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世事沧桑心事定。”对于这个世纪我只参与了一半。
但，总有一些不用赶什么时辰的东西，穿越繁杂世界，络绎而来。于灯下茶前，和相投友人，和自己，能透过浮生，细细品它。幽径低回之处，令人流连。有时竟能充满了整个人生。
有些事，还是值得告诉后代孺子的。它不应仅属于我个人。
在北国，那蒙着岁月灰尘的群楼，那学子捧书的湖畔，是这个世纪留给我的最重要和珍贵的地方。每想起我在北大的学历——不是“文凭”，而是指那段真实地在学校所经历的心路与学路历程，在我的心中就亮起一盏盏明灯，那就是我终身难忘的北大导师。
导师，本是指直接指导过你的学问，比如作“论文”之类的老师。在北大，有很多受人景仰的老师，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超出校外，海外。而在我，则认为，那些在风范，学问，人品上足以称为民族精粹和中流柱石的老师，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人之“导师”啊！
清晨的未名湖上，总是荡漾着这样微妙的雾气。每回漫游在这
雾气中，我似乎又在期待着，和那位美学大师不期而遇，延续从这湖畔开始的对美学的探究。
湖边有学子捧书，有老师们间或路过。当年，我亦在此坐读。湖水如镜，湖石如凳。往事如昨，前人不在。
我们入学之初，“美学”在全国还没有恢复。没这门课，也没这种研究。我正在湖畔看一本好不容易从图书馆里借出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晨气中过来一位老者，他说：“你在读什么?”我说：“朱光潜的《美学》。”就给他看了一下封面。老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你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
我不由一阵反感，心想，你是什么人?便不屑一答，拿起书来走开去。
不料那边过来两个佩红牌的研究生，恭敬地对着那老人一鞠躬：“朱先生好！”我一愣，赶过去问：“您就是朱光潜先生?”
他说：“是啊，我叫你不要看他的书嘛！当年外国的美学还没有介绍进来，大家看他的很稀奇。这本书里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你最好是直接看英文原本，翻译也有偏差。”他笑着走了。不高的身影穿着长大衣，隐没在湖畔小径上。
那时朱先生已患眼疾。后来，我听说他近乎双目失明。可那天他老人家的眼睛分明那么亮，我记得是炯炯发光的。
再后来，又听说朱先生去世。他的笑语声仍像湖畔林涛一样，余音不绝。
我不是他的弟子，有幸路遇，得聆教诲。他的教诲，就是叫我不要读他的书。要我善用学时，索本求源。不，远不仅如此。
天下哪有做学问的人，做了一世，为此付出一生，承受一切，竟又叫人家“不要读他的书”呢?
自古留一本书就是留一座碑。朱先生却轻描淡写地推倒他自己的碑。为什么?为后来人，为后来的学术事业的发展。
作为中国一代开蒙学者的朱先生，他启迪了几代人。为了在中国奠基和传播美学，他几经磨难。而正当人们刚刚领悟出开拓者之功时，他却只把自己看做是一块供人踩过去的铺路石。时代一前进，他就教人要丢掉他。
朱先生教我的，已经远远高于“美学”。每当我回忆至此，无不仰之。愿天下为师为文为学问者，都能一知先生的此种高阔宏达。
先生，在那个早晨不理睬您的那个女学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您让她领略到了美，屈原说的那种“内美”。世界上，有哪个先生，叫人家不要读他的书呢?
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自步人文坛之后，常领略那种争风夺势的俗劲，那些恬不知天高地厚的炒作和自封，令我怀念起湖畔的导师。回忆起他的美学，美言，美行。美哉！朱先生。
如今湖水如昔，朱先生已经仙去，一定去了一个美的国度。如今我也写书，又站在这湖畔，我能如朱先生之淡泊和引导后者吗?
这是佛家所言的“菩提”。北大菩提。何谓精神思想园地?有玉树临风也。
风又拂面而来，水波不兴。古人宋玉曾论及“风”之气质。而此风系北大之风，可以浴心。从遇朱先生后，无论在湖畔书斋，我总能幸遇菩提。这也是一种“学缘”吧?
北大学生之众，讲课时常盈盈数百人。不是每个学生都和名师有机会接触交往。然声正风远，偌大校园，数株菩提，他们的高风亮节，大义之言，大器之举，能使奋斗中的学子感到一种心底无私，天高地阔的关怀。
一批“国宝级”的老先生，大都住在燕南园和朗润园一带。一处是林木葱茏，小院生苔。一处湖水幽幽，荷叶寂寂。从这里走过的人们，总是放轻脚步，屏声细语，恐惊忧了大师们那代表民族代表岁月的精深思维。
那年头，几位国学大师都撑着耄耋高龄来为我们这拨“关门弟子”讲课，我记得的有王力，吴祖湘，林庚。这是他们最后的开堂讲学了。
这是大师们的世纪情怀。我们这拨学生满带着社会风尘和泥土气息，而大师们则以暮年辰光穿过大劫，爬山涉水，却幸坐一堂。两代人相思相逢在中国历史起身的时候，倍感亲切。
那年头，“振兴中华”和“为国求贤”，正是校园的主旋律。虽然百废待兴，但北大的精神面貌是明晰的。北大人的追求纯净而强烈。
“独立小桥风满袖”，这句诗，在我心中久久地成了林庚先生的化身。
林庚先生是在对我们这些“关门弟子”讲《楚辞》时，引了这句诗的。
在褥热三伏天里，在“三教”的二楼，中文系七七、七八级都到得齐齐的，再加上研究生们。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
而林庚先生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长腰鹤步登上讲坛。顿时，一片清凉从天降下。
那是一段难忘的课程，在那大庭广众之中，林先生是那么潇洒独立，似乎炎热与拥挤带给他的只是愉快。在他那雅洁的风度中，抒发着对《楚辞》的爱，对学生的爱与对讲堂的爱。
我是知道林庚先生在政治风云里的一些始末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的话当属于斯人。
当宫廷招手呼他，去为红墙内那位女皇“讲书”时，林先生对于“尚方宝剑”不买账，不入宠。而后冰山倒塌时，又对他进行所谓的“平反昭雪”，先生亦认为：这也是一种加辱，拒不接受。
他怀抱《楚辞》一卷，远离炙手可热之势。这是一位得道高士，无论红黑，都无计点染。
走出污浊地，除了林庚先生，还有谁，配来对我们讲屈原，讲“九章”、“天问”，讲芳草美德的呢?
