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大举进攻。
然而，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这反而是“好事”。闻一多在信中对妻子就说过这样的意思：
“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必须爆发了，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开始撤离，形成滚滚巨流。在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称为“逃难”。然而，这些人不仅仅是在逃，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是怀着在另一条战线上献身的斗争意志离去的。
人们暂时地让出了自己的家园国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国家还在。人民在，信念在。
这就是“南迁”。
在这滚滚的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是一群特殊的团体。
这三校，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团队。他们直接受到最高层的关照与指挥。三位校长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都关系密切。三位校长之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最高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整，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这样划分是有其历史内涵的。这是一个地理转移的过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路线；而在这窘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
国难逼迫中国高层知识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归民间的文化之旅。当史家陈寅恪怀着丧父失家的哀痛，随学校来到滇南重镇蒙自时，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这样悲观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战况现实悬殊的原因，也有作为一个近代世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和陈先生在撤离时丧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愤。
而南迁，终于没有变成“南渡”。
陈寅恪过悲的预感并没有成为现实。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战难，最后以国际性的大胜利为结局。后人于是把光复后的返乡，按陈先生的诗句称为“北归”。
抗日战争，一面是遍及北中国的南迁，一面是中国正在走进时代大潮流，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和对古老资源的整合，终于与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并肩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中国，因为将士与人民的英勇战斗，而列名于《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强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遭受武力灭绝的一次记忆。
“南迁”值得回忆：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这些都是当代无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梦没有重演，但历史的阴影却没有因为抗战的巨大胜利而离开中华民族的天空。短暂的喜悦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内战和新的劫难。中国大学、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几经流离、劳役和家破人亡之难，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南迁”这样壮观、豪迈、英勇的大潮，这样对民族创造出重大功绩与道德楷模意义的大潮。
在进入“南迁”的历史之前，先来说说“七七事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状态。因为此后的联合大学，其风气、构架、精神与物质的基础，都源自这三校的战前状况。
三校各自有着深厚的底蕴、人才与教育信念，因此相辅相成。在联合大学中，它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校园精神。正是这种引以为骄傲的传统，使三校联合办学能够历时九载。
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人称“都是君子”。大战临头之时，各有风范。他们对学校踏上南迁之路，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定夺于昆明，均有贡献。
“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
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2009年中秋节早晨，台北阳光明媚。我们摄制组来到一条老巷，拜访刘长兰学长。
见庭院紧窄、古朴、种兰，室宇蜿蜒，家具有明清风格，这里仿佛是一个北平寓所的缩影。墙壁上的镜框里全是优雅的画作与字幅，其中有当年联大导师梁实秋和叶公超的字画。
九旬高龄的刘学长坐在客厅的椅子上，容颜秀丽，衣着雅致。
刘长兰，祖籍安徽宿县。
刘学长才气横溢，开口就说：“记得少年春衫薄。” 果然北大气派。
她说：
