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信仰”的讨论多了起来，有人说中国本无信仰，信的是实用主义，是权，是錢。有人说，中国本有信仰，历来就是礼义之邦。不同的观点一来一去，争论不休，但说到一个问题上，顿时停火，取得“共识”：眼看当下，道德正在崩塌，信仰遇到危机。
茫茫尘世因道德而有序，芸芸众生因信仰而凝聚，人们不禁去想，这样下去，偌大中国会不会“散沙一盘”。
诚信缺失，做假成风，欺诈为荣。
敬业丧失，玩忽职守，草菅人命。
残酷冷漠，不孝不敬，见死不救。
贪污腐败，当官为财，无法无天。
意义空洞，贪婪驱动，唯利是图。
因利而结，利尽而散，散沙一盘。
以上所说就是“信仰缺失病”的六大症候。以上症候占全了，就真的“散沙一盘”，国将不国了。中国怎么会没有信仰了呢？怎么会“散沙一盘”呢？
中国古代化育民众，与外国不同，不用教堂，也无牧师，而是“以吏为师”，就是当官的知书识礼，为民的跟从向善。相传苏轼率民西湖修堤成功，百姓送酒肉以示感谢。苏轼不收，又怕食物变质，遂以酒渍肉，烹成美味，叫“东坡肉”，回馈百姓。一时间“苏东坡”美名传扬，杭州城民风纯扑。 这也应了一句古话，“君子之德为风，小民之德如草”。而今多少人做官发财，多少人贪色捞银。上梁不正下梁歪，天下“信仰”剩多少。
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天性。竭尽全力，获取回报，以存续生命，作为结果，因利益积极性的释放，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了这个秘密，形成市场理论的论证基础。然而这不是市场理性的全部，亚当·斯密既有《国富论》，又有《情操论》，强调人不仅是作为个体而生存的“经济人”，还是作为种群而存在的“社会人”。不仅谋取个体的生存，还要力求种群的存续。不仅有自助利己的“自利”性，还有乐群助人的“利他”性。合理的市场理性，将是对人类兩个“天性”的不加偏废地同时唤醒，并以人的“利他”天性制约调节其“利己”天性，以此变单一逐利而为义利合一，让社会由贪婪纷争变得崇德有序。
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所说：人们只看到《国富论》对经济人的谋利心理与“自利”的论述，而忽略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对社会人伦理的强调，从而误读了斯密学说。中国的情况就在于“误读”了斯密，启动欲望天性的闸门，而人性伦理的堤防失修；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而群魔乱舞。利淹没了义，鬼战胜了人。中国的信仰文化由此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信仰不绝，就是因为坚持与维护了中国传文化的“母体”地位。中国经历多次传统捍卫运动，意在捍卫“母体”。早在唐代，佛教直驱中原，有取代中国文化之势，韩愈写《谏佛骨表》，决意反对。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华，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照理应带来它们的北胡文化，替換华夏，代为“本位”。然而北胡还是北胡，华夏还是华夏。华夏文化的母体本位，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损伤，但未見根本的撼动。
近代洪秀全反对儒家，要将経他曲意阐释的“拜上帝教”奉为“国教”，曾国藩起而驳斥。“天国”败亡，悖反中国传统，撼易文化“本位”，割除民族“母体”，是一个重大原因。
现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潮及晚近“文革”，打翻儒家，铲除“文化”。其结果中国传统被连根拔除，中国文化失去依凭，而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母之子。
文化存，民族存。文化亡，民族亡。凡此民族的母体“本位”文化被替換更改，民族的文化更新、建设与发展也无从谈起。人们并不反对外来文化的作用，只是不可废弃中国新文化诞生过程中的“母体”作用。新文化、新道德，新信仰的产生如同婴儿新生，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第一步是文化交融过程中的“母体着床”。“母体”被否定与割舍，何有婴儿的发育。中国无信仰，在于舍母求婴，中国信仰不育，缘由在此。