这甘守寂寞的诗人，将珍藏的热情奉献于讲坛，而将他心中晚境的诗意，给了我们这批学子。林先生对我们这些精神过于劳顿的晚学生，有鞠泉洗涤之功。
一个当代中国文化人的质与洁，从童蒙“家训”到入学“师训”到“社会训”，包括当知青时的“下乡训”，都在不断地为之定位。
林庚以他完美的名节，为我们这批晚学生做了一次清爽出尘的“定位”。
自从毕业离开北大，混迹于社会已有十六个年头。在此期间，国家正当大船出坞，积年之迟滞，而兼程以行。今日之历史，不及用正楷书写。龙蛇之笔，可见端尾。然泥沙俱下，难免黑白不明，饱受乌烟瘴气熏陶。
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还是个人，心灵常需润洁，品格常需修立。每想到林先生，就想到峨冠与佩兰。这种人格与学术的合一，人生与中国文化的浑然结晶，在当今的知识界已属罕物。
追求一种失落而又永在的美，将人生投入此追求的过程之中，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高人志士们的精神哲学，东方美之极致。
林先生有早起散步之癖。我在“校庆”回去时，曾想在燕园小径上与先生不期而遇。但转眼间，校园变得如闹市一般。如此，先生必避之。
果然，在掌声雷动，喧腾冲天，镁光灯闪亮的地方，林先生和很多先生都早已“隐之名山”了。不事应酬，不受殊宠。
不知人们是否沉思过?彩旗飞扬并非北大本色。北大震动环宇的气势，正是由他们这些静默的菩提所造。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无论这世上东南西北风，我心中总有一位高士，“独立小桥风满袖”，说着他独自的声音。于闹市之外勃发着独醒的美慧。
住在未名湖后湖边上的金克木先生，与我一位熟悉的前辈是故交。当初前辈千里来京看他，专程带我去拜望金先生。毕业以后，我又常住原来的苏联专家楼写作。与他邻近。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
金克木的心灵仿佛可以穿透岁月，不会老一样。说起当年巴金与萧珊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事，他仍是觉得很逗，一阵阵地发笑。而说起现在，现在的青年，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总之，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这一点，使他不像同辈人那么沉重，而是敏锐，灵透。
我曾把自己的第一本中篇小说集送给他。有一次，他的女儿和我讨论当今文学，说起台湾小说风行，有名的一篇其实不怎么样。金先生在一旁说道：“你何必去看那种小岛文化?她在语言上做你的学生还不够格呢！”
我当时为之一振。金先生可能是勉励我，有意扬我的气吧?但这一下打破了海外的神话，令人痛快。初开放的文坛确实有些崇尚海外的莫名之风。
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他说：“语言好。这是很大的优势。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说，一到真正精彩的地方，你就跳过去了。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发现。还有，你不会写对话。”
这是初入写作的一道性格障碍。也由于我写的东西离自己的生活太近了，所以有回避的下意识。
为了突破自己，我远走新疆。直到写完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我才感到自己有些放开了。像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收获，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又老又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啊！
有一阵，局势有些动荡。我问他：“您看形势怎么样?会不会‘收’?会不会‘转’?中国还会倒退吗?”
我是认为不会的，但我想听听金先生的说法，肯定有新鲜话。
果然他说开了，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你看《水浒传》一开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一移开，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就出世了。现在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有的人问，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收什么?走都走出来了，就要在这世间好好闹一场。”
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话，真是只有金克木这顽皮的穿透了历史的老头儿，这博学的洞察世事的活泼精灵，像“金”克“木”一样，克透了参透了书里书外的学者，才能说得出来。相比之下，人们现在常说的“放飞”一词是多么平淡啊。
金克木讲话专讲“话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一旦点到，汩汩而流。常巧妙地东拉西扯，用文化来将事物移位，扩大了这个世界的空间。
所谓“厚积而薄发”，整个人就在一种“文化态”里，无论说、写、想，自带来一股文化气息。文化与文化人，本是“形影相随”的，应该是须臾不可分。它不应该在彼岸，而本来就在“此岸”。
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他会说什么呢?
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能带给人更大的快慰感。这是巨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当年我爱去的，还有中关村许大龄先生家。在那里获得的另一种印象，也令我终身难忘。
一年级时，在建校劳动中我的头被砸伤，住进了校医院，恰与许先生的夫人同一个病房。
每天，他都来陪夫人，他们夫妇真是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我就和他在病房里大侃：“农民起义对历史到底是什么作用?”、“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红楼梦》值不值得搞一个‘红学’?”之类。
那时候的大学生，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一股启蒙的思想浪潮正席卷全国。我本来好“红学”，自然喜读清史。出院后，我成为许先生家的常客。
令我意外的是，他家住在低矮的平房里。拥挤黑暗，还有屋漏。
许先生说，原来北大教授们的房子，都让出给学校的工人阶级住上了。
不久，上面又让许先生家重新搬回原处。许先生说，算了，我们也住惯了。工人同志人口多，让他们住那大房子吧。
但这是政策，有人来监督执行的。那家工人骂骂咧咧地，只好又搬了出来。
许先生家搬回去后，见房子被损坏了不少，有的是故意的损伤。帮忙搬家的学生都很生气。他说，算了，别吱声，人家心里有气，才拿这房子出气。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们家，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有点紧张。
他们互相看了看，许先生就说：“还是我来说吧。曼菱，对不起你，我们早应该告诉你，我是‘梁效’。因为我们很喜欢你，怕你知道后，不来了，所以现在才告诉你。应该是一认识，就告诉你的。”
许先生说着，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
虽感意外，但立即说：“许先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这是他们强迫的。他们专门要拉这些名家史家来充面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哪里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许先生说：“不管怎样，应该告诉你。”
我说：“我也被打成过‘反革命’，也没有告诉你啊。那年头的事，都是屁事，不能当真的。”
转身细思之，这的确有些骇然。时光如果倒流，那些事只在几年前。怎么能想象，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了迫害的边疆小工人，和那凶恶的高高在上的“梁效”的成员，竟会在北大校园内成为了忘年交呢?
过去岁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实，是荒谬的，它把善良的人们划成敌对。我们都是被摆布的，犹如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我自然还去他家，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情绪不佳。
我珍惜与许先生夫妇的这分情谊，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想向他请教和探讨清史、红学，还有民族的命运。我们欢乐地笑着，在他淡泊朴素的家里，享受着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
但不久，许先生就过世了。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他一个清史专家，为人谨慎厚道，算是什么“梁效”呢?许先生只是那些被强迫加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还不是照样被赶出了教授楼。可是他的良心却为此饱受折磨，直至心碎。
这是强权对知识界的蹂躏！
每想起那个北方的夏季里，那一天，许先生在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那副欲言又止的惭愧神色，我就想吼一声：先生！您为什么给自己顶上那么一顶罪孽的帽子?