我是北大的。“七七事变”是1937年。我是1936年入学，进去了一年，就赶上“七七事变”。那时，我已经在北大一年级了。
刘长兰进北大一年后，学校南迁。她领略到了那个年代最后的校园风光。
斗转星移后，刘长兰的讲述，依然令人可以感受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大的风范与精彩：
那时北大连校园都没有。北大就在故宫的背后，占了故宫以前不太用的房子。
比如女生宿舍就是宫女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了。
旁边有西院，西院是理学院，那原来是里面的一个宫廷，房子都是旧的房子，北大拿来用。整个的地区叫沙滩。沙滩就变成北大的校园的占用地。
旁边的小馆子也打开了。因为学生，吃饭的地方多了。也有一些别的，理发店啊。
有一个理发店，它很得意，因为胡适在那里理过发。
环境很散漫，但是又有一个核心，像一个桃核似的，核心是北大。
那一块地方，是北大的，即便没有正式的校园。
她讲到北大校舍与校长、校风、教授、学生有一种“散漫”的特点，此值得一考：“以前北大崇尚绝对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所以北大从来开不成全校的大会，一说开会，两三只小猫。”（这是刘长兰学长诙谐的谈话语调，指来的学生很少，并且都是些不声不响的、不重要的角色。——作者按）
当年也有激进的同学，想要发起“运动”、组织之类，但在这个散漫的校园中，既不会被制止，也没有多少激烈反应，人们还是各自安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听到北平的一个传言，都说‘北大老，师大穷，清华刚刚好’。我们不甘心做这个‘老’。我们班里面，有一些积极的同学就发起一个‘新北大运动’，要把北大改得新一点。”
第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全校出去游园。第二件事情是全校开一个大会：
一说要开全校大会，没有地址。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就跟故宫博物院的人说，我们要借用故宫的一块地方开个大会。故宫就说：那好，你们隔间就是煤山，那有个小山坡，这个园子给你们用好了。
煤山，明崇祯殉国的地方。我们全校大会在那里开的。
因为有个“新北大运动”，所以来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也不是全体，尤其不会像别的学校点名，你到了没有？没有，随便三五个。这个一堆那个一堆。
从刘长兰入学，到我那一代人入学，经历了半个世纪，其中有无数历史的不如意，与北大精神相逆的事情挡不住地发生了。
庆幸的是，我进北大的时候，时代风气回转，一批老教授们都出来讲课了。在我们77届、78届，也有一些原来社会上的民主分子。于是校园又有点儿旧时气息了：也是上课不点名，爱上不上，考试照样是“优”；也是开大会，人不齐，想睡午觉的就继续睡，一个宿舍去一个人，回来说说。
刘长兰说：
校长是蒋梦麟。蒋梦麟一直是很瘦的一个人，虽然肚子里装了很多书，但是人还是很瘦。他这个脖子拉的皮很长。我们就开玩笑，说这个校长脖子那么细，断了怎么办呢？
他说话很慢，声音小，可是送得很远，我们都能听到。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北大要加强的就是外语。你们要注意，以后外语不要成为北大的一个缺陷。虽然我们刚开始，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外语翻译都是北大出来的。我们要维持这个精神。”
他又说了一句：我们不随时上路。这句话听清楚了。慢慢的，有些同学站得离大门口近的，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走了、散了，这个大会就很简单地开完了。
“新北大运动”，虽然没有实际行动，可是对于有些人也引起一些注意。胡先生，就是胡适，关注了。
那时候在北大不喊谁是什么博士、硕士，“先生”两个字是最高的敬意。
胡先生当时还没有在北平。有人就告诉他，有这个“新北大运动”，他说“好啊，看他们怎么运动法”。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不要出轨。
激进的学生认为：“北大要做的是在这个社会上更显著，不能这样平平淡淡的。”
学校里已经感觉到这种气氛。有同学认为，北大的人不能这样老气横秋，说“北大老”就是有讽刺的意思。这些激进的学生在外面有所联络，想有新的组织在北大中出来。
“但是没有教授热心这种事情。”
学生永远是被当作孩子来看待的，即使他们涉及了政治：
像蒋梦麟蒋先生这些人，永远是天塌下来了他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闹了很多地方，他还在看他的《资治通鉴》——“有什么问题吗？”顶多问这样一句。
教授是各种人都有，谁也不干涉谁。
当年我在北大上学时，最好的一点，也是学校领导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总是往好里去判断学生。这有些老北大的风范。
别的学校照着教育部的规定，从大一念起，像课程是大一的国文、社会学，或者自然科学什么的。但是在北大，校长和教务长一商量，考进大学不就是考了他们高中的程度吗？他们能考进来了，说明那些书都念了，都及格了。为什么进来了还要重读一遍，浪费时间？
他们一下就决定，北大的课从二年级念起，不用念大一的。我们轻松了，等于少浪费一年。
对于课程，学生有革新的要求，在“新北大运动”的影响下，北大的课程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教授上课都不点名的。一位历史系的教授，他不点名。教务处通知他说：秦教授，上课要点名，不然学生都散掉了。有的来，有的不来，影响他们的成绩。
这个教授说：要我点名啊？我教书还要负责点名啊？那时候他就给画一个“全到”。全到了！那到了下课的时候，教务处的人到每个科室去收，到这儿一看：“全到”了！
后来有人就告诉教务处：这些教授你不能让他做什么，他高兴点就点，他不高兴点也不要紧。你要他点也没有用，他就永远给你画个“全到”，你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是很自由的。
上课不点名这个事，我上学的时候亦然。老师只点过一次名，就是为了对照一下，认认人。
现代文学史课，我就从来没有上过一节，到毕业才见了当时教课的系主任严老师。可是老师绝不会因为你不到他的课堂，而惩罚学生，我照样得“优”。而另一位系主任孙老师，我也不大听他的课，因为我搞创作，他却替我推荐发表小说。发表之后，古典文学倪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题词祝贺。
