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教授
在阳光明媚的北大校园，隐藏着许多不久前的阴影。
入学第一学期，在建校劳动中，我不慎被砖头砸了头，当时晕倒了，马上送往北医三院，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闹得班里系里一阵忙乱。
我在校医院住了几周，因此认识了历史系许大龄教授。
许的夫人与我同一个病房。每天许教授都来陪夫人，一进来，就要问：“今天怎么样？”然后坐下，说些家常。
许先生，人略矮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的外衣总不扣上，敞穿。每次进来，夫人都要说他，“当心着凉。”他就听话地扣上，一副宽松随和的学者样。
这是一个恂恂君子，无论与医生护士讲话都轻言细语，与夫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我和他在病房里大侃，诸如：“农民起义对历史是什么作用？”、“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红楼梦》值不值得搞一个‘红学’？”等等。
那时候的大学生，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一股启蒙的思想浪潮正席卷全国。
许大龄是清史专家。我问他：“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算是汉唐的子孙，还是元清的顺民？”
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元、清之后，败类增多，风气下流，这与两次异族的征服有关。
《红楼梦》里袭人的奴才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而黛玉、晴雯、司棋、紫鹃、鸳鸯这些人，有信念有感情，从一而终，是汉人风骨的传人。
许先生说：“现在不能这样提问题，都是民族融合。”
我却认为，不能抹杀一个朝代对国民性的塑造。屈原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内部的分合格局，历史授予他“爱国诗人”的美名，其实他爱的也就是楚国。而岳飞、屈原的品性，都融入了“大中华”的范畴。
精神的遗产，一种品格是可以超越朝代和国度传承的。在元、清朝代所铸造的奴才品性，也会超越时光而传承至今。
当时启蒙派有一个观点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是一个不可崩溃的体系，超稳定结构。就是说每一次破坏都是重复建设这种体制。
记得这好像是金观涛提出的。有一套“启蒙丛书”，当年风靡校园。每一本都很薄，主要是一些观点的构架。提供新的思维模式，在当时很有开拓意义。
这也是我和许先生讨论不完的话题。这种话题就在眼前的现实里，使得历史和理念都变得鲜活。
出院之后，我成为许先生家的常客。令我意外的是，他住在低矮的平房里。拥挤黑暗，还有屋漏。
许先生说：“原来北大教授们的房子，都让给学校的工人阶级住了。”
不久，上面又让许先生家重新搬回原处。许先生说：“我们住惯了。工人同志人口多，让他们住那大房子吧。”
但这是“政策”，有人来监督执行的。那家工人骂骂咧咧地，只好又搬了出来。
许先生一家搬回去后，见房子被损坏了不少，楼梯上的扶手有斧砍的痕迹。帮忙搬家的学生都很生气。
他说：“算了，别吱声，人家心里有气，才拿这房子出气。”
许夫人告诉我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北大应邀组团赴国际学术会议，因为安排开车送机场的那位司机“心里有气”，故意“晚点”，几位学者都没有能赶上飞机。对方来迎接的时候，只有一位团长走下舷梯。当官的有专车送。
庄严的北大校园内，堂皇的师道尊严后面，有着太多的屈辱和隐忍。
一个大学，不就靠名师支撑吗？师长没有尊严，名校还何名之有？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们家，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有点紧张。他们互相看了看，许先生就说：“还是我来说吧。曼菱，对不起你，我们早应该告诉你，我是‘梁效’。因为我们很喜欢你，怕你知道后，不来了，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本来，应该是一认识，就告诉你的。”
许先生说着，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
我虽感意外，但立即说：“许先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这是他们强迫的。他们要拉名家史家来充门面。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哪里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许先生说：“不管怎样，应该告诉你。”
我说：“那年头的事，不能当真的。”
许先生说：“那天听你提起在云南被打成‘反革命’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对不起你。”
细思之，的确有些骇然。那些事只在几年前。怎么能想象，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迫害的边疆小工人，和那做尽恶事、高高在上的“梁效”之成员，竟在北大校园成为“忘年交”？
