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历史发展中的常态，中外历史上不乏著名改革，当然，改革有成有败。中国近四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标识时代特征，而且以承载重大转折、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特质让历史闪光。在当代中国，改革一词已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核心词，改革开放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依据和资源。与中国历史上一些改革对比研究近四十多年的改革的特点，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智慧，把握中国改革之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走好第二个百年的现代化之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与古代断裂式改革对比看近四十多年改革之特点
所谓断裂式改革，就是为了达到某种革新的目的，不顾既往，手段极端的改革。其特点往往是领导者为了达成一定的社会理想，忽视任何反对声音，极力推行改革，或者超越客观历史条件，凭借超前的社会理想，实施具有空想色彩的改革，或对改革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缺乏认识，对已有各种制度、思想文化进行颠覆性改变，最后导致改革与原有的社会基础或者文化传统的断裂，致使改革停止或者最终失败。
（一）历史上断裂式改革的案例分析
“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而其中有许多著名的改革，或因为改革措施激进结局沮丧，或因为改革策略不当而终止，或因为领导者离世而结束。如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仔细观察可见，这些改革都属于断裂式或带有断裂色彩的改革。在此，笔者选取以下几个典型改革案例加以分析对比。
1.改革措施激进，忽视既往，割断历史，致使改革发生断裂
案例一，商鞅变法。人所共知，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也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从商鞅死后改革的影响看，这一改革不能简单地称为断裂式改革，但就改革的方式和改革者自身的结局而言，这一改革却带有明显的断裂特点，其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对于商鞅变法，一直毁誉掺杂。如，秦相李斯认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而历史学家司马迁则不然，他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之人也”“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司马迁的这一评价代表了当时及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一种声音。
不能否认，商鞅是一位有理想有担当并对历史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改革家。从商鞅变法的出发点、内容、目标看，这场改革可谓是全方位的、系统的改革，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改革的成效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所采取的极端严酷的法律手段。商鞅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建立法制思想的权威。从其法制先行和“徙木立信”的思维路径看，是依法治国的典型，不失为一种治国之道。然而，在此且不论秦国短命的原因，人所共知，随着支持改革者秦孝公的去世，变法的总设计师、功臣,商鞅却以遭遇车裂这种属于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的极刑，给改革画上了一个惨烈的符号。这毕竟不是改革应有的结果，这种反常理的变法结局不能不令人反思。
从深层次上看，商鞅变法惨烈的结局，不仅在于遭遇了贵族的反攻，更为关键的是其改革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极端性。那就是一味地实施严刑峻法，不顾传统，忽视德治，致使法制独行和强行。在变法过程中，秦人赵良在劝告商鞅时反复强调德行、教化的重要性。他说：“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赵良还引用《诗经》《尚书》中的思想劝说商鞅，他说“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南门立木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然而，“商君弗从”。对于赵良的劝告商鞅丝毫不为所动。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极力主张恢复周礼，他们认为国家之乱在于礼崩乐坏。所以，对于商鞅变法，特别是对实施法制存在极大争议。赵良等人的主张实质上也含有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视。
不可否认，赵良的思想在当时对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不利的，但其最终还是应验的，这是因为其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那就是法制与德治应该互补，两者缺一不可。因为，一个缺乏文化建设和道德维护的改革，无法将反对势力限制在可控范围。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秦孝公死后，公子虔之徒派差吏追杀他时，他无奈地说“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这不能不说是商鞅对极端变法手段的一种检讨。总之，改革不能割断历史，徒法不能自行，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条重要经验。
案例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这一改革属于典型的不可持续的断裂式的改革。不可否认，拓跋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皇帝，也是一个极具改革魄力的改革家。他为了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他迁都到洛阳后，便疾急实行其所谓改制变俗的政策。”“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改姓为元氏”；接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诏修尧、舜、夏禹庙”，“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于酆，祭武王于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182页。“十有三年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他下令不准鲜卑人再着‘胡服’，要穿同汉人一样的衣服；不准再讲鲜卑话，要讲同汉人一样的语言；废除鲜卑姓氏，一律改成同汉人一样的姓氏形式；鲜卑人死了，不准再送回老家安葬，就与本地人一样，埋在河南”。他号召鲜卑贵族与汉族的高门大姓互通婚姻等等。由此可见，这场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割断与鲜卑民族文化的联系，实现彻底汉化。
应该肯定，这一改革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但北魏政权的短命也与这场改革密不可分。因为改革造成本民族文化根基的丧失，致使改革失去了韧性，从而导致改革的断裂和北魏政权迅速灭亡。所以，这场改革被后人称为“愚化改革”，因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2.理想过高，脱离现实，致使改革中途夭折
中国古代此种改革的典型莫过于王莽改制。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其内容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等。从改革的内容看，改革欲达到极高的社会理想，甚至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然而，这场改革只持续15年，是一次典型的失败的改革，就连王莽本人也因“改制”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而遭起义军戕杀。
回顾历史，王莽改制在思维路径上，选择的是“托古改制”，在文化上保持了与传统的关联性，反映了王莽智慧的一面。但这场改革是对原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一次颠覆性的改变，最致命的问题是理论脱离现实。如所实施的土地公有制、私奴不准买卖、五均六管政策都大大超越了客观现实，具有明显的空想色彩。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损害了包括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商人地主和中小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损害了希冀通过出卖土地、出卖自身为奴以求得生存的农民的利益；五均六管政策还损害了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的利益，损害了靠山林水泽谋生的渔民、猎户、樵夫以及依靠出卖劳力谋生的工匠、织户等贫苦的劳动者的利益。如此大面积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改革不仅无法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新朝政权；而且使改革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