一种信仰体系的建立与持久延续要有一种有效的文化制度为其基础。这种基础在其他民族表现为宗教礼拜制度，以基督教为例，它由受洗、宣教、忏悔、礼拜等一系列礼仪程序组成。儒家思想成为一种信仰载体在中国古代得以长期延续，用的是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士子進身制度、干部选拔制度，也是中国式的信仰礼拜制度。这个制度将四书五经确定为道德圣书与根本法典，成为中国的《圣经》。遍布城乡的一个个私塾、乡校、书院，书声朗朗，子曰诗云，成为中国的教堂。每一个乡绅、塾师、秀才乃至官吏成为中国的“牧师”，而皇帝成了教主。以后科举制度废，新式学堂兴，中国的“教堂”废除、“圣经”丢弃，“牧师”离散，出现如余英时所说的儒家飘忽如“游魂”的局面。中国信仰也就此烟消云散。
筆者以上言语，不是说要恢复“科举制”，而是说应有适用可行的文化制度，保证中国优秀传统之化得以传承与发扬，以利中国的信仰重塑与人心再造。
以“工具”代偿“价值”，以“社会”代偿“人心”
文化由三个层面组成，外层是科技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具体而言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核心层是心灵与生命的文化。在此文化的“三层面”构造中，其外部两层是“工具”的，而其核心层是价值的。由此人类的“文化”又可简约为两个层面：工具文化与价值文化。在中国，工具的文化被叫做“用”，价值的文化被叫做“体”。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工具文化的建设与价值文化建设，是分门别类的两大工程，应分类用功，而不可合并代偿。
数百年来，因种种的原因，西欧率先进入“现代”，率先对“古代”文化，作“现代化”攺造。在工具文化的部分，发动科技与工业革命，阐发“科学”精神；发动市民革命，创建“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与民主的精神，落实于人心。
然而这并非西欧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与“工具”創制的同时，另一项“心灵”再造与价值重建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新教”改革运动。一旦以“勤勉一节俭一信用一天职一罪”为精神链的，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心灵架构建设成功，方使西欧真正进入“现代”，步入发达国家的境域。
再看日本的例子，1868年明治之初，首先将目标定在科学与制度的方面，领会科学精神、汲取知识技能，再则大张旗鼓，创建市场制度，发展民营经济，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至1890年前后，颁宪法、设政党、开议会，结合国情，稍加改制，建立日本式宪政制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突然发现本国的现代变革，犹如“体格再造”，既有“肌体骨骼”（科技）、“肝胆器官”（制度）的创制还须“心脑”灵魂的再造。无论政治的民主主义与经济的市场主义，都无法替代精神的“日本主义”。日本的民族精神肇始于那个时代。
在中国古代，以上说的“工具理性”表现为社会理想与治国理论，也即“大道”和“主义”。据传孔子修订的《礼记·礼运》篇，其中一段话耳熟能详，开头就是“大道之行”，这个“大道”就是社会理想。
中国历代精英都明白，社会理想的建立，固然对人心建设不无裨益，然而又不可以取代人心建设，必须另建一套伦理来做人们的心灵信仰。到了宋明之际，吸收禅佛精义，創制“心学”与“理学”及以“尽心、知性、知命”为精神链接的“心性”架构。这就完成了中国社会信仰与心灵信仰的双重建设，其犹如一对高耸厚重的双子塔，成为中国人信仰建筑的全体。
而到了现代，中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具文化的建设，而忽视心灵文化的建设，或干脆用工具文化代偿心灵文化，以为完成“工具”建设成功，“心灵”建设自然可成。
还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殊不知，即使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也只是完成了“工具”的变革，心灵与生命伦理的建设，没有被排上议事日程。
以上说的是造成中国信仰缺失的几个原因，不少是历史原因。然而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重视这些原因，才能将中国的“信仰缺乏”症候群，根本去除，才能不乏底气地说一句：中国不会“散沙一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