过去的岁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实，是荒谬的，它把善良的人们划成敌对。我们都是被摆布的，犹如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我自然还去他家，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情绪不佳。我珍惜与他们的这份情谊，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还想向他请教和探讨清史、红学，还有民族的命运。
我们本该继续着从医院开始的欢乐笑谈，在他淡泊朴素的家里，享受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但很快他夫妇俩都卧病在床。
许先生不久就过世了。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
他是清史专家，为人谨慎厚道。所谓“梁效”，许先生只是那些被强迫加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照样地被赶出了教授的小楼。可是他的良心却为此饱受折磨，直至心碎。
每当想起那个夏季里，那一天，许先生在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那副欲言又止的惭愧神色，我就想吼一声：先生！您别再给自己顶上那么一顶罪孽的帽子了。在这社会上，多少厚颜者，干出了多少无耻的事情，却毫不赧然，依旧身居高位，堂皇有功。您这样的恂恂学者，是不该为这个历史的垃圾负责的。您从厚厚的眼镜片里，看透多少书中历史，可是您却没有看透这现实中的社会。
在校园体制中，真正令人畏惧和有所求的，依然是权力的尊严。
老师们被捆绑、打伤和侮辱，还不是真正的耻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曾被迫做自己心目中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使得他们在学界和学生的面前永远地失去了内心尊严。
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知识的面是广阔的，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我要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绝不能再做一个受摆布的“书中人”了。
当年我们在北大校园生活，绝少听到人们谈起“文革”的事情。
也许人们都在忙于营造春天和光明吧。到我离校后，才读到一些人们的回忆文字，揭示出北大校园黑暗时代的细节。
燕南园，未名湖幽静的后湖小区。很多居住在那里的学者入狱，挨打，被关押，劳改和死去。那是北大的黑色年代。
这才是许大龄教授难以解脱的深层原因。这是那段时期误入歧途、进入“梁效”圈子的许多学者难以自我解脱的灵魂重负。在那个头衔下面，繁衍着太沉重的罪恶。
当时我这个刚从云南过来的学生，给许先生带来了一种天真的师生之情，所以他万分珍惜。
最终，他舍弃了这个世界。也许，他明白，政治已经将他这个纤弱的书生卷进深渊。
我怀念许大龄先生。他具有一个恂恂学者的真挚性格，在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里，还能辨识出学界的清浊与歧路。
谁能料想到，在许多年后，当今占据大学讲坛的某些人们，从他们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清浊之界，亦无耻辱与愧疚可言，他们直接就是市侩了。
逝去的一代教授是珍贵的。
历史的邂逅
暑假我回到昆明，邻居韩伯伯让人来叫我，去他家。
韩天石的爱人李阿姨是昆明医学院教务长，母亲的领导。我自幼就与他家为邻。
从我认识他，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沉默着。
一进门，看见韩伯伯很高兴的样子，讲话也爽朗多了。
他说：“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原来“上面”要起用韩伯伯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当副省长，一是到北大主持工作。
我马上说：“当然就是到北大去啦！”
我直言道：“你在这里受压多年，人人都知道你是‘高饶集团’的。就算到了省级领导层，你没有手下，没有人帮你，也是一个空头的职务，不过房子换大了，钱多点而已。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没有威望。
“可是北大不同，北大从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长期脱离政界也没关系。来什么人，都要看他能不能适应北大的气候。你本身就是北大出身的，搞过学生运动。有这个来历，熟悉教师和学生，你应该去北大。
“北大服不服你，就看你的个人风格，而不是看你带多少人马去。北大的人见多识广，不会计较你的历史问题的。”
韩说，他也想去北大，可是家里人不愿意到北方去。
我说：“你先去了，她们不去也得去。”
我回到学校不久，有一天，在办公楼听报告，忽然有人指给我看，黑板上写着我的名字，要我马上到 101室去。
我推开门，原来韩伯伯已经到了。他马上带我到他的宿舍去，在后湖朗润园。屋里空荡荡，桌子上放着几个烧饼。盆里泡着脏衣服。
我就帮他把衣服洗了。
他说：“你快动员她们过来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呢？”他的家属与我很熟悉。我写信去，告诉她们韩伯伯来到北大，一个人生活有困难。
而后我带了同乡马军去见他，让马军有空就过来照料。
韩天石进入北大，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有三个小段子可以一提：一是：“小韩，脱帽！”
安排新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与全校学生见面，是在冬季的长跑会上。一伙学校领导，都是棉大衣厚帽子长围巾，登上体育场上的露天主席台，从台下看，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同学中有人就喊：“小韩，脱帽！”
