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传统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历经改革开放，转向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大国在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1957-1977年，GDP年平均增长4.97%，到1978年时，经济规模为3679亿元，折合美元占世界总量的3.6%，人均GDP水平385元，折合官定汇率为229美元，按照市场汇率可能在50美元左右。从1978到2010年，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02%，GDP规模超过日本达到410354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水平提高到30808元，折合汇率美元为3434美元。
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虽然因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及其少子化和老龄化，大国之间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还有近几年的疫情和地区军事冲突等客观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但1978-2022年，经济年平均增长9.12%，GDP规模1210207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汇率占世界总经济规模的18.05%，人均GDP为12741美元。
如何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深层次来源，认识后期经济增长放缓的形成机理，寻求未来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内生动力和释放算法？确实需要从基础学理方面符合中国国情体制地进行深入探索。下面是我对此初步尝试性研究一个介绍。
国家经济类型与二元体制常态
观察国民经济的运行、增长和发展，主要表达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而揭示需求与供给、投入与产出和债务与资产等变量之间变动关系时，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需要有不同针对型的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中国与市场体制发展中国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向市场体制转轨国家（绝大多数是三到五年的瞬时转轨）三大分类相比，都呈现出独特的非标准特点。即是一个体制和结构双二元转型、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型和特长周期体制渐近转轨型国家。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投入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而经济增长率却大幅度上升，生产率的提高，源自于哪里？用标准化的哈罗德-多玛投资积累、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和索洛市场经济等增长模型描述，可能都存在着所用方法针对分析客体的错位。需要做的工作是，给中国这样一个特大规模和特长周期渐近转轨国家的经济分析，看能不能提供符合中国体制类型的经济学基础数理逻辑。
改革推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叙事方面，要么是定性的逻辑分析，要么是改革前后结果的比较，可能没有针对特长周期二元体制经济体的数理分析思路和方法，去证明经济奇迹来自于体制改革，也无法证明深化改革会继续内生地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
体制扭曲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的一个常态，并且许多体制扭曲无法予以纠正。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政府不当干预，或者自然垄断，在资源配置中也存在或者发生扭曲。对于这种扭曲，要么有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竞争主体，通过各种变通行动自发地进行纠正；要么政府通过各种反垄断的规定和措施，进行司法和行政纠正。然而，在二元体制经济中，普遍发生的不是经济自然垄断扭曲，也不是单纯价格和资源配置数量方面的扭曲。
市场竞争主体对于二元体制性扭曲的应对，大量结果的是成本极高和风险很大，许多不可能被纠正。一是纠正的风险极高，纠正收益为负，几乎不可能被纠正。比如，土地计划分配、用途管制和规划约束，农村住宅禁止市场交易等扭曲。如果投资经营居住者，试图以小产权房的方式，兴建生产工厂、商业设施和居住房屋加以纠正，就会被当作违建强制拆除，也会有购买农民住宅后因其反悔诉讼被判交易违法而退回。还比如到城镇常住农村户籍人口，其到龄子女想在务工地上学，但义务教育的户籍歧视，无法纠正这种扭曲，必须回原籍地农村就学。二是可以纠正，但成本较高和法律风险很大。比如，一些市场竞标和进入，有国有资质障碍性的体制扭曲，国有企业竞标获得标的，民营企业挂靠国有企业实际进行投资建设经营，加以纠正。但民营企业需要支付程度不同的挂靠成本，并且有应收款项被国有企业延付、挪用和恶意抵赖的风险。二是可能被纠正。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被户籍限制，但农民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出务工，务工证和居住证变通可以使他们在城镇寻找工作获得了工资。还如改革开放初时，农村土地并不能交易，但农民兴办了乡镇企业，进行工业生产和高附加值种植，获得了地租。但2004年以 “散、乱、污、小、差” 为由整治，大量的乡镇企业被关停。
找出内生变量使改革释放生产力可以数理解释