王莽改制失败的历史表明，改革必须从现实出发，任何超越客观历史条件的改革，理想再高，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2.缺乏对改革复杂性、系统性、协调性的认识和设计，致使改革在某个或者某些环节上出现断裂，从而全盘皆输。
中外历史上不成功的改革都有类似的特点。中国历史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可谓其中一例。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在于没有完全协调好与富商、大地主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有学者从其变法的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进行一一分析，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如果从改革的规律，即改革需具备系统性、协调性、整体性的角度分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改革的条件看，未能从改革的复杂性出发，做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许多措施都是无可置疑的，但却遭遇到许多官僚的极力反对。究其原因，除了改革触及了大地主和官僚的利益外，同时也应该看到，缺乏舆论准备和统一思想的过程不失为其中的一个原因。王安石作为一个伟大改革家不乏勇气和担当精神，但他对改革的整体性、复杂性的确缺乏足够的估计。他自认为坚持“法先王”变法就“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误判。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由最高统治者支持的变法，自然需要做好充分的舆论准备，获得多方共识。然而，历史证明，尽管“王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但事实上，包括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甚至包括像苏轼、范仲淹这样的人都反对和抵制改革。司马光、苏轼等都指责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过于激进，但对此，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一方面表明王安石改革的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缺乏抵制反对派和凝聚共识的思想武器。再加之改革之后出现的新问题给反对派以口实，使反对改革的势力有增无减。
从改革实施的结果看，各项改革未能形成协调互补。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可谓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国库钱多了，看起来是国家富有了，但事实上，社会总财富不仅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这就决定，百姓不可能在改革中受益，一些人甚至陷入更深的灾难之中。这个基本事实至少表明改革设计存在缺陷。纵观变法过程，不能不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在于各项改革未能形成协调互补。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为例，应该说，三者各有缺陷，互不支撑。青苗法带有现代金融特点，即以贷款的方式，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力量向农民散发“青苗钱”，以解决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向高利贷商人借款而遭盘剥之苦；另一方面，政府通过收取利息而增加财政，但实施的结果并非两全其美。由于政府用以常平仓和惠民仓（为了在灾年向民间提供粮食的保障机制）提供贷款，而且不只是向贫困的农民贷款，还向富户及工商户贷款。这样一来，政府的息钱来源得到了保障，富户依然富，贫户地位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因为青苗法取息两成，属于半年利息，农民实际的年贷款利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而且农民在归还时必须上交钱币而不是粮食。这就间接导致了农民在每年两次交税过程中出现钱贵粮贱的现象，使实际年贷款利率高于百分之四十。再者，青苗法根据主户户等的不同，给予农民贷款的数量也有所区别，这个差额更拉大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导致处于底层的自耕农时常无法还清贷款，不得不再向大地主借取高利贷。这样，青苗法的实施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同时，针对商人垄断市场推出的市易法，本意是平定市场物价，但政府的专卖行为却打破了商品市场“自由交易”的基本原则，形成了国家强制与商人争利，市易司则成了官府投机倒把的机构。募役法本意是让百姓以钱代替劳役，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官吏弄虚作假、巧取豪夺，将本来不用服役的百姓鉴定为需要服役的百姓，以此征收钱币，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损害了贫苦农民的利益。
总之，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各有缺陷，特别是作为农业国家，青苗法实施不成功，农业经济得不到发展，各项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协调互动，改革自然难以为继。
从改革总体设计看，对改革复杂性的预判不足。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没有预见到官员腐败可能带来的后果，缺乏防止腐败的制度设计。而事实上，青苗法、募役法实施过程中，官吏弄虚作假，侵害百姓利益的事屡见不鲜，给改革带来了巨大伤害；另一方面是对于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估计不足。虽然变法也经过在小范围内的实验，但没有考虑到一定区域与全国各个地方情况的不同。当大规模推行变法出现问题时，没有应对预案。如当青苗法在全国铺开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民众强烈反对时，王安石不仅没有及时调整改革的方式，而且一意孤行。当时，“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也正因为变法后期问题日益严重，“神宗死后，新政根本被推翻，大地主特权全部恢复，他们并实行向改良派和中间阶层反攻，更猛烈的压榨人民。社会矛盾又重新扩大”。
综上所述，古代历史上的改革不论成败，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二）近四十多年改革对古代断裂式改革的三重超越
纵观已持续四十多年的改革历史，不能不说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在推动历史进步中超越了前人。
1.正确处理传统与革新的关系，反对割断历史，以继承性增强改革的韧性
这里所说的继承性，一是配合改革，在文化建设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连续性。近四十多年改革的启动是在检讨过去所走的弯路，结束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前提下开启的，并在探索中开辟出一条新的改革之路，但这里的“结束”和“新”并非对前期改革道路探索的否定。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把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可贵思想继承下来，并付诸实践。特别是毛泽东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坚持这条根本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指出，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且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脉络看，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坚持基本路线管一百年；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置于治国方案之首，其内在逻辑就是坚持改革的继承性、连续性。四十多年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了改革的规律，保证了改革与传统的衔接、减少了改革的阻力，避免改革出现颠覆性。