于是一群领导中，真的就有一个老头就脱了毛帽子，摘了围巾，光着头，在寒风中露了真相。台下报以一片热情的掌声。
又有喊声：“戴帽！”“行了，别感冒了。”
这就算是通过了。
二是：“老头开门！”
新来的书记韩天石要在办公楼礼堂作报告。那天，有些同学早去了，见门还锁着。
一会，一个穿大棉衣的老头来了。同学以为他是管礼堂的工友，就说：“老头，快去拿钥匙来开门！”
那老头转身就去了。一会，有人拿了钥匙来开了门让大家进去。
等到作报告了，一看，那老头正在台上，就是韩天石书记。
三是：“看什么看？出去！”
有一天，一个老头摸进北大女生楼来，东瞧西看。正在瞅着，一个女生问：“找谁？”
他说：“不找谁，看看。”
女生火了：“看什么看？出去！”
老头就乖乖下楼走了。
后来开大会，女生一看，被她们轰出去的那老头就是这位韩书记。
对于中央领导人，北大人当时昵称为“邦邦”，每天在女生宿舍里都可以听到爱娇的声音：“看，邦邦又在……”我一开始听到，还以为她们说的是一头大熊猫呢。
后来我的惊异消失了，也满口地“邦邦”。这就是北大人的境界和情感方式：不仰视，以轻松的语气来表示信任。
所以后来在天安门前会出现“小平你好”的床单标幅。
而当年，为了“邦邦”之逝，北大人亦遵从自己的感情踏上了街头。
韩天石进校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显出了他的气度和宗旨。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但值得一表。
那天，如果不是我到他家去，听到他在那里发火、骂人，也不会知道。
77、78级学生，大男大女居多，有的已婚，有的正当谈婚论嫁时。于是在周末和假期，学生宿舍常有“鸳鸯”寄宿。同学们相互成全，渐长此风，有几幢男生楼最为嚣张。
有一个夜间，灯熄人静后，学校人保组突袭宿舍楼，捕获了不少梦中鸳侣，连夜带到人保组，让他们写了检查。翌晨，这些颜面扫地的大龄学生回到课堂，等待着令人沮丧的处置。
不料此事泥牛入海无消息。
原来当人保组将“战绩”报告校党委，韩天石勃然大怒了，说：“这是糟蹋人才！北大自己给自己抹黑。”当即下令：立刻把那些“检查”全数销毁，也不许将这些学生的姓名通告给系里，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这令我想起历史典故“摘缨会”。学校这一片苦心，保全了多少大龄学子的尊严与人格；其中又有多少英才人杰，将会为国尽力。
经历过大半人生的压抑磨难，韩天石对我们这批学生是怀着感情与期待的。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韩来到北大就任，有力地推动了80年代的北大，使之顺利地进入一个开放活跃、朝气蓬勃的新时期。
还有一件事：韩的儿子来到北大学校办公室，要求解决住房。恰巧韩天石那天到校办去有事，碰上了，大怒，立命其子离开，并嘱北大校办，“不要搭理”。
韩回到家中，余怒未消，又向家人说了一番，表示对此类事情深恶痛绝，不许家人到北大索取任何条件。
直到毕业，周围的人们并不知道我与韩天石有这层深远的关系。这与我的家教有关。父母总是教育我们：当别人落难的时候，不可冷淡；而别人高升的时候，自己要保持距离。这也是一种洁癖吧。
我决定，不让班上和系里知道我与韩的关系。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和他都正在面临新的难题，不要相互影响。
尤其是我，不断地受到一些困扰，自己就是一个“多事之身”。
因为我到他们家去得太少，韩伯伯经常表示不满意。我借口说功课忙，往朗润园那边跑一趟，很费时间。
韩伯伯希望我能够多来，陪陪他的家人。她们从昆明初来，很不习惯；同时他也想听听我谈校园的情况。
那年“五一”节，韩伯伯的小儿媳分娩。我们是儿时一起玩大的，她丈夫远在武汉上学，深夜只有我守在医院产房陪她。早上我走进教室，伏在桌上睡着了。班里人却把我与另一位夜不归宿的男生联系起来，令人哭笑不得。
逢到周末或节假日，在韩伯伯家吃饭时，北大有人来了，我会避进他孩子的房间去。他们家的人以为我忽然变得多虑。因为我自幼都是大大咧咧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有一个下意识：韩伯伯来到北大，和我这个从小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相遇，这只是极小的事；而我和他，都要为与一个大时代的邂逅作好准备。小邂逅必须服从于大邂逅。
1981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中，以韩天石为首的北大诸领导，为保护学生的竞选，保护学生与北大，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
在竞选中，韩天石急切希望了解同学中的情况。我也有很多焦虑的事情要请教于他。我们这种“知根知底”的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是“地下”的，故没有对他和我发生负面的影响。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共同保护着北大。
在当时，保住北大，就保住了以胡耀邦为首的整体格局，和全国的开放势态。
在那个时代，起用和召集起一批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力量的干部，使中国政坛大有起色。北大的另一位校领导马石江，也是从“一二·九”运动过来的当年学生骨干。
人们都说，北大的领导难当，韩天石和马石江他们，是少有的没有以“下台”姿态离开北大的一届领导人。
八九后，我远走海南。韩天石以“中顾委”官员的身份视察海南，提出要见我。原来，他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
相逢备感亲切，我们回忆了自昆明到北大的愉快往事。