在这社会上，多少厚颜者，干出多少无耻的事情，却毫不赧然，依旧身居高位，堂堂皇皇。您这样的恂恂学者，是不该为这个历史的垃圾负责的。您从厚厚的眼镜片里，看透多少书中历史，可是您却没有看透这现实中的社会。
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知识的面是广阔的，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我一定要学会遨游和飞翔，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绝不再做一个“书中人”。
能成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学生来之不易，去之亦不易。而北大老师对学生历来爱护有加，送出校园时，犹如送骨肉出门一般，使学生坎坷路上有一份温馨。
过世了的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我与他，也“间接”地打过一次交道。
其实，那是同学关眉的事。毕业之际，她希望回家乡后能进广西大学教书，最害怕的是被派去当“机关秘书”之类。于是，想请王力先生写推荐信。王力先生并没有直接教过我们，是他的弟子教过。我们只算是“徒孙”辈吧。
但王力先生不仅同意写，并且说，让关眉“自己写好拿来”，他签字就行。当时关眉诚惶诚恐了，在宿舍里直嚷嚷：怎么老先生如此信任一个隔代的学生呢?于是，她只敢含含糊糊地写了一行字，像个例行公函。
我在一旁说，王力先生这是给你机会，为你铺路。为什么不写上自己的愿望呢?她说，行吗?我说，你这样不是白白请了一回真神了吗?她说，那你帮我写。
我就帮她写了一通：“该生对古典文学有爱好专长，望分配到有关专业”云云。关眉拿了去，王力先生果然签了字。她回家乡后，如愿分到古典文学专业。
后来，关眉为儿子求学，到香港打工，见面就说自己“愧对北大中文系的培养”，总说有朝一日要回广西去，与同仁共修她心目中的“古典诗词”。
我想，王力先生的那个签字，也在令她不安吧?但愿她能有此为。
以当代评论家著称于世的书磊，在研究生毕业分配的时候遇到过麻烦。他因为组织过一次校内签名活动，而面临危机。
这时候，朱德熙先生站了出来，他说：“李书磊是我们的学生，一个小孩，知道什么?是我们叫他去做的。”他说的“我们”，就是指为李书磊活动签过名的那些个大名家大教授们 。
本来，因为这次签名活动连累了朱先生们，正在不安着的书磊，却获得了老先生的庇佑，而不是责难。书磊告诉我，朱先生去世的时候，他去敬献了自己的小花圈，心中有如丧考妣之痛。
书磊还说，相比之下，中年的教师们虽也义愤，至多只是面示同情和安慰。而那些身近枯木的老前辈们，却挺身而出，抬起铁肩，展开双翼保护自己的学生。
虽然他仍然受到了种种非难，但是，朱先生此举，令他心底升起了一种力量，凭着这股道义的力量和悲伤的自豪感，他度过了这段艰难。
他对我说：“我们是隔代亲。那些老一辈的大师们，对我们这一代的理解更切近更相濡以沫。他们，更能给我们以力量。”
这些受人景仰的师长，在风范、学问、成就和人品上，足称民族精粹和中流柱石，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超出校外，溢之海外。
毕业后，我每回北大，都去看望季羡林先生。
在北大诸师中，季先生年事将追“米寿”，故尤珍惜见面之情。季先生如参天大树的人格，更使我有一种深层的信赖之情。
季先生的前半生人，我是只能从他赠我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书里面去寻找了。但先生的今天，和我同处一个时代，我却能够亲身经历亲眼看见亲眼听着，认识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对于我，他不是一个书中人，更不是一个塔中士。
尽管依他的博大精深，他对东方文化的建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书中人，一个塔中士。
他却在耄耋之年几涉时代风暴，和孙子辈的学生们站到了一起。
他拒绝讲假话，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领袖、无论风声大还是小。
他贯穿一生地进行着自省与自检。
他涵纳海量，忘我热忱，一生不倦追求，在人生社会和治学之路上，作出献身的实践。
他的理解，是包含着世纪厚度的理解，是一种“负责者”的立场。
季先生具有那不可被否定的人格的力量和呐喊精神。
他有着永不孤寂的力量和永不迟钝的灵魂。
这些，俱是我亲历亲见。
我与季先生相识在北大竞选的狂潮之中。
那时，我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竞选者。在我的“竞选宣言”上，最惹眼的观点就是“东方美”，我以它来作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模式。当我提出当代“男性的雌化与女性的雄化”问题时，简直引起轩然大波。人家都不习惯，说：怎么说得那么难听?
在当时，竞选本身就有外来的压力，而我在竞选中又受到内部的压力。
我成了众目睽睽下的有争议人物，那日子可不好过。我的男朋友就是为此而离去的。这时候，季羡林先生散步出来，看大字报，看到了我的宣言。
他让他的一位助手找到了我，让我去见面。她说，季先生一直关心着我。
在朗润园沿湖的一楼，季羡林朴素无华的居家永远是“小乡镇的水平”。而居室的对面那个单元里，从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的水平”。
他不许他的孩子们在这儿住。他说：“这是学校给我做学问用的，不是给你们住的。”甚至也不让小保姆打扫。只有他和他的弟子们可以出入其内。
转眼十来年，我与季先生的联系从没有中断过。几乎他都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在经历着什么。一旦失去联系，他会惦念着。
那一年，我从天涯海角流亡归来，坐在先生面前，正不知他将如何看待我现在状况，心里有些惴惴。
不料先生听我说完，甚欣慰。他说我：
第一，没有盲目出国，对了！第二，“下海”，又对了！他说我，虽遭厄难，不仅没有退后，反而又进了一步。
原来，季先生曾去美国，闻有人名字与我相类，以为是我化名他乡，特去打听，不是。他一直担心我投路何方。这下放心了。
一次我得了个奖，到北京就给他打电话。季先生说：“这是实至名归。”
但那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季先生却是一直看着，看到最后一个镜头里有我，方才对他的助手说：“曼菱可以无碍了。”护犊之心溢于言表。
年复一年，总是此情此景：清清朗润园，先生午休后，相对一杯茶。如梧桐遇秋风语，似高手数脉听心。此刻，我常庆幸，浮浪今生，而与先生有忘年相通之乐；江湖遨游，竟得先生相知认可。
在北大读书时，我的唐突狂妄，一意孤行是出了名的。所以在厚爱我的老师处，每每得些温厚敦仁之劝诲。可季先生的见地和胆识，却比我这后生小辈还要更进一尺，更上一层楼。
在个性之路上我是越走越远，泼水难收了，而季先生很壮我的“孤胆”。我甚至窃思，如季老生逢我辈时，可能我都轮不到“狂徒”的虚名了，往往是我说前他知其后，免去多少口舌解释。从我离校，旅美，上新疆，至为潮流所逼，到海南下海，以及写作，搞电视，务商，十来年七颠八倒，学院中人听着都累。而季老偏如跟随我其后，洞若观火，事事知动因，处处知我“非如此不可”。我之选择竟正如他之估计。
那次他赠我的话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他说，对我这个人现在特别用得上。我当时就激动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正是对许多东西许多人见不惯，在那里难受呢！”先生微笑道，你可以解脱出来了。
先生如海，有千粟可取。他决不仅是一位皓首穷经的谦谦学者。他耿介独行，却又能平等地看待各种人生的价值。他“清”而不排它，“高”而见愈广。
他常使我有“万念有归”之乐。
我说，我现在可与妓女同桌吃饭。
先生说，妓女也是人。那对于你这个作家没有什么不好。研究人，了解人。
我说，若做皇帝，我喜欢微服私访；做男人，我喜欢阮籍柳永；做女人，我则爱昭君文姬。凡素质高而悟性强者，如果流落风尘，能大长见识，助奇成才。但我想，我这样子是成不了正果的了。
先生却说，这就是正果。
我说，我希望的异性关系是互不干扰，不要破坏了我自己。
他说，那是最理想的婚姻。
他以真人之心伴随时代狂涛，以真人之言追述历史琐记。先生不想自塑菩提，也不塑他人为菩提。此乃真菩提。
在《牛棚杂忆》里，他反省到自己在厕所里拾镍币之鄙。此铮铮真人也。读其书如对其人，耿直之性，不媚人亦不媚己。此性情之师也。
