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数月之间，北大“燕京学堂事件”已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文化公共事件。为与清华大学的“苏世民书院”竞争，北大校方可谓快马加鞭，抛弃重大校务决策的”群众路线”，在中央“反四风”的当口冒险利用校园“官僚主义”，从项目设计、项目融资、教师招聘、学生招生到堂址选择，以真正的“中国速度”上马。然而，校方忘记了，这是在北大，这是在人文精神与民主意识虽不断退守却依稀尚存的北大。直接的导火索是“静园选址”，这在根本上触动了北大的“文脉”，触动了北大在校园官僚主义和精致功利主义双重熏蒸之下依然清新残存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人文传统。如果不是动了静园这块北大集体的“精神奶酪”，而是以未名湖畔若干校级行政楼为基础建设“燕京学堂”，则这一公共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达到如此规模。
如果不是这次事件，我这个离开北大已有两年的学子可能真的以为中国的“校园民主”和“学生政治”已经死亡。1990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和躲避崇高的时代精神下，校园官僚主义和精致功利主义成为中国大学的主导文化，而整个二十世纪积累起来的校园公共性与学生政治参与传统几近绝迹。当然，北大或许是这一精神传统的最大承继者，即使在新的校园文化下，依然时有不凡表现，以突破校园官僚主义和精致功利主义的联合精神围剿。尽管数年前，长期领导“传知行”公民社会运动的郭玉闪先生曾经当面感慨，如今的北大确实是“精致功利主义”，学生们似乎更有知识，但更无道德责任感和公共情怀了。我想说的是，这只是北大的一个面向，“燕京学堂事件”证明了，北大的公共传统仍然流淌在生活与学习在这片精神热土上的普通教师和学生的精神血液之中。7月9日的燕京学堂沟通咨询会是一个顶峰，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这一传统的坚强捍卫者。诚如北大哲学系吴天岳老师所言：“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对学校、对学术、对公共事业的热情，都是北大最可珍贵的资源。”这是不死的北大。
在此事件发生之前，我刚刚来香港大学访问研究，就近观察香港政改。我惊奇地发生，商业社会传统下的香港大学校园竟然高度“政治化”，学生会“高度自治”，对政治与社会问题高度关注并积极参与，民主墙与民主女神像遍布，“大字报”也颇有创意。这种氛围很容易勾起我对中国20世纪主体历史的回忆，在那样的历史时空中，学生表现出了超过市民的爱国与民主热忱。是这同一种热忱浇灌了共和国的热土，塑造了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公共精神传统。尽管港式民主有种种复杂问题，但学生的公共精神与政治活力是值得肯定的，如能秉持爱国情怀、法治精神和理性传统，则可成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我曾回想，大陆是否还存在类似的校园民主与学生精神。这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表现出来的公共性。
燕京学堂事件表面上是针对一次偶然的北大校务决策，是捍卫具有人文象征意义的静园，但却不经意间激活了北大绵延已久但日益蒙尘的公共传统。更可贵者，此次北大学生的公共行动是秉持理性精神、对话意识和程序正义的。我们不妨看看他们的集体行动具体表现：第一，教师发声，主要是北大英语系的高峰枫和苏薇星，分别著文提出了基本的质疑框架，他们不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者，但却是北大人；第二，学生建立“静园小组”和“啤酒学报”，编撰事件文献，进行宣传动员；第三，开展项目问卷调查，获得项目支持率和静园选址支持率（低于5%），类似香港政改博弈中的“占中电子公投”；第四，与校领导连续通信沟通并在微博发布，诉诸具体理由，使行动透明化和公共化；第五，推动筹备7月9日的咨询沟通会，与校领导面对面，尽管没有解决实质问题，但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现场组织秩序和民主互动经验；第六，保留就事件进一步发展的参与权和抗议权。这一连串高度组织化和理性化的学生民主行动是校务决策者事先没有想到的，但校方还是表现出了积极的听取意见与合理考虑的姿态。这可能推动事件朝着一个可共识与可妥协的方向进展。
我相信，如此进退有序、有理有节的校园民主事件，背后肯定有组织、有“预谋”，但有关方面不必为此忌惮或秋后算账，因为学生们表现的才是真正的北大精神，一种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结合，同时也是在帮助弥补校务决策的正当性缺陷。在这一事件中，是学生在教育校园决策者如何进行重大校务决策，如何探索建立符合现代大学精神的治理体系。笔者曾专题研究过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就像此次“燕京学堂事件”一样，截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决策方关门决策，快马加鞭，终于陷入公共决策危机，后一阶段是公众（市民）采取理性的民主抗议和参与行动，决策方积极回应，从善如流，结果达成双赢。