记得我当时带了一盒参茶去，韩的后续老伴严肃不收。韩伯伯笑道：“你不要，我要了。”一把接了过去。
我说：“我又不是官员，我是从小在韩伯伯家吃饭长大的。”在场的人们笑了。
最后一次看望韩伯伯，是在北京翠微路他家中。他依然生活简朴，特意备了一盘葡萄招待我，要我讲讲外面的情况。当时我向他提到一些问题，他叹道：“现在我们这些人说话不管用了，还不如你们呢。”
另一位马石江书记，退到档案馆，也很式微。他们的处境令我感到茫然。我们这代人与主流政治失去了一种天然性的挂钩。
韩伯伯在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令我追忆如缕。
韩天石，东北人，因日寇入侵，流亡到北平，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到延安。他的婚礼是集体的，与我的另一位恩师韦君宜同时举行。
由于在抄没高岗的信件时，发现其中一封信，称赞当年鞍山团市委书记韩天石，韩因此受到“高饶集团”牵连，来到云南边地，在一个小厂担任副厂长。
我与他的儿子自幼同学，下乡都到了滇西盈江。因为“思想罪”，韩的孩子还被关押过。他的爱人李阿姨下乡探望孩子，曾专程到我的寨子去看望我。回来后她向我母亲唏嘘不已：“一个女孩，就住在那种篱笆编的屋子里。”
在昆明过日子，我和韩伯伯曾一起去排队买豆腐。1976年春天，韩伯伯曾顶着风险来参加我组织的“追悼周总理”大会。在我 1977年高考受阻的日子里，韩伯伯表示了愤怒与对我的同情。他那时还在受压抑。
他历尽沧桑，不改其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来到北大。
他一直力图将自己的道路与我们这代人的道路衔接起来。
他敢于承担风险，保护学生，遵从正义与民主的潮流。
毕业时，韩伯伯曾经对我提及，王震要他介绍一名北大女生去“写传”，他欲推荐我，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当时就回绝了。我认为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到边疆采风更适合我。
“高处不胜寒”。宫廷不是我可以去的地方。韩伯伯没有多劝一句话。他明白，我的决定是明智的。
金克木戏说时势
人的因缘，到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下子就会扯得很长。
在昆明医学院曾经有一位朱锡侯教授，他曾留学法国，是云南省的“大右派”。他的女儿新地与我自幼在学院里一起长大，趣味相投。
我们常干些彻夜不归、吟诗探险的事情。
朱伯伯与我的父亲结为知音，在压抑中相濡以沫。
1978年秋天，朱伯伯夫妇来到北大，带我去探望他的老友金克木，郑重地拜托金先生指导我。
从兹我常去未名湖后湖，成为金克木先生家的常客，时常聆听他的高谈雅论。他女儿木英与我是同龄人，坐在一起，就讨论文学与时代。
一天，他的女儿和我讨论当今文学，说起台湾小说风行。我认为，有名的《尹县长》，其实不怎么样。
金先生在一旁说道：“你何必去看那种小岛文化？”
我当时为之一振。金先生可能是勉励我，有意扬我的气吧？
但这一下打破了海外的神话，令人痛快。初开放的文坛确实有些崇尚港台的莫名之风。
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他说：“语言好。这是很大的优势。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说，一到要害的地方，你就跳过去了。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发现。读者最想知道的地方，你闪过去了。我估计那就是你的真实生活，你不愿意全部抖出来。可是写小说，这就是‘文眼’，是最精彩的地方，你必须贡献给读者。”
“还有，你不会写对话。你的对话不行，太简洁，生活里没有这样对话的。对话是小说的重要部分。”
最初的几篇小说都是写我自己的生活，有回避的下意识。这个可能遏制我发展的问题，金先生看出来了。
讲到我的竞选，他说：“你是艺术的政治，政治的艺术。”
像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收获，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老”而“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
金克木的心灵可以穿透岁月，仿佛不会老。说起巴金与萧珊当年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事，他仍是觉得很逗，一阵阵地发笑。而说起现在的青年，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总之，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这一点，使他不像同辈人那么沉重，而是敏锐，灵透。
毕业后，我常回北大，住在“北招”写作，那是原来的苏联专家楼，与他邻近。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
有一阵，局势有些动荡。我问他：“您看形势怎么样？会不会‘收’？会不会‘转’？中国还会倒退吗？”
我想，金先生肯定有新鲜话。果然他说开了，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
“你看《水浒传》一开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一移开，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出世了。现在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收什么？都走出来了，就要在这世间好好闹一场。”
