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活动已正式启动登场。这其中有一个观察颇为令人深思：即长期以来，美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和运作，到底为美国发展带来了什么具体好处？
一般的标准，侧重于是否选出了一个条件合格，具备充分领导力的总统及其执政团队班子。这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笔者以为，在于宏观政治体制规则是否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为社会文化有效注入公平正义制衡的“正能量”。
纵观美国近240年的历史，其政治体制与运作，成功地维护引领了国家的稳定与自由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能不断推出优秀新生代领导人。旧传统把政治当作某种主义或梦想追求，实际上扪心而问，稳定与自由的社会发展状态，难道不才是现代政治的最高成就和境界吗？
千万不要小看 “稳定和自由” 的价值，尽管这早已是美国社会的“常态”，但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仍只有维稳但匮乏自由，或者整天内乱不堪，疲于奔命。在这些国家眼里，稳定和自由依旧象 “熊掌和鱼翅不可兼得”那样奢侈。
一个国家社会欲实现稳定自由的发展，最关键在于防范遏制极端政治思维与实践。 现代世界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已充分见证了极右政治（如法西斯主义）和极左政治（如专制乌托邦）的发迹、肆虐、衰败以至淘汰的全过程。极端政治让全世界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同时也深刻地告诫21世纪的人类社会：稳健、 中庸、自由、法治、制衡，才能激发人间正道的最大值，才真正顺应人心向背和时代潮流的客观规律。
仔细审视美国社会及体制如何防范遏制 “极端政治”，可以发现三个有益的启示。
首先，培养建立多元、开放、制衡、法治领先的社会文化土壤。美国社会有无极端主义份子和行为？ 当然有，而且还颇显五花八门。美国的办法，是从法治层面对其监督约束，从管理层面对其低度容忍，从文化层面对之制衡抵消。所以美国的极端思想和行为，绝大部分只落得个“有价无市”的地步，很难形成主流影响或作为。由于美国自身的历史特点和文化沿革，感觉上美国社会对极右的东西更警惕和敏感一些，而对极左路线和做派相对生疏与无趣。
第二，通过民主选举程序，赋予中产阶层以抵制极端政治的充分决定权利，使得任何持偏激极端政见和主张的政治人物及党派，很难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中产阶层的特点，是作为社会的“常态”和主流利益集团，最拥护综合性制约平衡，对极端形态和“唱高调” 本能的反感，因为极端政治实践必定会引发社会对立和撕裂，或损害社会稳定，或剥夺公民自由，整个社会容易为极权专制趁虚绑架，走向灾难的深渊。不错，中产阶层里也会分左中右，其所瞩目的政治人物所持立场中庸，或偏左或偏右，都还属于正常可以理解接受的范围。但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样的极端政治领袖，在美国应没什么机会。
第三，通过权力分立，党派竞争，舆论自由评判，非政府组织参与监督等等手段，对掌权者及其权力运作实施全程制约搏弈，“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绝不是口号空话。譬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有参议员麦卡锡为抓 “红色间谍” 走火入魔，搞了“非美委员会”不惜扩大化捏造罪名。但其推行的极右“白色恐怖”猖獗不到两年，便被美国参议院取消制止，也遭到了美国社会的集体谴责和唾弃。
美国的办法，是坚决认真做到“体制比人强”的地步，让人性的弱点，权力的副作用尽量在体制上难以找到渗透投机的漏洞。这就像一场篮球赛，是规则混乱不清，指望球员们“觉悟高”，少犯规；还是规则清晰，赏罚分明，更能保证比赛的精彩公正？正确答案显然属于后者。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