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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在读初中，就知道朱德熙的大名，那是读了他和吕叔湘（1904—1998）合写的小册子《语法修辞讲话》。这本书原是一篇谈话风的论文，1951年6月在《人民日报》连载，同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深入浅出地普及语法知识。后结集出版，风行全国。连我这样的中学生都能读懂，而且喜欢，几十年不忘，也可见这篇普及性的读物有过多么大的影响。近年来，我主持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编写，涉及编写语言，希望能平易清通，不纠缠概念，而又讲清楚必备的知识，让学生能够接受，这是个难题。我曾多次建议编写组参考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

该书1951年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多次印刷。朱先生和吕先生得到稿费应当不少，据说大部分都捐给了抗美援朝买飞机了。也可见老一辈学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朱德熙是江苏苏州人。1939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比杨振宁低一班。他的数学、物理成绩都很好，后来觉得更喜欢古文字和古音韵学，便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师从唐兰、闻一多等名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是朱德熙的同学，很要好的，两人性格不同，却都有某些士大夫超然的气质，彼此成为终生信赖的朋友。七八十年代，朱德熙与汪曾祺过从甚密，有什么憋闷的事情，汪曾祺都会来朱德熙家里喝点小酒，彼此取暖宽慰。这是后话。

大学毕业后，朱德熙曾任教清华大学五年。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是1950年代发表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和《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纠正之前一些误译，奠定了在战国文字研究领域中的突出地位。而影响更大的《语法修辞讲话》也在这一时期写成，那时他年纪才三十出头。初出茅庐，便得到学界与社会的认可。这在现在，也是难以想象的。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中文系并入北大中文系，朱德熙也跟随调入北大。不久，受国家委派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任教，1955年回国。后一直在北大中文系当老师。

朱德熙在北大40年，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据语言学家汪锋说，这个领域学者一般多做语料的调查、分析和归纳，而朱德熙更进一步，注重方法论的创新与论证，视野更为开阔。他1956年发表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以及后来的《说“的”》等系列文章，都是吸收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汉语问题的。到1962年，朱德熙在《论句法结构》一文中提出了“变换分析法”，揭示隐含在句子里边的语义结构关系，对于汉语语法研究是个突破。

“文革”中大部分学者都被迫中断了研究，朱德熙是个“有心人”，仍然尽可能利用一些空间思考研究汉语语言现象，做一点战国文字的考释。那纯粹是一种兴趣爱好，并非什么“项目”，或者为了什么功利目的，却也做了学术的筹备和积累。“文革”后他的学术论作便陆续问世。如《“的”字结构和判断句》《“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等等。重视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朱先生独特的贡献。

我没有听过朱德熙先生的课。据说朱先生非常严肃、正经，他上课的风格也是这样，绝不多讲一句学术以外的事情。他上课受欢迎，是因为常常就一些极普通的语法现象，引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探索与发现，使学生恍然大悟，再深入堂奥。这是非常高超的教学方法。

朱先生的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但是他不满足于只是耕耘这块自留地，希望把汉语语法研究拓展出去，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也“出道”较早，造诣很深。前面说过，他在1951年便发表战国文字考释的重要论文。1970年代，他又参加过许多考古发掘的古文字整理研究，包括马王堆、银雀山等汉墓出土的帛书、竹书，以及望山楚墓竹简、平山中山王墓的铜器铭文等。他常结合自己擅长的语法分析来进行古文字的考释，在战国文字研究上多有创见。

朱德熙先生是伯乐，识才，也爱才。他总是非常热情帮助青年学者成才。文史学界现在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裘锡圭先生，他是现今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翘楚。还有一位战国文字研究专家李家浩，也是一流学者。他们的成才都曾倚仗朱德熙的指导帮助。

据裘锡圭先生回忆，1962年前后他经常去朱德熙家里请教和讨论古文字的破译，那时，这都是“死学问”，不被重视的。裘锡圭跟先生说，像我们这样搞学问是“穷开心”。先生心领神会，后来多次谈话中重复这句话。也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合写了《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发表在《文物》杂志上。

和我同届的研究生李家浩，我戏称他“湖北佬”，中学都没有读完，英语完全不懂，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可是对于考古和古文字很入迷。朱德熙先生在考古现场发现了这个有天赋的青年，便建议北大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我和李家浩是研究生同学，毕业后都留校，还曾经同住一间宿舍。常见朱德熙先生来宿舍找李家浩，他们“没大没小”地讨论学问。后来李家浩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朱、裘、李三位，是八九十年代北大古文字学的“三剑客”，对于北大古文字学科的创建功莫大焉。

朱德熙先生过世，裘锡圭先生去了复旦，接着李家浩先生退休，北大古文字学便星散凋零了。顺便一提的是，裘锡圭离开北大并非外界所传的“北大不留人”，当时裘先生已经是北大的“资深教授”，很受尊重的，因考虑家庭、年岁等实际原因，他坚持要离开北大，回到上海，叶落归根。最近几年古文字研究非常“吃香”，几乎成为“显学”，许多大学纷纷把古文字学作为“强基”项目，想以此显现文科的成果。近时，北大中文系还成立了古文字专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可就难了。但愿这个学科不搞“花架子”，后继有人。

再说朱德熙先生的为人。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却毫无当官的样子。年纪不小了，还跑跑颠颠给本科生上课，还特别注重扶持年轻学人。

1984年我考取了王瑶先生指导的博士生，为了集中精力，希望能脱产学习。可是脱产就意味着离职，而离职便要交回当时住的筒子楼宿舍，我们一家就没有地方住了。这真是麻烦事。再三思量，打算放弃读博士了。一天在五院的系办公室见到王瑶先生，我诉说了自己的难处。王瑶先生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找朱德熙先生（他们是西南联大同学），转述了我的困难。朱德熙先生说青年教师的培养很重要，立马答应和人事部门商议，让我在职脱产读书。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后来，为了教学方面一些琐事，我曾几次到过朱德熙先生的家。是在中关村的一栋楼房，小三间，有些拥挤，墙上挂着作家汪曾祺的书法条幅。每次去，朱德熙先生都热心地开门接待，端一杯清茶，细听我的述说。他的话不多，出主意解决问题，干脆利落。我爱人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要采访实习，还做过朱德熙先生的一次专访。

朱德熙先生敦质儒雅，道德文章堪称楷模，很多接触过他的人大概都会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