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只有金克木这顽皮的穿透了历史的老头儿，这博学的洞察世事的活泼精灵，像“金”克“木”一样，参透书里书外的大学者，才能说得出来。
相比之下，人们常说的“放飞”一词是多么平淡啊。
金克木讲话专讲“话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一旦点到，汩汩而流。他擅长于巧妙地东拉西扯，用文化来将事物移位，扩大了这个世界的空间。我曾经想写一篇《金克木的“跨文化”观》，可不敢轻易下手。
所谓“厚积而薄发”，他整个人就在一种“文化态”里，无论说、写、想，自带来一股文化气息。
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他会说什么呢？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带给人巨大的快感与信念。
这是巨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八九风波”后，我离开了北京，金先生一直惦念我。
《梵音》的编辑、藏族朋友桑吉扎西告诉我，金先生直到临终前，还在问：“找到张曼菱了吗？她现在在哪儿？”
我与金先生还有很多约定。他答应给我写一个书评。而我说过，我一定要突破他所指出的“文字回避”意识，我要给他看一个满意的小说。
为怀念金先生，我淘了些他的专著来看，可是那些梵文的研究，我不懂，翻开了也站在门外。
像他这样的先生，在我面前似一个和蔼的伯父，有时像一个顽童，有时像是同窗，可他其实是一个大海。海的深处我永远都不可测到，那里可能就是世界的极限。
海的博大吸引着我，看远，再看远。水面上有些碧波白帆，是他呈现给世人的风光，例如金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面的那些学贯中西的小而不小的文章。
这样壮阔的文化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很难达到的。
那一代大师们，有时留洋，有时借居在亭子间，有时钻学问进象牙塔，有时涉足社会谈笑人生。在他们那里，知识的情趣和生活的情趣是永远融合在一起的。洞察世界，与洞察书本，对于他们已经修成正果。
在北大校园北边的楼里，金先生的家人后来搬走了。
直到如今，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隔膜，在世界，在人生，在书本与我之间，常感困惑。
先生，你是否已经知道，在你身后洪水滔滔？商场的贪婪和政坛的欺诈席卷校园。人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请告诉我，校园的清平什么时候才能再现？
季羡林“不默而生”
季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先生，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的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就在中文系 78级，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先生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在朗润园沿湖的一楼底层，季羡林朴素无华的居室永远是“小乡镇水平”。而居室对面的那个单元里，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的水平”。
毕业离校时，季先生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19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先生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舱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先生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曾说，季先生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先生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忘年”也。
季羡林执着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和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
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先生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当时邀请一来，季先生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
到了台湾，季先生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先生上前恭敬地朝着胡适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先生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如仪。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先生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