2.保持改革力度与现实条件相适应，防止改革超越历史阶段
回顾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国改革每一步都坚持从实际出发，防止改革力度与现实条件相脱离。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如，中国改革首先以建立小康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一步到位搞共产主义；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又历经从建设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变化过程；实施现代化建设分步走的战略等，无不体现坚持从客观现实出发，保持改革目标与现实条件相适应的改革特点。事实上，中国改革每一战略、每一步骤、每一目标的设立都“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时刻警惕改革措施和目标超越历史阶段。这也是改革持续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3.充分考虑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协调性，防止改革在某一环节上出现缺口而功亏一篑
一是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必然触动和牵涉各方的利益。另外，也认识到“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因此，改革离不开共识，改革需要有充分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宣传。事实上，中国改革开启就经历了一个充分的思想动员过程。如，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党全国人民分清了是非，解放了思想，基本统一了认识。不仅如此，为了及时消除思想分歧的隐患，在党内允许讨论，为及时纠错提供了空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改革“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正因如此，改革虽然遇到过各种思想的交锋和阻力，但“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另外，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人民的各种困惑，中国共产党及时在理论上进行回应和引导。中国改革过程也是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发展，并将理论及时传播到人民中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这样，虽然改革经历了阵痛期，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采取什么办法来克服困难，都向群众讲清楚，由此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同时，又针对改革过程中受外部环境影响及市场经济不成熟引发的各种新问题，坚持用法律和教育这两手加以系统解决，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以理想和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二是将改革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十分注重改革整体性、协同性。具体而言：第一，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善于统观全局，精心谋划，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伴着改革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第二，在实践上，对于复杂课题，先找到突破点并进行实验，然后再推开。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针对政治体制改革将涉及千千万万人利益的复杂性，提出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进行，即首先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先理出个头绪，“弄清从哪里着手。然后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不仅如此，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由此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从两手抓变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统一，再到“五位一体”战略变化的过程。第三，有统有分、有主次推进改革各项事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如，改革经历过企业关、停、并、转阶段；在改革层次上，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的过程；在区域上，经历了创办特区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第四，新时代，在处理改革各方的关系上，“围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总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五，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如，针对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变动，进行以信息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提高发展质量。第六，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上，经历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过程。
总之，认清改革的复杂性，把握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是四十多年中改革超越古代历史上断裂式改革的一个关键所在。
二、从社会主义改革自身的历史看近四十多年改革之特点
历史是连续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也是连续的。当今的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历史的延续，也是实现自我超越的重要阶段。但这种超越是继承基础上的超越，而不是对过去改革探索的否定。
（一）20世纪70年代前改革的特点及历史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过程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以及各项社会制度改革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改革，包括1958年开始通过“大跃进”的方式实施赶超战略的改革；1961年至1965年间的经济调整和文化、教育改革等。这些改革虽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为近四十多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历史经验。为了认识近四十多年改革突破性的特点，需要对此前改革的历史局限性加以考察：
1.具备对外开放的思路，但改革未能获得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改革，目的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对外开放是必由之路。对此，党和毛泽东也有清楚的认识。早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提出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从客观上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从主观上说，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不断犯“左”的错误，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长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特别是“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由于关起门来搞建设，改革也只能在本国内部进行，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如果以20世纪70年代末划线，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划分为两段，比较而言，前一段的改革可以称为封闭式和半封闭式改革。所谓封闭式半封闭式改革是指在空间上有限度的改革。其特点是没有或者很少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难以借助全球化条件下形成的有利条件推动内部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对外开放，但只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又逐步关起门来。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改革当属于封闭和半封闭式的改革。
