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好，刚才黄平说我有一本新书（《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即将由中信出版，所以特别期待能够得到各位朋友的批评和建议，以便能够不断地推进。说实话中国是一个最难的话题，在做中国研究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天下的理论。然后再重新做回中国，这个故事很长。
在1993年之前，我基本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在这之后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1995年北大的朱苏力教授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所以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土特产。朱苏力这个问题其实想问，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普遍性的东西？
我首先要感谢黄平，认识他之后我关注到社会学，也认识到社会学很多大师的著作。同时认识了王明明，从他那里知道了人类学的知识，包括他喜欢的格尔兹，这些方法对我非常有益。到后来认识更多的学者，包括今天这几位好朋友，我从他们那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不断的骚扰他们，经常向他们提问题。应该说从我转向中国研究以来，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朋友为师，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不管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历史学，诸如此类，所以所有的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回归主话题，中国到底是什么？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解释，我觉得都是一个描述，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简单用一句话来说，我这本书的中心想法就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的文化卷到一起。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存在。这个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无法脱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
我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历史性的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也许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的能力。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在现代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现代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它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中国逐渐重新拥有了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应该也就是不超过十年时间，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改革带来的成果。这个时候我们非常需要理解我们的祖先，理解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关于古代中国，一般来说有三个共识，一个是中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第二是中国具有无所不包的兼容性，第三，中国是一个非神性的国家。这三个共识，前面两个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三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主要是一个来自西方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你没有一种宗教，或者没有一神教就是没有神圣性。这一点我深表怀疑，中国存在另外一种神圣性，这是不需要表达为宗教的，这也是我试图论证的一个问题。
自现代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潜意识会被迫的使用一些由西方知识生产提供给我们的概念和知识，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比如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的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这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封建指的是先秦的分封制，那个跟西方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样流行的理论还有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也是完全不靠谱。说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农民起义，其实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不重要的部分，并且不一定是真正的纯朴农民，而是流民。这些都是西方推销给我们的观念。
今天仍然发挥作用的一些概念，比如帝国、朝贡体系、东亚、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都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在我看来都不符合事实，和中国对不上。这些概念不仅误导事实，还有政治的附加值，把中国历史描述成一个很丑恶的故事，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年我写《天下体系》这本书，我就用过帝国这个概念。过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中国是帝国吗？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并且是向外看，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那才是帝国，而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缺乏以上的两个性质。其实古代中国只不过是君主制，所以我后来在新的书里面进行了纠正。当然没有纠正过来的还有很多，因为这一百年来我们已被西方重新塑造，如果有这些不靠谱的概念，也请大家原谅，我一个一个地改掉。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偏见，就是我们在理解古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以现代的事实倒映为古代的事实，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家是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只不过就是你是山东人，他是山西人而已。只不过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搞成民族之后告诉你，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中国古代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中国这片土地上只发生过政权之间的战争，各个英雄都是忠于自己的朝廷和君主，而不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还有一个偏见，我管它叫地方主义的偏见，包括目前流行的汉族观点，汉人观点，儒家观点等等。因为中国人数最多的就是汉人，儒家文化是主体文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于站在中原，以汉人的身份来看中国。这其实就跟西方人把长城看做是中国的边界一样。这样是不公平的，如果我是一个蒙古人，我会怎么想？我难道不能认为中原应该归我统治？当然可以。当年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皇太极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不能够局限地站在一个地方去看问题，我们要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来看中国。
排除这些偏见之后，我理解的中国就是一个自古以来连续动态的一个博弈游戏。大家为什么有热情要参加这样一个博弈游戏？这些是值得研究的。如果各个地方的人都愿意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那么这个游戏它在运动方向上是一个由内向外走的向度，还是由外向里走的向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总忍不住从汉族的角度、从儒家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的文明一定是由中原这个地方向外扩张的。
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具体说的话，我认为在远古中国，漩涡形成之前，是从中原往外传播的。但关键是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中国，所谓中国就是中原那点地方，其他地方就是天下。在先秦时代，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管理下的天下。在我看来是秦朝奠定了中国，从春秋战国起已形成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这个漩涡的原因要往上追溯。一旦漩涡形成，中国就变成一个各方力量由外向中间走的这么一个路径，这样形成了向心力，所以中国才会越变越大。但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中国不去侵略却越变越大，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
我认为，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各个部族到中原来逐鹿，抢的不仅仅是土地，更主要的是抢夺物质生产的能力以及知识生产的能力。拥有了知识生产力就可以把自己合法化，并且能够支配整个中国，所以漩涡的吸引力就来自于此。
精神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就要解释中国的神性问题。在中原发展伊始已经奠定了天下的基础。天下是以天对应，天是神圣的，模仿天的天下也因此具有神性。所以中国的神性是这么来的，我书中讨论了很多具体细节，比如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下面有一个底座，底座就是大地，上面这个盖就是天，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诸如此类所有的细节都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配天的存在，所以它是神圣的，尽管它不是一个宗教。
我经历了一个骑驴找驴的过程。我们过去总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而去寻找其他的事情。所以过去一直没想通，中国的信仰是什么？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信仰，可中国的确没有一神论的宗教，这一点使我迷惑很长时间。最后我发现，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这个巨大的时空存在就是中国的信仰，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就是中国的宗教，中国存在的时空就是中国的神庙，我们就住在神庙里面。中国历史性的演变，我可以概括为先秦阶段，中国地面叫做中国的天下，也就是说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我把它说成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到了清末，从民国以来的现代中国就非常萎缩了，已经萎缩为天下里面的中国，也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普通国家。
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许下一步当中国重新进入青春期、生长期，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接下来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由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曾经说过的话：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世界就是世界所有人的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