季先生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年来批判胡适，季先生沉默不语。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胡适最重要的名言是：“宁鸣而亡，不默而生。”
季羡林的人生，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没有沉默。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先生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透视，对自己的透视，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厕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这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先生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溯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挞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先生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备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先生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萎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成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的“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声望造势，借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季先生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这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先生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感同身受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先生惦记心头，视若亲友。
后来，当我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他为我写下了：“曼菱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先生逝后，托人转交与我一幅“天高秋月明”。原来先生也如此望月，这是一种内心清明的勉慰。
北大这块风水宝地，世世代代地总要出一些忧天的杞人。然而，思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一次次的伤害，已使校园的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渴求宁静纯和，人们不再习惯于正面交锋。现代的“杞人”已习惯于压抑式的表达。
但季羡林没有选择低调，他“百年老病独登台”，不避锋芒地成为主角。这种差异，细思之，是很多有价值的人已比他更虚弱了。
在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见面时，季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弊端。他说，目前社会上“重理轻文”，必有后患。李岚清来给他拜年，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
他对我说过，国内的文科无院士，这是不尊重文科所致。
温家宝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现在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还应该加上一条：政治文明。”
在 301医院的病房中，他提醒我写《北大回忆》。他说：“应该写，值得回忆。”也是基于这种“不默”的精神吧。
有年轻人出世，把北大的老先生们一个个拎出来贬斥一通，说这个的散文不行，那个的讲话如何，意思是“北大导师不过如此”尔尔。
写此“灵性散文”的人，不知道是否了解中国和北大走过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出身于此校园，他是否知道，北大驶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是谁坚守在北大？是谁坚守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当献身之刻轮到他的时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师们的一二？
2007年夏秋之交，季先生逝世。
我急赴京城，携白菊与百合。一面电话遥嘱北大郝斌师兄，为我书写挽联。此时，自然而然从我心底里流出了两句苏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季羡林曾在耄耋之年涉入时代风暴，和孙子辈的学生们站到一起。风波险恶之际，他以晚年衰躯维护青年学生，可谓“擎雨盖”。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始终不渝，曾自愿去要求与学生们一起领受铁窗之役。