2.力图通过改革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并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基础，但最终未达到改革的预期目的
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毛泽东有清楚的认识，并在理论上进行的深刻阐释，这为近四十多年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那么，如何消除落后的东西呢？在毛泽东看来，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对于如何改革的问题，毛泽东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既学习苏联，又要突破苏联模式的过程，主要是解决实施单一公有制，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带来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第一轮改革，是在1956年八大前后。早在实施“一五”计划期间，毛泽东逐步发现了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他针对苏联方面暴露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引以为鉴。同时，围绕“二五”计划的制定，在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新探索。例如，在所有制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其中提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发展战略方面，鉴于苏联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提出了农、轻、重按比例综合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的指导性原则等；提出反对“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的做法。由此可见，这一轮改革取得了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所以，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第二轮改革是建立人民公社制度。这一轮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二是源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认识。毛泽东对实现全民所有制构想的表述是，“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由此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三是与学习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密切相关。四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1958年4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样，改革就朝着急剧变革生产关系的方向发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彼此呼应，追求“一大二公”成为改革的主导。
从1958年开始，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特别是人民公社规模扩大，实施按需分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群众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毛泽东在反思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时，根据我国社会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特点，就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但其前提依然是肯定“三面红旗”，依然把建成全民所有制视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这一轮改革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使第一轮改革所取得的成果逐步丧失。
第三轮是60年代进入调整阶段的改革，改革目标主要是针对大跃进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平均主义、共产风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而展开。调整的措施包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及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出台调整的方针政策，例如，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又陆续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整。1962年开始实行公社三级所有制；在生产领域降低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整顿企业秩序；缩小基本建设规模等。经过1963年和1964年的努力，初步扭转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这是60年代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阶段。
到6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此前改革中“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伴随着文化领域的革命、教育制度的改革等，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由此，正常的改革中断。这也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突破苏联模式所进行的改革探索最终未能取得成功。
（二）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超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以诸多新特征超越了自己过去封闭和半封闭式的改革。
1.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实现了改革与对外开放的良好互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从此，“改革”与“开放”成为不可分割的两个词，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相互促进。这个改革新局面的开创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努力争取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二是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从建设现代化目标出发制定对外战略。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本世纪末翻两番，之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不开放，“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三是准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认定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把改革与全球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思考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付诸实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改革朝着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发展，改革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向纵深推进。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改革初期，实行“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历经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利用外资、创办特区阶段，改革逐步从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对内搞活，也包括对内开放。“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此后，经过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及“一带一路”倡议，“开放”成为改革的“鲜明标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开拓了广阔发展空间”。这样，就形成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成为推动中国走向未来的不可逆转的动力。