这就是北大之风，不拘泥于上课，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才华的发展。
因为我们念的课是二年级的课，有的学生就说，我们也听听三年级的课嘛。
所以听课的风气很盛。既然不点名，我们到别的系里听一听也可以。
当年，在街面上路过北大的人，一看，到北大了，今天他们有哪一位教授讲授啊？
一看某某名教授，他们就到课堂上来听课，也没有人管。没有人知道进来了一个校外的人。
我们北大没有校舍，没有校园，后来就盖了一座红楼。
红楼是北大唯一自己造的房子，就在最前面。红楼后面有很大的广场，有时候有一些体育运动在那里举行。这个广场后面是地质馆。
地质馆是北大的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有地质课的学校还很少。
在地质馆再靠后面一点，是四年级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后来就有很多人住。因为里面住什么人，学校也不管，所以有很多人就跑到那里。
后来到了昆明，西南联大的男生宿舍，也是这样一种“随便住”的情况。同学经常带自己的熟人来，找一个铺位，就住上一段，与战前的北大同观。
喜欢北大的人很多，很多人考不上。考不上就住在旁边，那个时候叫公寓。北大宿舍的周围布满了公寓，那就是一个民宅。北平的房子都是几进，一进、两进、三进。一进房子，有堂屋，有中间屋子，有旁边左右。
公寓，就是利用学生在那里住的需要，有旅馆的性质，它代包饭。北平公寓你可以吃住都在那里。在我们附近这些公寓都很多了。
考不上北大，没有关系，住在公寓里头，见天去听听课，也跟到了北大差不多。
北大的散漫至今未根除。这散漫有好处，好处就是包容。
在我进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外面的民宅，也是大片地租借给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旁听生。
这时候北大已经搬到了西郊，那些出租的住宅也有些村落的味道了。我们那个时候的好处是，随便一走就到了圆明园，在横七竖八的末代巨石下面，芳草萋萋，学子们就躺在山坡上看书和发呆。那时，校外周围是田野、荷塘。虽然校内有未名湖，但很多同学的恋爱都是在那里进行的。自由这东西，还是与天地自然比较近。
刘长兰从少女时代就是一个心高的人。她说：
很多人考学校的时候，报名是从最难考的北大、清华、师大这几个学校开始，一直到给钱就可以上的学校，比如民国大学。最后肯定能考上一个。
我考的时候，我不要这样。那个时候少年气盛：我要念北大，我就考北大！别的学校，考上我也不上。
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我的父亲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也是追随国父的。”
上北大究竟有什么好？能学到什么？刘长兰道：
有一本书写老街道、老学府。他提起北大，就讲：在北大，上课不一定点名。那么同学来上课也可以，不上课、过几天再来，也可以。就有人问：这样一个大学，最后他毕业能学到点什么呢？
这本书说：每个人都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简单一句话就是：在北大学到了一个独立的人格。
在北大校园，由于提倡自由自主，师生相互尊重，所以学生的信心大增，自我价值彰显。这一点，我亲身感受过。我有一种感受：到了北大，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人还是那个人，性格、说话都还是我，可不知怎么着，忽然间我就被认可了。在这样氛围里，学生得到认识自我和发展的空间。
在北大学到了很多。比如对于国家的热忱和支持。
北大人关注国家，有人说是因为京师大学堂后面就是皇宫，有“齐天”之感，不像一般国人那样，是抬头向上看的。我在北大的时候，同学们提起国家领导人，都好像是熟人，净叫些外号。记得一群女生在说“邦邦”，听了半天，我才知道那是国家首脑。
北大那里，同学上课不上课，是没有关系的。教授跟同学之间，大家见面笑笑，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你跟我想的一样，我们不必说在嘴头上。所以北大就是这样。
北大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感。这在我们那一代还是很明显的。毕业许多年，大潮之中，彼此在干什么，会干什么，大家心中都有数。一方面很涣散，但有很高的“北大原则”，如果你违背了，那么后面的小学弟们可以宣称，驱逐你出校园，不认你是校友。这种事情，我亲眼见过。这个北大的传统，它是神圣的。
北大的教授也都很随便，穿戴也不是西服革履、金丝眼镜，没有这一套，都很随便。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个性，有他们的学识。像梁实秋，他除了正式场合是穿西服外，平时都是中式衣服。但一看就是一个儒士，不是普通人。连街上蹬三轮车的，都知道这位先生不随便的。所以北大的人，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们北大人出门跟清华、师大就是不一样，一看就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同样的话，别的老学长也对我说过。到了西南联大时期，三校虽然联合了，但是学生的风格迥异，一看，就知道是哪一校的。我忽然联想到：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三人的诗歌，懂诗的人是不会搞混的。这三校的风格，懂得大学的人也不会搞混的。只有局外人，才会觉得都是一回事。
今天，现实中的北大，正在被当作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操作平台。利用北大的历史声望，“居高声自远”，许多违背北大精神的人与事在这里扬扬得意地上演着。
然而我和许多人愿意相信：老北大就像是一坛百年陈酒，酒底子是倒不尽的。它的醇香是遮挡不住的。一逢机遇，就会喷薄而出。在我短暂的生涯里，已经遭逢过几回。有很多人、很多事，显示了这种力量。在那些经典时刻，北大，不再只是一座学府，它已经成为我们灵魂的信仰。