记得当年对太炎先生也是人言籍籍，但鲁迅在回忆太炎先生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朦胧诗”呐喊——谢冕
当年，最受欢迎的是谢冕老师的诗歌大课。
在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当代诗歌，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
诗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
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立即发现和为之呐喊。
那些星星点点的，刚从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新诗，如天街小草，远看新绿，近看却“无”，因谢冕在大雅之堂上的评说，使其勃发出时代的光彩。
他对这些先锋派诗歌的敏锐、热情，令人想起“新文化运动”时这座民主的学府。在他的课堂上，舒婷的《致橡树》，还有许多被争议的青年诗人的诗歌被高度地评价和赞扬。
真正的大学，正应该打开这样的襟怀，来迎接社会的新生儿。只有这样，大学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界领袖。这是谢冕的讲课更高的意义所在。
试想，假如北大和其他高等学府对待当代思潮与文学都有谢冕这样开放、敏感和勇于接纳的胸怀，那么，文苑和学院的关系可能会打成一片，人们可以企盼一个蔚然壮观的前景。
谢冕的壮举意味着，经历多少年的禁锢之后，学院“指点江山”的雄风又重开启。谢冕是被热情追随的一位老师。同学们把他看作是新思潮的引领者，“自己人”。
学子是如此的单纯和偏激。对于初入学的我们，“课”与“人”就是一回事。记得，看到谢冕师与我们眼中的那些“顽固派”亲密无间，我们很诧异。
谢冕师告诫我们，不要太过激了，某某老师是非常有功底的，其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五院就像一座山崖，表层有斑驳的石头，那些刻板的课程和讲义，不经教育部允许是不能动的，而内里却有着沃土与激流。
五院的水深，老师的心深。老师们以不同的类型，春风化雨，对我们这批学子，洒下甘霖。
谢冕为这春色付出了代价，不久，他的诗论就被“点名”了，一位中央领导人还找他“谈话”。一位政治要员向大学教授发出警示，这已经算是很文明很客气的了。
抗战时期，民国教育部大员视察昆明，要求教授统一口径。张奚若先生那时讲了一番举重若轻的妙语，他建议政府找一位可以放心的教授，在重庆设一个广播电台，全国的大学就用一个教授讲课，可以保证思想统一。
而在谢师他们这里，这是不可能的。
从谢冕师的身上看不出沮丧，他从来不跟我们提这个，依然是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对于渴望冲决禁区的学生，这件事只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意。
诗的课是在下午，经常有同学迟到。谢冕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请进来。”还问：“是不是睡过头了？”他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你同宿舍的。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令他总也不会老。
他是诗人，他就是谢冕。我们都直呼其名。你去找他帮忙的事，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他所受的坎坷不平，也很透明，也会跟你直率地讲一通。
他家里总是“谈笑有同学”。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谢冕师家你总是径直可以去的。
毕业前，由孙玉石老师介绍，谢冕接收了我的毕业论文，并给予我一个最高分。
谢冕对于我这样自由散漫的学生尤有感慨与爱护之情。离校时，谢师给天津方面写了信，称我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品学皆优”。
当时许多同学因为“竞选”之故，遭遇分配难题，我得到这样的推荐，心底温暖。
我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北大、北京，恐怕都很难容你。”果然，我自从毕业，几乎尽在漂泊中度过。
百年校庆回去，循踪到了畅春园谢冕老师处，那儿正有一拨心念有之的故人在召唤我。访师会友，正是此行极乐之事。
与谢师谈天，是真正谈“天”，行云流水，无主题变奏，无师无生。谈彼此生活，谈都在做些什么，谈修身养性。
那天在座者，有同班男生友循，同届的青年评论家书磊，还有同系的神交之友秉杰。阔别十六载了，大家笑看彼此，都说“没变”。
此谓性格气质和友情仍如其人。至于增几根白发，添几丝皱纹，不过是造化小儿信笔涂鸦而已，谈不上改变什么。
谢师做东，他说：“这里新开一家杜甫草堂，我们就到那里去用餐吧。”大家欣然而往。
随着世俗对诗歌和诗情的冷漠，这支曾经攻陷城池的文学劲旅成了“闲勇”。这对于谢冕和所有的真诗人来说是一种痛苦。
在一个缺乏诗意和诗情的时代里，过急地追赶功利，来不及关心灵魂，这种生活难道就是我们所理想的吗？
谢冕当时在坚持冷水浴。我以为，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还有另一种坚持。自古“高台多悲风”，诗人的命运，总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曾经“流放”——倪其心
倪其心老师留给人很多细节的回忆。
他寡言。但有这些细节，就嵌刻出他那不同凡响的个性，不为岁月所磨朽。这使我时常会将他当作是一个同辈人。
初来上课时，倪老师讲授的尽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非常独到，令人惊喜。使这门“古典文学”课和另一门“古汉语”课，完全地分开了。