2.经过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彻底摆脱了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1978年作为历史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由此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个“新”的意蕴之一就是实现对建国以来改革的一次超越。这个超越的实现，首先在于全党通过思想解放，纠正了过去所犯“左”倾错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则是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根本标志。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表现在：一是提出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一理论是突破苏联模式的关键。正是以此为依据，中国共产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从僵化教条的思维中走出，在实践上，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二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手段。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四十多年来，始终“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又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两个核心点，即“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带来了社会生产力飞跃式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同时又打破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焕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改革的结果是，不仅彻底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了个人崇拜，解决了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等问题，而且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这也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锐意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呼应，成功实现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伟大历史转变。与此同时，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于世，一个具有超越性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而生。
三、比较的历史启示
历史经验表明，改革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行的动力，但改革的成功是有条件的。古今改革虽不能同日而语，但对比观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著名改革，以及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出发，比较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对于今天借鉴历史经验，完善改革方案，深化改革实践是极其必要的。
改革是改变旧制度、旧事物，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必然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改革者不仅需要有担当精神，更需要具备改革智慧，谙熟治国大之道。改革者必须明确和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强大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改革成功的保障。中国近四十多年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有强大政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领导核心的角色担当改革的组织者、领导者。因而，遇到任何风险和考验都未能阻止改革的步伐。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些改革发生断裂，往往表现为改革的发起者和设计者遭遇反对派掣肘而无力抵抗。不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以个人名字命名，就在于改革未能形成政治领导核心，只能依靠最高统治者对改革者个人的支持实施改革。所以，在改革遭遇政治反对派和既得利益者反抗时，即使改革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也难免改革走向失败。
其次，改革者必须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王安石变法的结局表明，改革者如果不能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风险性，以整体性、系统性思维领导改革，改革的初衷再好，也难免遭遇失败的结局。近四十多年改革成功的又一个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洞悉人性、把握社会变革规律，进而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制定改革方略时注重系统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例如，坚持改革试点；坚持渐进式改革，防止改革力脱离现实；实施一系列两手抓的改革措施；注重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坚持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改革提供价值支撑等，由此才实现了改革的持续发展。
第三，尊重民族文化传统，不能割断历史。中国古代断裂式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忽视历史文化传统，不顾既往。例如，商鞅变法就因为忽视德治，徒法自行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彻底割断本民族文化传统导致北魏政权迅速灭亡。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超越古人的突出表现就是，不仅在理论上强调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在实践上大力吸收借鉴了前人改革的经验，特别是充分肯定自己的历史，坚持了社会主义改革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所以，不仅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而且保证了改革获得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四，消除改革的阻力和阵痛最好的药方是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王安石变法方案虽然系统、完备，并具有超前性，但实施的结果百姓不仅没有受益，反而更加贫困，所以，改革失去了成功的基础；王莽改制虽然理想很高，但因未能让人民在改革中摆脱痛苦境遇而遭到惨败。当今中国改革能够持续推进，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获得了人民普遍的支持。而人民支持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第五，成功的改革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纵观中国共产党对改革道路的探索的历史，其中尽管遭遇了挫折，但最终能够调整航向，从挫折中走出，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掌握了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从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改革的理论，可谓一脉相承，无不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