也许有读者要问，生产方面的产出增长由投入要素数量决定，增加这一内生实体变量，就可以得到产出的增加。然而，体制改革并没有增加新投入的实体要素，因此怎样将其变成内生的动能变量呢？形象地解释，如果将国民经济看成是一个循环流动运行的系统，其组成则为流体、管道和各种闸口。经济运行体系中，生产要素和货币支付等流体市场化地自然流动，而闸口则是对流体能否通过和流量大小的人为控制。不考虑体制因素的产出和增长函数，以投入流体多少为内生变量。而建立体制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则要以闸口大小及其开关为主变量。我的思考是：如果将国有经济看成是一个“生产—分配—支出”的流动循环体系，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行中，要素作为投入流体进入生产领域，货币作为支付流体进入需求领域。体制扭曲，则发生了由于障碍、禁锢或过度诸问题，导致应该从乙领域流动到甲领域的生产要素和需求货币流体，发生了在乙领域的淤积，流出过少（如城市化滞后）或者过多（如税负较高）问题，造成产出水平的下降。
从生产要素或者支出货币等实体性变量看，改革不可能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变成影响增长的内生因素。需要换一种新的分析思路，即体制扭曲和改革体制，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其在国民经济流体、渠道、流速和流量运行中，有增大或缩小和加快或阻缓流体流量，从而有影响产出和增长的功效。因此，一般来说，市场机制外的各种体制安排，实际是影响国民经济生产要素和支出货币流量、位势和流速各方面的各种闸口。
如何发现和测度这些影响流量的体制闸口，使其成为可数量化的内生变量？方法是找出影响产出和增长的各种市场经济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进而求出二者之间的差值。比如将人均GDP相近国家的动态城市化水平看成是标准值，将中国动态实际值看成是扭曲值，其差值就表达户籍体制形成影响城市化人口流动闸口的大小。还比如，民营企业平均资产净利润率为标准值，国有企业的为扭曲值，其差值表达的是生产要素投入后影响产出流量体制闸口的大小。
根据中国的二元体制国情，通过标准值与扭曲值的比较，推算其差值—即体制闸口的大小；将差值这一闸口式变量，内生于生产增长函数和需求增长函数中，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和估算体制改革形成的增长潜能。因此，除了过去函数中内生的实体变量外，加入体制差值闸口式变量，是建立二元体制经济体经济运行、增长和发展数理逻辑体系的关键。
数理逻辑和数据推算验证
从数理逻辑上看：先是市场经济标准值减去体制扭曲实际值为扭曲差值，再是差值乘以所使用的资源为产出损失，产出损失除以标准值为扭曲体制下未发挥作用的资源—体制剩余，而安排一定的改革时间和改革强度，释放体制剩余除以总资源，并乘以对增长贡献的权重，则为新的增长潜能。
这里以劳动力产业配置为例。差值与体制性剩余。比如2021年与中国人均GDP相近和上下国家农业就业劳动力比例为7%，我们扭曲值为22.87%。农业就业差值率为15.87%，乘以总劳动力，户籍管制等闸口阻碍在农业领域淤积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1847万人。
产出损失规模。农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为48744元/人，非农业为184482元/人。我们假定农业劳动力投入对产出贡献率为20%，非农业就业对非农业产出贡献率为40%，农业劳动力产出部分人均9749元，非农业为人均55345元。非农业劳动人均产出减去农业劳动人均产出，再乘以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可以计算出劳动投入部分产出损失规模为54018亿元。
改革的经济增长潜能。对户籍及其与户籍挂钩的一系列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体制进行改革，实际也就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市场化流动的闸口扩大。其数理为：流动农业淤积劳动力比总劳动力为体制性剩余率15.87%，假定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总劳动力同比例变动，并且户籍等体制改革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平均在10年转移完毕，则年可有效利用劳动力增长1.59%，其乘以劳动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40%，则年平均可获得0.64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
经济奇迹来自于哪里？
回顾和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历史，1957~1977年，中国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2.6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5%，资本年均增长率仅为8.83%，将劳动和资本对增长贡献的权重估计在0.3至0.7之间，GDP年均增长率只有4.97%。鲜明的对比是，1978~2022年，劳动与资本的增长贡献比为0.4和0.6，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1.33%，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14%，但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为8.92%，年均GDP增长率却高达9.12%。。
从二元体制学理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禁锢向市场经济发育的释放：教育正规化和开放条件下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和装备技术进步；城市化起步和劳动力要素开始市场化流动；资金有偿使用和银行借贷的恢复，资本要素开始市场化流动；20世纪90年代的土地有偿使用和后期的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土地要素和房屋资产也开始市场化流动。
首先，改革开放分别获得了体制改革和广义技术进步两种TFP增长潜能。1957~1977年平均核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21%（格罗宁根大学）和-2.04%（亚洲生产率组织，1971~1977年）。1978~2022年，中国总TFP平均增长3.23%，其中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0.7%，体制改革获得的TFP增长平均为2.53%。