上课的时候，只听见大家记笔记的“唰唰”声。
大约是他在流放地积压太深，我们这批老大学生就成了他的第一批知音。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他说，这不合教学大纲，还是要按照“大纲”讲，我们立刻群起反对。他看了我们一下，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真的按照大纲讲起来了。
一天，我去南校门外的长征食堂。
每当馋得不行了，我和冬就跑那儿，两人合吃一盘炒肝尖。那天冬回家了，我一个人进去，人挤，好容易找到一个空座，坐下，对面一个人在喝酒吃饭，正是倪老师。
我说：“老师你好！”
不料他把手一指，说：“我不认识你！”
我愣住了，生气地说：“你给我们上过古典文学课。”
他把手放下来，说：“哦，那是替费振刚老师代课，你是文学78的？”
这么个性格。回来我对宿舍里的人说：“怪不得当右派！”
倪老师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学生，他的眼睛一直是看着窗外的，好像那里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
有一年他来参加我们的新年晚会，大家要他出节目，倪老师沉思了一下，唱起那支悲伤的俄罗斯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这支歌，我当知青的时候也唱过。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很想接着他唱下去：“车夫挣扎起，拜托同路人，请把我埋葬，不要记旧仇……”
然而我没有出声。直到现在，倪老师已经过世了，我还在懊恼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唱出来。
我记得他那忧郁而分外寂寞的面孔。那天晚上他很快就离去了。
如果当时我唱了，他就会感觉到我们师生都经历过的流放之苦，不同的历史，共同的心声。它能使师生之谊深化，令老师的表情不再那么孤寂。
倪老师也曾是北大学生，女生中自然有好事者，打听来很多他当年的风采、逸闻和厄难。
他曾经是中文系的才子，女友也是班上的佼佼者。一场“反右”使他丧失一切。我们入校之后，他才重返讲坛。
我对倪老师深怀敬意，而非同情。有的人你是没有资格去“同情”的。这就是那些为中国的进步呼喊和付出过的人。
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别想混入右派队伍。 ”“右派”在80年代已经成为某种有内涵的荣誉桂冠，它意味着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意味着耿直与正义。
“右派”的悲剧绝不属于个人。失去了这一批精英的中国社会，不断沦落，堕入更大更深的悲剧迷潭。所谓“摘除大脑页”的时代从此开启。
倪老师在他的同类中是幸运的，他终于回到了北大。他出书的速度是很快的，是在他被压抑的时候就写下的。很快他就带研究生了。
我们是看着他重返校园，立命安身，成家生子的。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谓应了一句话：“穷且不坠青云之志。”这话我从来没有对他说出。但我心已自认定，如果一旦劫运轮到我，我会像倪老师一样，绝不易志。
当我的古典文学的试卷发下来时，我看见在“优”的下面批了两行字：“祝贺你的小说发表。”
这就是倪其心。他教的是古典，却关心到我的创作，师生的心灵如此沟通。在北大，学生出成绩，老师就高兴。而对我们这样下过乡的，倪老师更体会其甘苦。
毕业之际，我专程去拜访他。在他家的书房里，倪老师对我说，他喜欢我的小说《云》。他说：“没有一定生活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这些话让人想起生活中的很多东西。”
我在新年之夜没有唱出的草原流放之歌声，终于在这篇小说里让倪老师听到了。小说写我和明失之交臂的故事，我想倪老师早一步领略到了。那是比我更加深刻和痛苦的故事。
当他知道我即将到天津去，他说：“我来找你喝酒。”
我想，我们是有一杯共同的苦酒可尝的。倪老师后来病逝，我一直认为与他嗜酒有关。
有一年，我从新疆回来，在北大的东门遇到倪老师，他非常高兴，我们站着说了半天话。我说：“倪老师，看您怎么老了很多？不像教我们的时候那么年轻了。那时候，我觉得你与我们一般大。”
倪其心老师是体格很好的人，他头发微卷，肤色黝黑，气质沉郁，很吸引女生的目光。
他豪爽地一笑，说：“这几天有点累了。没事的，冲一个澡又年轻了。”
一别经年，我来到北大勺园，打电话过去，倪老师马上说：“晚饭我请你喝酒。”那天下了暴雨，记得他来到勺园时衣服都湿了。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上大学的钱够了。”令人觉得有点太虑后事。
孙玉石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因为倪老师的遭遇，所以在安排访日学者的日程时，特意多了一个周期。然而系里同仁们的关爱并没有能够留住这位才华馥郁的老师，他还是早逝了。
之后很多年，一看到北大“反右”的文献资料，一听到那首俄罗斯民歌《草原》，我就想到倪其心老师。
一位俊雅豪迈有才的学子，一位寡言的个性独特却真挚的老师，一个终于重获事业和家庭的沉郁的中年人。也许，在他的内心里，永远是一个草原深处的马车夫。
那次我们喝酒，他说：“我儿子上大学的钱有了。”但他的内心远不像外表这样满足和宁静。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北大在 1957年被划“右派”716人，其中有 8人被处决。林昭是其中被人们所知和追悼最多的一位。
从这苦难深渊走出来的倪其心老师，他的内心里，永远有这样一座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