我曾将厦门故事归结为中国公共行政的“PX模式”，其中“市民”教育了政府官员，二者互动生产出了真正的政治公共性。为什么这些“精致功利”的市民/学生在日常时刻表现平平，专注于个人利益，而在非常时刻（PX项目触动市民健康权益，燕京学堂促动学生精神权益）却可以挺身而出，从朴素的正义感和同理心出发，运用各种形式学习积累的民主知识，活跃为具有共和主义底蕴的“公民”呢？这或许可以用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的“私人公民”复合身份来解释，每个人都有私性，也有公性，它们活跃于不同的处境与时刻，构成完整的人格形象与表现周期。一个伟大的民族生生不息，必有特定的公共性传统存在，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非民主的，平时看不见，但它就在那里。
燕京学堂事件直接捍卫的是静园的人文公共性，但也波及了对学堂本身合理性的质疑。最大的疑问有二：第一，“中国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第二，一年制硕士这样的“文化速成班”与中国文化之间有何关系？对“中国学”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学术理想主义的理解，似乎是要将海外“中国学”本土化，将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提升到真正的学术理论和文明论层次，打造为类似“新经学”式的、作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基础的学理形态，这样就一改蔡元培学制改革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百年瓦解，而重建中国学术精神的自主性，在这一层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支持，如果“燕京学堂”诚意如此，也是功德无量；第二，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战略的理解，这一层面较为实用主义，即以“中国学”为卖点和幌子，其根本目的不在学问，而在搞国际精英关系学，也就是张旭东说的，以后也好让这里出去的学生为中国说句公道话，如果是这样，就成了“孔子学院”总院，就成为中国的高级“文化MBA”，也就允许学生在“一年制”范围内“学贯中西”，成为大中华的忠实盟友。如果是学术理想主义的理解，则“燕京学堂”的现有建设方案显然不合格，既没有与北大各文科院系进行充分沟通并尊重吸纳专业意见，也没有关于“中国学”具体的学术研究规划。因此，项目更像是一个满足校领导“政绩需求”、仓促应对清华同类项目挑战、以“中国学”为卖点进行的中国高级“文化MBA”政治经济学营销，一端大肆汲取“善意”校友的捐助资源，另一端开展“国际精英统一战线”的速成培训。如果“燕京学堂”最终成了这样一个高级文化营销体系，实为北大之悲哀，如静园被征用，也委实不值。
进一步追问，中国高校在“中国梦”时代疯狂追求“国际化”的精神动力及其本质到底是什么？“中国梦”本应该是一个回归“自我”的历史辩证过程，是一个具有充分的“文化自性”前提下的自我理解与选择性学习过程。中国式的“国际化”却表现出一种文化表面自信下的深刻的自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谦虚，而近乎精神病态了。无论中美如何在政治上对骂和博弈，无论我们如何在公共语言上表彰“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的内里精神，至少在精英层，仍然是盯住最强者“美国”的，对美国的全盘模仿仍然是中国对“世界大国”整体前途想象的基本模板。这样，“中国梦”与“国际化”之间的表面张力就可消解，即我们在战略上“藐视”美国，在战术上“重视”（甚至机械模仿）美国，而且要展开惨烈的同行竞争，最终在政治上宣布我们的全部成就都是“中国的”。如此，则“燕京学堂”就很难坚持一种“学术理想主义”的自性定位，而只能演变为简单跟进清华“苏世民书院”而进行的在中国的“罗德奖学金”模式之争，而不是关于“中国梦”及中国软实力的严肃学理成就之争。这样的“燕京学堂”实际上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它满足了校领导、文化左翼学者、善良校友捐助者、中国梦的远程观察者、实际受益的国际学生等多方主体的各自利益，却实实在在伤害了静园“文脉”和北大公共传统。
所以，此次“燕京学堂事件”才具有了超越静园保卫、校园民主、学生政治的一般意义，而成为当代中国如何自我理解和自性存在的重大文化精神事件。作为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各方，包括慷慨激昂的普通教师和学生，尽管深爱静园，熟悉民主知识，成功操作了校园民主和学生政治，扮演了合格反对派的角色，但对于什么是“中国学”，什么是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化”，什么是“中国梦”，自身如何参与中国文明自性的再造，也尚未提出一套相对清晰完备的、区别于“苏世民书院”和“燕京学堂”的规范性理解和共识。这才是真正要害的地方，而这并不是民主可以解决的。
（本文原载《新产经》2014年第8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