所谓“净土”，我以为不应当是“束之高阁”的境界。那样的净土在中国已经没有。“不劫非君子”，去去来来也，正是有此种境界，我百年北大，才历尽妖风王气，终如荷出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古话不知何时，又成了当代名言。
可悲那“在其位”者，谋名谋利谋高位谋大财，则成潮流。
而在中国偏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无论他们自己身处什么境遇，不是“肉食者”也不“在其位”，总把自己放在那个“负责”而且是“负大责”的位置上。
北大这块风水宝地，世世代代地总要出一些忧天的杞人。
中国是需要有几位“杞人”出来说说话的。
别忘了当年的马寅初，那位伟大而悲凉的杞人！北大学子永远的导师。
一个挫折带来另一个挫折，这就是这条龙的命运。打倒马寅初，多生出数亿人，接着“独生子女政策”，又带来社会风气和人文素质的下滑。中国民族千年美德“敬老”，变成了“敬小”。家中伦理倒置。父母怀着自私将子女养大，使他们成为更自私的人。
当人类世界，人类和自然界一天天矛盾激化，当天空正聚集着世纪的风云雷电，我们却将这一代人放在温室和金鱼缸里养大，让他们面对未来猝不及防。
一方面，思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一次次的伤害，已使校园的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虚荣，渴求宁静纯和。人们已使自己不再习惯于正面去交锋。
现在的“杞人”已习惯于压抑式的表达。
但季先生没有选择低调，却以耄耋高龄，“百年老病独登台”了。在世纪末的北大校庆中，他不避锋芒地成为主要角色。
这种差异，细思之，其实，是很多有价值的人已比他更虚弱了。
他积极人世的精神，决非是一种附和。在与国家最高领导层见面时，季羡林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弊端。他说，目前社会上“重理轻文”，必有后患。李总理来给他拜年，他却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
一个在学术和年龄上都堪称“世纪老人”的东方文化泰斗，用尽他岁暮的声音，在提醒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要重蹈西方国家“重理轻文”的覆辙。
文科，是研究“立人”、“立国”、“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学问的。
古人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今人追求人与人的和谐，社会学也。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环境学，渗透型学科。
在本世纪末，人与人的矛盾尖锐化，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本来就是人类太重视单纯物质发达所带来的祸患。西方国家重理轻文的道路已受到了惩罚，我们中国人还要再来走一遍吗?
没有对“人文”的重视，就没有对社会人伦的理顺，对自然和谐的开发。
长江大洪，完全是科技不兴的原因吗?人祸从何而来的呢?恐怕正是一些个人和集团急功近利的结果吧?人祸正是德化和法治缺乏所致，是文科不力所造成的社会盲点。
忧天的杞人是伟大的，他每天考虑的不是私欲和他自己的后人，而是笼罩着整个民族的那块天，天会不会塌下来?
所谓“杞人”，就是每个时代里那些有民族良心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者，持远见卓识，逆潮流而上之士。社会需要倾听杞人的呼唤。
季羡林以八十高龄活跃在北大这个大舞台，使那些幕后的话和悄悄话，变成了在国家元首面前的直言。所谓“大声疾呼”者，莫过于如此了吧?
在校庆之日，季的讲座即是通篇地宣讲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北大精髓。最后结束时，他说，东方文化确定了大自然为“人之本”，而不是“人”为大自然之本。在世纪末的今天，将重新证明东方哲学的伟大智慧，这苍劲的声音将会穿透世纪的峡谷。
那天，我挤在台下的青年学生和几位西南联大的老者中。原意是借这时机把从昆明带来的黄玫瑰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一次听季先生讲蔡元培，成为我此来校庆的思绪轴心。我又一次地感受到那种“万念归心”的福临。这启谛引发我南回边陲的深刻观照。次年，我确定了“西南联大”这一文化项目。
季老的米寿之庆，我亦在场。当人们的祝辞达到了高潮时，面对“国家瑰宝”、“校园明灯”等等赞语，季老最后站起来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心在跳，脸在发烧，身上发热。因为你们说的那不是我，有距离，只能是我的目标。我还不是那样的。努力去做而已。”
这就是季羡林，永远是季羡林，不能搅扰的本性。
近观几篇年轻人的文字，把北大的老先生们一个个拎出来贬斥一通。说这个的散文不行，那个的讲话如何，意思是“北大导师不过如此”耳耳。
写此类“灵性散文”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中国和北大走过的那些沉重的道路。身在校园，他是否知道，这里驶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他是否知道，是谁坚守在北大?是谁坚守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而现在，还在准备着付出?
作为一个思想者，当献身之刻轮到他的时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师们的一二?
在北大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当你在校园里看见一个衣着破旧，步履蹒跚的老人，也许，他手里提着杂物袋从小卖部回来，也许，他正去领工资的路上。你要当心，切不可轻狂地轻视他。因为，你可能连给他提鞋的资格还不够呢！
像林庚先生是一定要自己去领工资的，他不要人家送来。
张岱年先生就常自己去小卖部。有一次被售货员无礼相待，旁人怒而斥之：“这是张岱年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
而朱光潜先生不就因为谦和，也被我无礼顶撞过吗?
正是这些谦谦老者，他们承袭着凤凰与火的新文化，烛照过封建黑夜中的中国，他们面承过雷击风暴而凌雪傲霜。这是北大校园的山水之灵。
五四的风直接吹在他们身上，当建国后的种种歪曲人的运动袭来时，他们已经成就了那金刚不坏之身，如古松傲竹，注定为这校园的主题风景。
北大之所以成为“北大”，成为一块思想的沃土和自由的圣地，是前辈人支撑开这方天地，是他们奠定了这片风水。
无论是他们出世还是人世，无论他们的个性是恬淡还是热烈，他们皆立足于自成一家的学术，并代表着中国的优秀文化精粹，而并非一般只靠讲义吃饭的庸人。他们都有一颗优秀者的悲天悯人的心灵，和将后代引入正道的高尚责任。
林庚先生的许多事情，是他的弟子孙玉石老师讲给我听的。孙老师教现代文学，主攻鲁迅研究。他治学极为严谨，为人儒雅敦厚。
孙老师说，林庚先生曾以“夫人有病卧床”为由，拒绝为江青讲学。而在某个国庆日前，他突然收到了“国宴”的请柬。
当时一个三级教授被邀赴国宴，这是很罕有的。林庚先生对弟子说，他很想去，因为可以看见周总理，但是请柬上是江青的签字。他矛盾了很久，最后还是十分不舍地舍弃了这个一生中不会再逢的机会。因为他不愿意再受到那位红都女皇的纠缠。
林庚先生说：“我又不是弄臣。”
在北大，或者说在中国，中年一辈的学者反不似上一代的老学者们那么直露和具有一种童真的坦率。
中年导师给我的印象是包含着很多苦楚。有一枚含在嘴里的苦橄榄，成为了他们的性格。甚至，在你问及他们自己所受的不平和磨难时，他们也避重就轻，越是大的要害的，越不说和轻淡地说。他们具有中年的活法，善于冷嘲热讽，傲骨内敛，但仍不灭其志和人格。
比起超凡脱俗的老先生们，他们一方面更加地“学院化”和“学者化”，专心做学问著书和教书，基本上不“指点江山”。即使有，也只是在私下里，用一种隐晦的极其文化的方式，绝忌激扬的文字。
另一方面，他们则更是这社会中的人，更多各种世故的疑虑。因为，他们是直接遭受了残酷风雨的夭折过的一代，他们是幸存者和再生者。在他们的同辈中，至今尚有人被政治风暴永世地压在最底层，从而与“学问”绝缘终生。他们怎能不使自己的保护意识更强呢?
