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刚先生离开我们三年多了，但我还不时想起他。
2021年春费振刚先生在他的老家辽宁鞍山过世，我在微博上发了挽联，表示沉痛的哀悼：
六十年燕园教习，喜饮酒，喜交游，升平变乱历经，一史三皮成佳话
八六载人生弹指，不附势，不争功，刚正落拓做事，自有美赋留后生
费振刚先生生于1935年，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9月留校，此后一直在北大任教，到2000年退休，刚好60年燕园“教习”。
费老师为人朴厚，略有些口吃，有什么说什么，无遮拦。他喜欢交游应酬，若有朋友的饭局，是常去的，酒量不大，爱喝，一喝就半醉，满脸通红。认识费老师的人都喜欢他的直爽。他的朋友很多。
所谓“一史三皮”，指1958年北大中文系师生（1955级为主）响应号召，向科学进军，实现科研“大跃进”。他们一边大炼钢铁，一边大批判，在文史楼加班加点，只用了暑假三十多天时间，突击编写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因封面是红色的，观点又非常“革命”，被称为“红色文学史”。这本是极左风气下的产物，北大也不能幸免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生也借此得到锻炼。当初参与这部书编写的一些同学，包括费振刚、张炯、谢冕、孙玉石、孙绍振等，二十多年后都成为几个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
该书后来又进行两次大修订，封面也变换两次，费振刚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过程。这部《中国文学史》原是北大科研“大跃进”的“代表作”，成为当时全国文教战线标志性作品。当时读大学三年级的费振刚作为编写这部文学史的骨干，还代表年级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北大是社会风云变化的焦点，费振刚大半辈子都在北大校园里过，并不平静，这就是“升平变乱历经”了。
后人很难理解当年运动频繁的那种“变乱”。富于戏剧性的是，原来“红皮本”是后生小子向自己的老师发起批判，像游国恩、林庚、吴组缃等“学术权威”，当时都是批判的对象。尽管学生编“红色”文学史时，仍然参照了他们的老师游国恩编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但叙史改为以阶级分析和所谓“人民文艺”为主线，增加了许多机械的内容。随后，这本文学史受到周扬、何其芳等人的善意批评，费振刚他们自己也觉得太过粗糙，要将“红皮本”修改为“黄皮本”，又不得不把游国恩等“批判对象”请出来，指导修改。1961年形势变了，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指定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等全国知名的大专家为主编，费振刚作为年轻学生代表也在其中，五人共同编写《中国文学史》。该书与“黄皮本”多少也还有些关联的，出版时封面改为蓝色，也就是“蓝皮本”文学史。这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史教材。
费振刚与游、王、萧、季四位老先生并列主编，很多人以为费振刚也是老教授，有的在书信中还以“费老”相称。其实，费振刚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之后 “费老”的称呼就叫开了，我们平时都叫他“费老”，而不是“费老师”。
说费振刚“不附势，不争功，刚正落拓做事”，也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他长期做中文系的行政工作，1977年至1988年任副系主任，1994年至1999年任系主任，不趋炎附势，不唯上，不搞花架子，也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与他的名字“振刚”相合。费振刚可是北大的知名人物，也为系里做出很大贡献，可是直到1992年，57岁了才评上教授。这固然有“文革”的耽误，也因他从不居功自傲，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上不争不抢。
费振刚当系主任，是颇有些“老派”作风的，只要教学能正常运转，就不搞那么多新名堂，凡是形式主义的活动，能推就推。老师不会因为他是系主任，就另眼仰看，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称他“费主任”。在一些会上，倒是见有老师当场对费振刚的意见驳议，他也不以为忤，从善如流。记得当年老师们的工资低，生活比较困难，系里派一些老师去日本、韩国等地讲学，规定回国后要把在外讲课的收入按比例上交给系里一部分，留作系里照顾其他老师的资助。有个别教师硬是不交，费振刚也无奈，不加追索，息事宁人。但碰到原则问题，费振刚也可能会很“刚”的。
费老有一句名言，“以不变应万变”。90年代教育界开始被商业潮流裹挟，学校南墙被推倒，建起一长排商店，浮躁的空气充溢校园。许多高校和院系纷纷“升级”改名，学院改为大学，系改为学院，还开办许多赚钱的专业和培训班。费振刚老师对此表示反对，在中文系坚持不改名，不扩招，不办赚钱的培训班。
我在挽联中说的“美赋”，指费振刚与胡双宝、宗明华合作编注的《全汉赋》，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完整的汉赋校勘本，也是费振刚学术上的一大贡献；“美赋”亦指费老耿直善良的美德。我们私下里开玩笑说，费老长期“当官”，虽然不过是“生产队长”，但也算是“老革命”了，若不是过于耿直，也许他早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我和费老师交往很多。1995年他担任中文系主任，把我“提拔”为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和科研工作，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碰头开会。他只抓“大事”，不管具体，完全放任我们去做，在背后给予支持就是了。那时我发起“孑民学术论坛”，邀请许多校外的著名学者、作家来系里讲课，报酬极少，也就是请一顿饭。费老师的“面子”大，他出面去请专家、陪专家，从不推让。论坛一度成为北大的学术风景，还上了《人民日报》。
最难忘的是1999年7月，我接替费老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他把我叫去静园五院他的办公室。十多平方米小屋，只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面凌乱堆放着书报文件，还有一张简陋的靠背椅子，我们只能站着说话。他交代我要好好维护中文系的传统，坚持宽松自由的学风。三句两句，没有任何官腔空话，就这样交班了。
退休之后的费老，从没有要求过系里给予任何照顾。他和师母去了广西梧州，帮助偏远山区办好师院的中文系。
后来费老更老了，就叶落归根，回到故乡鞍山，在那里终老。
原文载于《羊城晚报》2024年7月2日A10花地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