九十多岁的刘学姐声称：“我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这个心结，我也有。离校几十年了，我依然生活在“北大人”这个温暖而又值得信赖的人际圈子里。师友之间用我们熟悉的法则办事，在我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认可，我们中有一个北大氛围笼罩着，这个“影子北大”并没有消失。
北大散漫的风气与校舍的散漫状态，保留有一种古老中国的文人遗迹。这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书院的传统。北大前身号称“京师大学堂”，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是各自寒窗用功，时有交流、云集、比试、求师、问友的活动，但总体还是个性化的学习。而清华校园生活，基础上是欧美化的，个性自由也是欧美式的，与北大不同。整个北大就是中国文人式的涣散云集。它是一种文科式的思维型管理，注重精神；而清华则是理工型的逻辑式管理，注重团队与行动。在后来战事的应对中，北大的行动滞后于清华，这也与学校的精神构架有关系。
1937年夏天日寇訇然发动的大战，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对时局估计不足。
蒋梦麟在1948年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岛，写了《西潮》一书，后来大陆亦有出版。书中回溯：
战神降临北平时，我正在庐山。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了一群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有一天午后，天空万里无云，树影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绿油油的草地。蒋委员长曾经为他的客人们准备了许多雅洁的房子，我吃过午饭正在一幢单开间独立的宿舍里休息，一面眺望着窗外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一面谛听着枝头知了的唱和。
忽然《中央日报》程社长沧波来敲门，告诉我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我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但是他所知的也很有限。
蒋梦麟曾经认为日本将以缓慢的“蚕食”侵吞中国，这个判断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散漫成性的北大有措手不及之感。
北京大学当时由郑天挺教授主持工作，正在准备夏季开学的课程表。
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抗日宣传品，借此进驻北大红楼；维持会查封了北大二院。北京大学变成了日寇关押拷打爱国学生的地狱。
庄严学府，一向傲然的斯文、尊严、浩然之气受到巨大挑战。蒋校长对于战事的滞后反应，代表了当时多数中国人中国式的思维。和平善良的人们无法估计，日本竟然置国际法规与道义于不顾，悍然长驱直入中国腹地。
蒋梦麟后来碰到了一个老学生，他曾经被捕坐了两年牢，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去受过“招待”。敌人把凉水灌到他鼻子里，使他晕过去。日本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日本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在历史文明中受惠于中国的邻邦，却堂然执有这样的逻辑，这就是日本人；表面彬彬有礼，而出手往往令中国人猝不及防。
日本民族表面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的文雅，而其深层性格，却与我中华道德人性迥然相异，这值得后世研究，引为教训。
女孩子的尖叫和男孩子的呻吟，已使中国历史最久的学府变为撒旦统治的地狱了。
1937年夏天，就在抗战爆发的第一时间，中国当局即刻作出了迁移大学的决策。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撤出沦陷区，到大后方去联合办学。
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据蒋梦麟《西潮》）。
蒋梦麟回家乡去见老父，告别老人家。儿子的临别之言是：“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老父闻之目光炯炯。蒋父在送走了儿子后，退避深山，兹后，在对儿子和胜利的盼望中辞世。
这是当时上演在中国父子两代中的普遍壮剧：老的一代为国尽节，少的一代为复国继续奔走。多少无名的、有名的父子都这样作别了。从文人、军人到农夫、市民，从有记载的到无记载的，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的一幕壮别大戏。
千秋万代，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延续着自己的血脉和信念。
学校在战火中连续转移，两易其地。到昆明安定下来，蒋校长就告别了学校和教育界。
纵横恣肆的一本《西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该书的时候，沈君山教授写推荐文章，称它为蒋梦麟的“自传”。他们是世交，自然此话不差的。然而《西潮》却又不以蒋梦麟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中心，其中写到学校的部分极少。蒋梦麟在北大的任职，是他人生成就很重要的一笔。可以说，北大从京师大学堂的旧体制转型成一所现代大学，正是在蒋梦麟管理下完成的。
但在此书中，蒋校长却没有围绕自己的角色来写。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书中写西南联大，只是融入到战争中的中国这一宏大舞台上的一颗棋子。蒋梦麟的视角特点，是总要超越个人所任职务和所在部门的范围。他对个人经历过的地域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常常联系国际与世界，文笔所至，囊括经济、政治、人文、地理。《西潮》这本书，其实是写一个知识分子放眼看中国、放眼看世界，寻谋自己和国家民族出路，命运漂浮不定而又充满自由气息的思考历程的。
选自《西南联大行思录》，经作者及三联书店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