比起才气横溢、叱咤风云的上一代开创者，北大的中年教师们是忠实的麦田守望者。
他们负责诠释和保存。诠释从新文化运动和鲁迅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一切好的内容。借别人之酒浇自己之块垒，是他们的特色。偶尔，他们中也有人出击和创新。但他们更多地是寄希望于麦田之中。只要“麦田”保存下来，他们期待着将会有更勇敢的后人去收割。
正是在他们守望的麦田里，我们这一代学人得到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失落已久的那种文化和精神。在我入学的那个年代，北大的这两代导师对于我们可以说是：狂飚的父辈和老成的兄长。幸甚善哉！
老成的兄长们长于防守，他们给我们更多的是忠告，酸涩的忠告。他们的功绩是坚守住了这片北大的麦田，进行了风霜下的惨淡经营。仰望那座由我们这批学生铸成的蔡元培铜像，我想，他们是无愧的。
我和孙老师深交纯属偶然。在一个暑假里，我没回家，每天去学校游泳池游泳。一天，听见有人喊我，是孙老师也来游泳。他说：“你没有回家啊?”我说：“家太远。”他说：“对了，你是云南的。”又问：“在学校里做什么?”我说：“写小说。”
我想孙老师不会再感兴趣，因为我写的不是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不料他说：“写的什么小说啊?拿来我看看。”
我按他说的地址，送去他家。看完后，孙老师说“好”，说比他的某同学都写得好，便帮我推荐给他在文学界的同学。
我的第二个中篇小说《云》，由此而发表于《收获》。时间紧跟在我的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之后。造成了南北两响之势，决定了我毕业后直接干专业写作的道路。
毕业前，我想以小说充当毕业论文，可当时教创作课的马老师并不欣赏我。我听说，他可能不会同意。我又去找了孙老师。
孙老师只说了一句：“学生有才能为什么不让发挥?”
他为我去找了系主任，一切便理顺了。后来，我便转到了谢冕老师门下，他给了我那一届的最高分。
从“不够格”到最高分，这就是北大。你总可以找到承认你价值的人。
每个事业的追求者，都有自己的一方天空。而当天还没亮，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时，能得到导师的慧眼相识和鼎力扶持者是幸运的。
我曾问过孙老师，马老师会不会因此对他不高兴?孙老师坦然道：怎么会呢?马老师对你，只是风格的差异而已。
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去“管”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事，只为了一个学生的特长能发挥。这在某些世俗化的学校里，也许会惹出某些是是非非。恐怕，也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即将离校的学生去得罪朝夕相处的同事吧?
但在北大老师眼中，耽误学生的才华，才是极大的过错。北大老师会放眼校园之内，偌多学子，皆为桃李，不分门弟之槛。我这个写小说的学生，却投到了研究鲁迅的导师门下，孙老师此举，可以说是“不拘一格惜人才”，真泱泱大学府之风范也。孙老师以为这很正常。他说，当年，林庚先生就是以诗集充当毕业论文的。北大就是这样的，无论兴衰，校风不会改。
马老师对我，没有什么耿耿于怀。回校后每次见到，他欣欣然，邀我上他们家去坐，并为他家乡的刊物向我约稿。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不要顾虑流俗的看法，而要大踏步地朝前走去。这，就是孙老师和马老师教给我的。
后来，孙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每回去见到，他总对我说“时间不够”，希望能早日卸去此职务。在我们系里，我熟悉的几位老师相继担任系主任，情况都这样。他们对“当什么”很淡薄，惟对时间看重。而时间，又是付与学问与学生的。
对“当什么”不感兴趣，惟对“做什么”感兴趣。这种标准，也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取舍。
北大素有“一塔湖图”之称。从湖走到“图”，如今的图书馆已经扩建。但前面的草地缩小，不如当年。且筑以花坛之类，像外头红尘世界的宾馆楼台，流俗了。
那里本是好大的一块坦坦荡荡的草地啊！仿佛校园胸膛，母亲怀抱。博大宽阔，平等自然，任学子们围坐其上，纳凉会友，谈笑风生。成就多少风云聚会，滋养几多青春绿树。
我们班的毕业照片是在图书馆前面拍的。与我们合影的，是系上给我们上课的称为“中年学者”的先生们。就在我们离校几年后，他们即成为国学的顶尖级的专家。这批导师堪称中流砥柱。当年，他们与我们相处甚密。
那天，快门按下，队列松散开去。忽有一位微笑的中年学者走来对我说：“张曼菱，祝贺你的作品发表啊！”我说：“你是谁?”他笑道：“我是严家炎。”
我一听，天哪，是我们现任系主任！
在对“人”上面，我本来糊涂，又是近视眼。对老师们，常是从书本讲义，聆其声名而窃所思慕的。我很不注意与“人”对号。为此很在社会上吃过些亏。
在这最后一年，严老师正在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重头课。毕业在即，这学生竟不认识他?这也太过分了！
我是一般有讲义就不太爱去上课的。我常去看别的书，或是选些其他系的课，旁搜杂学是我的一贯风格。无论思维和学习我都喜欢“跳槽”。
我说：“对不起，严老师，我没去听您的课。”
严老师却并不介意。他说：“我的课用不着上，你考试不也是‘优’吗?自己多看些其他书是应该的。”
在北大，老师们并不认为“你不来听他讲”就是什么冒犯。他们常说，讲课的教学大纲，起点是针对应届中学生的。他们总鼓励我们这批老大学生抓紧时间，多学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相信我们这批学生是非常珍惜这段学习生涯的，见面总是说：“注意身体，别累着。”
我在乡下“野学”时，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什么》一类的书。一进北大，我就跑到系里去找“美学教研室”，找不到。我那时胆旺，南蛮子一个，即兴写就一篇《哀高丘之无女——中国的美学到哪里去了》，交给教我们文艺理论的闵开德老师。那气势好像就是声讨他一样。
闵老师拿给了系里的书记吕良看。后来我常干些“出格”的事，书记就说：“张曼菱，罗漫谛克！”
作为一个经历过磨难的人，我可是第一次从领导口里听到这么宽容的话。
那时，文艺理论还没有开放，课堂上“党八股”充斥。闵老师可受了不少无辜的责难。我们一伙好斗的学生常常把他当靶子开火，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洼地上的战斗》打成“右派”作品?为什么“战士谈恋爱”就有问题?为什么只讲阶级不讲人性?
