更关注现代文学中的农民题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些反映土改、合作化题材的作品，因为具有现实感，兴趣更大。这些阅读都激发我关于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想象。
大学时代，改革伊始，农村急剧变化，农民正在展现新形象，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农民题材作品。与此同时，我也花更大功夫读历史著作，跑到外系选听历史课和哲学课。当时，纽约大学唐德刚教授在我校开了一个学期中国历史课，我完整地听了下来。唐德刚讲历史，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且观点别开生面，富有思想的刺激。作毕业论文时，我选择了农民研究。那时的读书，根本没有就业考虑，更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只是出于思考的兴趣。
二
大四下学期中间，系里搞了一次毕业生工作意向摸底，了解每个人的分配意愿。我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做农村工作。用现在观点看，似乎意在从政，其实不然。我当时仅仅出于对农民问题的兴趣，内心深处还是早年对农村文化工作的向往。从初中开始，我在村里写一些学大寨稿件，参与公社通讯报道组，形成了很深的这种情结。
不久，班主任凌南申老师找我谈话，先肯定了下基层的想法，进而问，如果在本省没有名额，是否愿意去边疆地区，我说也愿意。平时宿舍里同学开玩笑，都说我应该去边疆，因为家里弟兄三人，我居中。当时分配到边疆，兄弟多是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是独子，学校则不会考虑。至于边疆是哪里，并不具体，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等，反正是不容易回家的地方。凌老师显然很高兴，说：“很好，你过两天跟我去参加一个毕业生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由校长主持，二三十个毕业生参加，大概每系一两人。校长先讲话，号召端正态度，服从国家需要，“到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然后，与会学生发言，我也发言了，很豪迈地表态。散会后，校报编辑来找我，让我把发言整理成文字稿。上交了发言稿后，我的心里开始嘀咕。其实，我的想法是回胶东老家，到边疆非我初衷，更没有想到去西藏，而且一去八年。但是，在座谈会上，话已经说出去了，文章在校报上也发了。事已至此，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顺其自然。
心里虽然有些嘀咕，但并非恐惧。在宿舍里，有同学调侃：“玩笑开大了吧，不去北京，非要到基层，当什么公社干部，那就准备去西藏吧！”我嘴上说“去西藏有何不可”，心里其实有些虚。晚上，躺在床上，遐想未来，不免有些许忧虑。我想到班主任的话：“到西藏八年，可以利用工作条件，写出一本书；西藏工资高，能存款8000元”。据说西藏工资高很多，但我不清楚存款8000块钱，老师是怎么算出来的。这样一想，觉得去西藏也不错。
三
毕业分配越是临近，同学们越是紧张，班主任越是繁忙。很多同学要找班主任表达想法，班主任也要找同学交谈。我从来没有找过班主任和系领导。参加了那次表态的座谈会后，就更没有必要找了，反正准备去西藏了。
大约在公布分配方案前三四天，班主任凌老师找到我，说：“你申请到农村去，今年没有名额安排；支援西藏，已经安排另外同学了。”“那我去哪里？”“你去北京吧，北京有单位适合你。”“什么单位？”“等分配方案公布就知道了。”这就是全部谈话，凌老师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前后也就是一两分钟。据说我们系上一届，即1977 级毕业生，半年前离校，约三分之一到了北京。因为这两届学生年龄偏大，半数已经结婚，像我们这些年龄小、没有家庭负担的同学，基本上都分到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或者新闻单位。有的同学想回老家，但被动员去北京，以至于感叹：“看来，不得不到北京去了。”
毕业分配方案公布时，情景颇为奇特。全班同学在教室坐好，班主任凌老师进来，将一张大红纸挂在黑板上。这张大红纸上，写满了工作单位，标注了所要名额。老师说，每人可以填写三个志愿，按照次序排列，就像填写高考志愿一样。全班鸦雀无声，人人都聚精会神于选择毕业志愿。老师在教室里巡回走动，间或有同学悄声询问。
凌老师走过我身边，我站起来，小声问：“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这个单位我想去，但是，不知是否只要党员？我是否可以填报？”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想到，这样的单位也许只要中共党员，而我当时还没有入党。大学四年，我一直努力靠近党组织，也是入党培养对象，但全班五十位同学，毕业前只发展了一位同学入党，我的入党希望落空。为此，凌老师曾经找我谈过一次话。凌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只要党员”的问题，而是说：“上边这些单位，只要你想去的，就可以填报”。于是，我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了第一志愿——“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也许在这一刻，我与九号院的缘分就确定了。
接下来一周，班里气氛紧张，暗流涌动。有同学半夜、凌晨还在找老师、找系领导。同宿舍一位同学，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谈恋爱受了处分，本来可以有更好去处，却被安排到安徽一所师范学院。还有一些类似情况，都成为很大麻烦。系党总支书记对所谓违反校规的事情不肯姑息，很多都在毕业分配时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同学，家里有这样那样的特殊情况，也反复与系里沟通。毕业若干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常说起当时毕业分配时的激烈情形。
在课堂上问过凌老师那个问题后，我再也没有找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我不去找凌老师，是因为想法已经说过了，再说一次还是那句话，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有表现好、能力强的同学也在争取这个位置，我在竞争中希望不大，因为本人交往能力弱，年龄又小，在班级政治中并非重要角色。期间偶尔听到班党支部同学议论，“赵树凯去农村政策研究室”，我依然将信将疑，也不敢正面打探。离校前三天，分配去向宣布。
离校时，我办好了毕业派遣手续，是先回胶东老家数日，然后到了北京。进入九号院后，得知单位曾派人到学校去。单位派去两位同志，一位是人事处陈处长，一位是研究室六组郏启新处长。他们在学校向老师询问了我的情况，也调看了档案材料。我上班不久，在餐厅吃饭时，他告诉我曾经去学校考察。郏启新后来是农研室六组组长，1990年后我们一起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同一栋宿舍楼。不久前，我们一起闲聊，他还说起当年去学校的情形。
当时，我们进入九号院工作的1978级毕业生有十来人。这样的成批进入，有一个高层的决策背景。1982年3月11日，中央办公厅致函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和国务院人事局局长焦善民，函件中说：“2 月25日书记处会议一致同意，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相互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今后大学生的分配，要优先考虑到这一重点。”这个函件后边，还列出胡耀邦、万里等与会人员名单。在这种背景下，我的情况恰恰契合了这个要求。于是，我得以走进九号院。
屈指算来，从1982年夏天进入九号院，到1998年秋天离开九号院，凡十六年。这期间，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时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期，各为八年。曾经的九号院，不仅属于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且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改革。
今年，是1978级学生入学四十年，毕业三十六年，很多同年都在作文纪念。大学毕业以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在我看来，已经走过的道路，成为确定的个人生活史，统统可以理解为宿命。生活的遭际，不论如愿而成，还是事与愿违，其实都可采取孟子的态度：“莫非命也，顺受其正。”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8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