体制改革TFP包括资产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和要素生产效率提高两部分。一个被学术界所忽视的增值，是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后，其如果在市场上交易，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在支出法方面需要计算购房的付出，在分配法方面需要计入出售者的收入，在总GDP里形成了余值。改革开放以来，由此而形成的TFP平均增长0.94%。
改革开放，产品商品化和要素市场化，也提高了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如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后出售自己生产的农业产品，乡镇企业发展、城镇国企放权等改革，在劳动和土地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得了TFP年平均1.59%的增长率。
直接计入GDP的土地出让溢值。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分析，1978~2022年，土地有偿出让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使经济获得年均0.43%的增长，但以生产法方式直接计入了GDP的核算。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1978~2022年，自然经济年均增长水平，按照不同的取舍，低为3.37%，高为4.25%。
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函数及其经济运行体系
国民经济运行由流体、渠道和闸口三因素形成。动态结构模型的组成为：二元体制经济增长函数中闸口—差值是主要内生变量，生产函数能够将体制剩余性要素通过改革再贴入，通过扩大或取消闸口对剩余和潜能加以释放；而需求函数则需要选取与分配有关的闸口变量，观察其变化对支出潜能的影响。
要素和资产等流体变量有价格因素，但体制设置的闸口—差值变量，一般情况下没有价格。或许寻租发生黑色交易，但无法公开透明和统计确定为价格。并且，许多闸口是行政设置，呈现为刚性扭曲，其可替代弹性很小，甚至为零。当然，一些行政许可以进行拍卖，如个人购车车牌、出租车行政许可，虽然属于闸口因素，但能够出售并明码标价。然而不是普遍的经济现象。
在生产流量增长模型中，要素流入产出标准值与扭曲值之间的差值，土地房屋市场交易有或无的绝对差值构成主要内生变量，体制性剩余要素和土地房屋按照要素市场化的再投入和资产化后的交易率计算额外的增长来源。并且，为了使体制性剩余土地和开发性剩余土地要素，能够作为流体变量进入生产增长函数，需要改对数性要素结构的索洛增长模型为三要素结构的古典增长模型。也即在生产侧建立“计算资源使用量、比较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差值、估测低效率产出损失规模、依据标准值衡量体制性资源剩余、改革释放体制剩余获得增长潜能和组合形成新生产增长函数”的二元体制经济数理逻辑分析体系。以观察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各体制闸口扩大和土地房屋市场关闭闸口打开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生产增长需要考虑需求的可能性边界。然而，需求方面各类支出扭曲形成的差值，并不意味着体制性需求剩余流量实体淤积的存在，它是生产成果和资产交易收入分配扭曲等差值向支出流量的传导。因此，也需要建立以差值为主要内生变量的需求侧增长函数。
从二元体制需求流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总量模型看，收入分配和需求支出扭曲对经济的影响，在二元体制经济体，计划和行政影响较强，市场自然分配能力较弱，容易形成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的格局。结果，GDP流量内部造成生产与消费循环和比例失调，制造业过剩，吸引不了其继续扩大的投资，从生产和需求两个方面形成增长放缓的压力。从未来总量模型寻求纠正GDP分配和消费比例扭曲获得增长潜能的角度：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扩大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其增加的支出部分可以扩大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边界。
从不同的时间阶段看，二元体制扭曲的就业人口数量收缩、人口从低收入处向高收入处流动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镇居民购房收入房价比过高、禁止农民住宅交易和财政民生支出比率过低、贸易脱钩使出口占GDP比例下降等，传导到居民各渠道的消费和投资支出，是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原因。也需要建立居民收入需求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结构性模型，它们的加总成为总需求不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建立人口生育新体制、放开人口户籍迁移管制、提高土地交易农民分配比例、推进农村住宅资产化改革、居住多渠道竞争和政府组合供给、缩小土地淡水开发利用水平差距、扩大政府福利比例和防止贸易链内外脱钩，则会从各个调节收入合理分配、扩大消费、增强投资和出口需求能力方面精准发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力。
据此，如上图所示，与发展中国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瞬时体制转轨国家三类标准经济体不一样的是，笔者以二元体制差值为主分析变量，建立二元体制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均衡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函数。
这样一个二元体制经济运行体系的刻画，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增长奇迹的来源，有助于我们认识增长放缓的深层次和结构性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安排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找出体制性剩余要素及资产和可释放的需求潜能，将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一个中高速的合理区间之中。
以上想法和叙述，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