那时文艺政策还没有改革，闵老师又不能信口开河，只好任我们勇气十足地狂轰滥炸。反正再怎么跟老师辩，也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尝够了学生作为“无冕之王”的甜头。现在想来真的不懂事，那些运动又不是闵老师搞的，我们的锐气都冲着老师上了。
校庆时又见闵老师，我提到这段往事。闵老师愉快地笑着说：“你们这批人不就是在那风风雨雨中成长的吗?”他慈祥的额上已多了白发。
为了我们的成长，闵老师充当了学生练拳击的对手。他宽容地让我们逞能使气，让我们长大成才。
当我的古典文学的试卷发下来时，我看见在“优”的下面批了两行字：“祝贺大作问世。”
这是那位从“下放”地回来的倪其心老师。他教的是古典，却关心到我的创作，师生的心灵如此勾通。在北大，只要学生出成绩，老师就高兴。而对我们这样下过乡的，倪老师也许更体会其甘苦。
在他家里，倪老师还专门对我讲了他对我小说《云》的理解。记得他说：“没有一定生活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这些话让人想起生活中的很多东西。”
有一年的新年晚会上，倪老师为我们唱起那支悲伤的俄罗斯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
这支歌，也是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唱过的。倪老师也曾是北大学生，我们听说过他当年的风采和灾难。而透过这支歌，则看见师生都经历过流放之苦的历史。这真是一种文化人和知识界的认同，它使师生之谊深化。
初来上课时，倪老师讲授的尽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非常独到，令人惊喜。使这门“古典文学”课和另一门“古汉语”课，完全地分开了。上课的时候，只听见大家记笔记的“唰唰”声。后来他却说，这不合教学大纲，还是要按照“大纲”讲，我们立刻群起反对。
大约是他在流放地积压太深，我们这批老大学生就成了他的第一批知音。他回校后出书的速度是很快的，都是在他被压抑的时候就写下的。
很快他就带研究生了。我们是看着他重返校园，成家生子的。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谓应了一句话：“穷且不堕青云之志。”我从来没有对他说出。但我心已自认定，如果一旦劫运轮到我，我会像倪老师一样，决不易志。
共和国将记得这一批老大学生。回校时，常听老师们诉苦道：“对着一张娃娃脸，你简直不知道讲什么。有时候你讲了半天，他举手，问你某个字怎么写。唉，你还得写在黑板上给他。”
我们在校园留下了空前绝后的情义襟怀。
谢冕，一位诗人，具有一颗顽童心。
在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当代诗歌，曾经是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诗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
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当年他的讲课是热点，是中年老师中最盛大的。他也是最敢于在讲课中出击的一位投枪手。
那些星星点点的，刚从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新诗，如天街小草，远看新绿，近看却无。因谢冕在大雅之堂上的评说，使其勃发出时代的光彩。他对这些先锋派诗歌的敏锐、热情，令人想起“新文化运动”时这座民主的学府。
谢冕曾经因为在文章里的一个“提法”而受到上面的点名。对于当时渴望冲决禁区的学生，这件事只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意。
诗的课是在下午，经常有同学迟到。谢冕总是非常友好地请人家进来，还问：“是不是睡过了?”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他是你同宿舍的。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令他总也不会老。
他是诗人，他就是谢冕。我们都直呼其名。
你去找他帮忙的事，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他所受的坎坷不平，也很透明，也会跟你直率地讲一通。所以，他家里总是“谈笑有同学”的。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谢冕老师家你总是径直可以去的。
谢老师所以不能称为“老”，一是北大还有更“老”的，当年，谢老师教我们时算是中年教师。其二是，谢冕是著名诗人，诗人不老，具有顽童心态。他无视岁月无情，经历文界波澜，惯于刀锋尖上的舞蹈，常在火坑边缘乘凉。
我毕业时，正是谢老师从孙老师那儿接收了我，并给予我一个最高分的。
我属于不服从分配之列。谢冕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记得我走的时候，他曾为我的性格担忧过。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北大、北京，恐怕都很难容你。”一语中的。果然，我自从毕业，几乎尽在漂泊中度过，不由我多次想起谢老师的这句箴语。
随着世俗对诗歌和诗情的冷漠，这支曾经攻陷城池的劲军成了闲勇。这对于谢冕和所有的真诗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在这个杜绝天真的世界上，“诗”成了一种虚设。
在一个缺乏诗意和诗情的时代里，过急地追赶功利，来不及关心灵魂，把诗和柔情当做一种奢侈。这种生活难道就是我们所理想的吗?
去年校庆回去时，循踪到了畅春园谢冕老师处，那儿正有一拨心念有之的故人在召唤我。访师会友，正是此行极乐之事。
与谢师谈天，是真正谈“天”，行云流水，无主题变奏，无师无生。现在比从前更放开了，谈彼此生活，谈都在做些什么，谈修身养性。
那天下午，在座有我同班男生友循，同届的青年评论家书磊，还有同系的神交之友秉杰。阔别十六载了，大家笑看彼此，都说“没变”。此谓性格气质和友情仍如其人。至于增几根白发，添几丝皱纹，不过是造化小儿信笔涂鸦而已。谈不上改变什么。
知道谢冕在意趣盎然地坚持冷水浴。我以为，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还有另一种坚持。自古“高台多悲风”，诗人的命运，总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在此世纪末，为诗祝福，为诗人的谢冕祝福。
校庆日在谢冕家里，同学秉杰揭我的短处。他说：“那时你竞选，你们班的人贴你大字报，还跑到我们楼去宣传，叫不要选你。我并不认识你，也不太赞同你的竞选纲领，但对你们班人的做法深恶痛绝，因此我投了你一票。”
我说：“人家现在想把谁炒热，就先反对一下子。现在想来，反对者也是在帮忙的。”
书磊说：张曼菱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在下课时，把一大团雪塞到她们班的著名诗人熊光炯的领子里。第二印象，是在大饭厅的凳子上卖她自己办的《思索》杂志。
他说，那时你竞选纲领稀里糊涂的，但我赞成你的态度。当时很多人拉选票的意识很强，而你根本“目无选民”。不仅不取媚于选民，而且，有时还侮辱选民。我想如果选“北京市长”，我要选那些谨慎老练的。选人民代表，应该选你这样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所顾忌。
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伴随着国家“拨乱反正”走进校园的。这是带着火焰的一代人，但同时也是累了的一代，伤了的一代，蓄含量极大。所以，仅仅在校园内，就可以演出“搏击掀发起风雷”的一幕幕时代序曲。
1979年下半年，北大人第一次真正用民主竞选方式来选举人民代表。这在全国也是第一。我则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女流之辈。很多年后，在海南遇见韩少功，他说：“你知道你是第一个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女性吗?”我说，我不知道。
