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强的路径，就是必须不断自我改革和超越，除此别无选择。直到今天，可以说改革尚未成功，中国仍需努力。而中国改革的最大弊病和软肋，就是往往为自我设定过多过大的改革禁区，致使改革进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死胡同。
譬如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因为一早就为自己设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限制，其改革成果与同时期日本的“明治维新”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大胆地施行了君主立宪制，从而推动了日本社会向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而非像清朝那样一直对社会革新半推半就，最后反倒催发了辛亥革命的暴力突变。
在1970年代末期，台湾也发生了由蒋经国先生主导的重大改革，其特点是不为改革设立禁区，而是大胆地披荆斩棘，一举冲破了几十年党禁、报禁和军管戒严等深重藩篱。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上言论和思想最为自由开放的地区之一，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
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却是一波三折，历尽艰难，目前甚至有些积重难返。其中原因，固然与大陆幅员广阔，民族和文化情况复杂，总体经济起点过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改革毕竟事在人为，过多过大地为改革划定禁区和限制，乃是延误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障碍所在。
譬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著名的“猫论”，胡耀邦和赵紫阳所推崇的“摸着石头过河”，其关键魅力就在于突破限制或不设限制，大胆探索实践，主张发展才是硬道理。但随着后来自设的某些“原则框框”愈来愈多，全面改革的锐气和锋芒也逐渐被削弱以至丧失。
虽然后来邓小平又发出了“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最后一呼，但改革的主流已经收窄成经济改革，GDP挂帅，一切向钱看。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的暴发户式增长，让领导层滋生了盲目乐观，认为跛腿改革也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这种幻觉与侥幸的后果，就是强化了已经设定的改革禁区，反倒认为深化改革会走上所谓“邪路”。在全面改革设计与实践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导致了官员和权力大面积腐败，“文革式”极左意识与路线回潮，社会道德与产品安全水准总体下滑，环境与大气重度污染恶化等一系列恶果。
自2013年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主导的新一届中国领导层执政以来，所传达出来的改革信息也耐人寻味。其对改革形势的判断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于是在组织结构上，也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但与此同时，在原则方面，又反复强调改革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这其中的彼此矛盾状态颇为显著：譬如说一栋老房子，已经修修补补了许多年，尽量争取不伤筋动骨；但如今既然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而且“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依照常识，下一步就应该是当机立断，对之拆迁重组了；然而所谓“拆迁重组”又恰恰属于“颠覆”性质。如果对“颠覆”噤若寒蝉，也就不会“拆迁重组”和“啃硬骨头”了。结果只能是无所作为，改革陷入停滞不前。
这就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历史怪圈和现实困境。无奈之中，只能在自己划定的“安全区域”内搞一些党内“整风反腐”，及在社会上“唱红打黑”一类的运动，最后一定是事倍功半。因为这些做法都已经是陈腐老套路，被历史实践反复证明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其操作过程，严重匮乏现代法制所要求的法理连贯与公平透明。
中国的新一轮改革成效，只能是靠重点创新，突破禁区，敢于尝试才能取得。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