今天，当我在校园遇到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面孔时，人家常常自我介绍道：“我是你的选民。”校庆回来，不断接见着我的那些同学，也是归来的选民，是一桩对于我们双方都难忘和有意义的回忆。
我们共同拥有了那一段历史，包括反对者们。对于历史，谁都是不可少的，重在参与。往事不尽如花，往事也如铁。
那年的竞选，是一道黎明的点心，献给我们刚刚醒来的祖国。也许火候不准，有些烧焦了，但没有“一”就没有“二”。现在的民主竞选，就好像是吃中餐和晚餐一样熟练了。
今天，稚气的小学生们在竞选班长，孩子们争着说：“我能行”，是那么平常。可是当年，就因为我说了“我行”，我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整，遭遇了多少艰难辛酸。因为当年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我不行你也不行。如果你说“你行”，就会惹恼别人。即使是在北大，也曾经有这种阴暗。
这已成为一种奇特的遭遇。总有一天，我会来写写这道黎明的点心。它无疑是北大现代史的一页，共和国的旗帜上再添一笔北大人的风采。
竞选中，突然出现了署名为“文学78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反对我的大字报。这在竞选者们中间真是独一份的。
那一天，七七、七八级合并上美学大课，金开诚老师在上课前说了几句题外话：“同学们，我刚才走来看了一张大字报，很多人反对一个女同学，好像不是对同学的态度。我不明白你们的事，但是，北大反右时的教训请你们吸取。好了，讲课。”
下课后，我目送金老师离去。
至今我与他没有私交。可是，相教何必曾相识?在这些精神坦荡的老师面前，我的委屈散之天外，心胸为之一洗。
人，只要有一点“独立特行”的精神，眼前风波便可以置之度外。这一张真正的文凭，使我走遍天下总带着“北大”。
在北大那次波澜壮阔的竞选运动中，以我为首，发起成立了北大中国女性研究会。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自发的社团组织，时代风气还相当封闭，我们几个女学生显得冒昧。每天，我都在等着有人来取缔我们。
一天，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来到我们开会的地方。他自我介绍，原来是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他是笑着来的，并很慎重地提了一个建议，请我们考虑。就是：在“女性研究会”的前面加上“北京大学”的头衔。他说，这样免得引起误会，本来会员都是北大学生。中央也正在要求北大上报“有多少学生社团”，这样，我们就等于在校方注了册，有了一个保护。
这善意为我们接受了。由于北大“闹竞选”，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安。北大的主要领导人对学生一致采取了理解和保护的态度，并加以引导，避免学生与社会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记得，有一批竞选资料在海淀印刷时，被公安局查询。当事人黄河找到我，我急忙去找马石江。他立即以北大名义出面，派人去把资料全盘取回，保护了资料和干这些事的学生。这些资料是那么地宝贵和真实。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
而书记韩天石，本人就是北大当年“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学生们常常提醒他：我们的青春和爱国心正是和你们一样的。
韩来北大任职是在隆冬。他在一次长跑运动会上亮相。那天学生一个劲地喊：“摘帽！”他就在寒风中把帽摘了。学生一片鼓掌。
学生想看清他，也想看看他的民主意识。这点没难住韩天石。
作为北大的领导，韩马二位前辈颇能理解和相信学生的爱国心。学生不过是比整个社会超前了一点。在那个风云纷飞的年代，为了使北大的情况得到理解，他们曾直接与胡耀邦书记联系，得到了胡的支持。中央直接往北大派了调查组，一个一个找我们这些竞选者谈话。记得我们说：“我们都是三中全会的产物。”
知识分子作为人，又是知识的载体。当做为人的个性受到伤害的同时，作为知识的个性也会受到伤害。一个“反右”运动，剿灭精锐之气。又一个“知青”运动，令一代人全盘从高等教育中失落。断送多少英才?当为斯民哭健儿。
有多少伤痕，本来该是创世纪的业绩?又有多少业绩，其实悉由伤痕垒起?
中央调查组是在“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出之后，撤出北大的。在中国转折的微妙时刻，这一代明智的领导走得很稳健。
那时的校园使我们有归属感。刚入学那阵，我们在星期天上街去卖五四文学社的《未名湖》杂志。这是有点“非法”的。出门前，学校就事先交代我们：如果被抓住，千万不要跟人吵架。就在那儿背外语单词吧，等着，学校会来接你们回去的。
当我们一个个用自行车托着一捆捆自办的《未名湖》出校门时，我们的内心是多么自豪，我们有北大这样一位母亲。当时，我们这批学生是这样地信任自己的学校。上下勾通得很好，真是同舟共济。
中国能有这样的大学，这是中国的骄傲。
有一次讲到这些往事，电影界的几位名导演都很感兴趣，与我相约，一旦时日来到，我的书写出，他们一定来拍这部片子。我坚信，会拍的。
法律系的李志敏老师，一个时时洞察于现实世界的学者。
当年，女性研究会需要一位妇女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顾问。李老师在国内可称是这方面的权威，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这样一位名家，肯挺身而出，慨然担任我们女性研究会的顾问。
当时我会的研究课题有：女性的自我压抑；中国男女之间的铁幕；女性的雄化与男性的雌化倾向；清华园内知识分子家庭调查；农村妇女进城后的跟踪调查等。会员们的文章，曾在当时社会杂志《新观察》上发表。
在当时，这是一种有争议的活动。李老师的举止，使我想起了北大在“五四”时代的师生。北大的传统就是这样，老师们对学生总是认可与支持，最低限度也是理解和宽容。在北大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师生们总是有一股高尚的血脉相承，比血缘尤亲。
如今，李志敏老师已去世。他赠与我的一幅字“月落乌啼霜满天”，一直挂在我家客厅里，深为习书法的老父所珍爱。而每看见这幅呈现出山月水船的具有古朴之美的象形字，我就想起李志敏老师那豁朗的气概，他的研究现实，介入社会的精神，和他那种走进风浪去和学生站在一起，迎接新生事物的远大视野。
像他这样的老师，是对我后来的行为方式影响最大的，我最终走上入世和做事之途。北大的精神不止是著书，宗旨在于改造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度，将自己悟到的知和识，奉献于自己的民族。
梦中的五院，总看见那面墙上，那带来盛夏馥郁的爬山虎，又长又顺，和小径两旁小块的草地绿在一起，使五院充满生意和清凉。
作为一个驰名中外的大系，中文系五院是那么小，小得恐怕只够住一户官府人家，但它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四方八面就奔它来的。
在校四年里，我在这里受过惟一的一次训导。那是刚入学的头一个月，一个女同学通知我，向主任要我去一趟系里，她的样子似有点幸灾乐祸。
向主任，人称“大象”，是一位挺魁梧也挺有威严感的长者。他循序渐进地向我提出是否有过如下的表现：是否讲过“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还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是否在宿舍里大声唱情歌?有没有朗读人家给我的情信?是否说过“分数不能算数，要看社会承认”?有没有说过“喜欢跟男同学玩，不喜欢跟女同学玩”?是否每星期六都和不同的男同学散步?有没有在跳舞会上一个晚上跳八个男生?
我全都承认不讳，并不以为有过。向主任最后说：“好了好了。告诉你吧，这都是些小事。我们北大不是老封建。你以后该散步就散步，该划船就划船，男女同学在一起，很正常。我们也不来管你穿什么衣戴什么帽子。只是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同学都要给你反映到系里来?你的同学关系为什么这样紧张?这倒是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我当时想到的是：我常忘了打开水，而自己又是喝得最多的。还有毛巾拧不干，总滴水，另外，我住高床，从南方带去的狗皮褥子总掉下碎毛毛，等等。
“大象”说：“对啦，回去好好想想，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你们还要共处四年呢。跟大家关系不好，多别扭，也会影响学习的。”
对于“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我，这次谈话是多么地平常而又不平常啊！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受到了公正的对待。我终于来到了一位胸襟博大的母亲怀中，我必须改进。可是我再没有罪了，那种纠缠我几乎小半生的“性格罪”已不存在。我不再因为我的性格而受到歧视，受到迫害。在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校园里，我可以奔放地自由地生活和追求了。那是时代的逆转之年，生命中的春天来临了。
对我而言，北大给我的许多中，有一种是我当时最需要的东西。母校是在我还没有成就之前，就承认了我的个性和才能的。当年我爱在校园的草地上睡觉，有时躺在那里还唱歌。是北大给了我迟暮的青春，放纵了我自由的天性。
北大，对于我，曾是一个穷孩子的童话。
多年前，在昆明的春城饭店，我和许多考生一起等着见招生的北大老师。
北大中文系在云南只有一个名额。因为我曾在1977年的高考中受阻。为录取我，老师专门到我工作的单位上去调查。在南下招生中，对我的工作是做得最多的。
当年两位老师赵与王的意见都很统一，他们说：“就是决定招你。无论有多大风险和阻力，也要把这名学生带回北大去。”他们还说，北大，就是要培养一些有个性的学生。
有人提出“北大气质”这个词。总之，我们和她的关系，有如血缘，是一句话说不清的。母校，抚育出我们无数的生命内容、欢乐兴致和希望萌芽。也许，这就是我们自称为“北大人”的缘故。我们就像是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一些小小磁铁。是北大这个大磁场给了我们某种独特的磁性。使我们在世俗中能有不俗的表现。
每个北大人，每个团体，都有其自己的“北大情结”。这就是北大。
一粒种子，一颗渴望自由和向上的心灵来到这里，只要不停息地追求，总能到他应该去的去处，长成他此生能长成的最好生态。这就是北大，她帮助你得到你最好的人生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她不次于给你血肉之胎的另一位母亲。
有个外国留学生发表他的体会，说，到了北大，所得就不是在于你选哪位老师的课，和学什么专业，而是整个北大，是你身处的这个环境，这种氛围会给你数不清的启示和收获，使你提高。
百年校庆之夜，华灯初上，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北大的夜中转游着，赏看这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灯景。尤其是湖畔的博雅塔，装上灯光后，竟与我曾在梦中看见的一样。闪闪的光芒在夜幕中勾出灯影。这是母校在问候她远来的孩子。数不清的人们也在这夜景中游逛着，指点着。古诗上常说“梦回……”就是此情此景了吧。
在湖畔灯光最明亮处，一伙大学生记者采访了我们。当他们问及我们，对这次校庆的看法时，我直言道，在我想象中的校庆应是低调的深沉的，带有巨大回音。北大声名并非靠炒作，而由她的惊世之言和醒世之作为所决定。
北大不能流俗。北大永远是超前的，独特的，自我存在的，凝重的。北大不是一首随风的劲爆歌曲。我跟他们开了个玩笑，“现在北大在你们手里了，你们可别让我们找不着北——北大啊！”
北大不能与社会同步。北大是中国这艘巨舰远航时的探索舰。为了中华民族，北大总是要往前先行那么一段航程，先迎接前面的风浪礁石什么的，付出英勇无畏的代价。历史证明，这就是北大的光荣所在。北大儿女为中华作出了无数无名的贡献和牺牲。
在这个夜里，我想，这些灯就是为这种无名的奋斗而格外明亮的。北大人不图丰碑，北大就是我们的丰碑。
此夜灯火，使我想起彼夜灯光，那是我们亲历的一个爱国之夜的灯火。
那个晚上，小卖部门口的那些竹筐全被点燃了，从宿舍楼的窗口飘下同学们用自己的凉席点燃的火焰。一只小号在楼顶吹起“国歌”的前奏。校园游行的人们集中到了燕园之南。很多同学扶着我站到了自行车上，我指挥着那不断歇的大合唱和整齐的口号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火焰烧着了我的衣襟。
那个晚上，是中国男排冲出亚洲之夜。那次轰动社会的民主竞选过后，处于低潮中的北大，饱受压抑的我们向全世界敞开了北大人炽热的爱国情怀。我们喊出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震撼了这个世纪。
当时，同学们自己录音。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广播电台，作为一条体育新闻播出了。中午，我们都端着饭在外面，边吃边听我们自己的呐喊。在开放之初，是我们自己勇敢真诚的声音使北大摆脱了一个困境。
那天，学校党委书记韩天石和马石江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们兴奋地说：“学生不爱国，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行了，这下，我们北大有了自己的口号了。”那时候，清华的口号是“从我做起”。那时谁也没想到，我们喊出的这口号，不仅仅是成为校园口号；它立刻传遍了大江南北，传遍了地球上中国人所在的一切地方。“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这个世纪末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伟大的母校，你诞生过和还将诞生多少个爱国之夜啊?
早来，想看一眼，北大校园的寻常模样。因为日历再翻一页，地球各端将神奇地移动。无数色彩声波人群，充满北大校园。然而这还不是一百年来她所兼容并包的涵纳量。远方来了，岁月来了。从岁月的远方来的校友更多，更多情。我们中文系是“最北大”的了！一个少女在我身后对她的男伴说。“北大”变成一个动词，变成一种劲势，变成一种规格，变成一种标准。它包含了“先进的”“无拘的”“民主的”“自由的”“献身的”“淡泊的”“随意的”“神奇的”，“伟大”多如细沙的平凡。平凡吸纳了无数的伟大。你是不是“最北大”的?我是不是“最北大”的?北大永远，永远“北大”！
在那座为百年校庆搭起的舞台上，青春的歌声穿透历史而来，它使我和北大人永远觉得自己还年轻：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作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
北大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选择，一种崇高的选择。那就是——报国，报国！此生不已，此志不休。
北大这所学府，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站着的巨人。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校长，为中国这个古老体系的开放和前进，选择了北京大学这个突破口。兼容并包，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首创，是“教育兴邦”的独创。
为了永久地打破古老中国“万马齐喑”的悲剧，数代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心血意志凝结成了“北大”这座民主校园，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神圣誓言。
惊天动地的霹雳之火从此而起，思想先行者们的骄傲与坚贞令举世敬仰。别说是以卵击石，就是与钢铁相撞也无所畏惧。这是中国这块大地的窗口，透过它，你可以看见地层下面的岩浆在闪烁滚动。
北大，将世世代代为九州生气养育着震撼世界的风雷。
也许，我们也是又一代的麦田守望者。一代又一代的守望者啊！
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任务。守望意味着期待，期待朝气充足的新世纪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