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中国各地高调举办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纪念先人，自然有告慰历史，表彰功勋的意涵，但更是为了启发后人，警示后人和激励后人。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堪称“三起三落”，而习仲勋的政治生涯也可以说是“两个半起落”。

先说第一次起落，当年的习仲勋血气方刚，毅然参加革命，组织起义，与刘志丹等人一道创建了著名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并为当时艰苦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战略落脚点。也就是说，没有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历史就会改写。

然而，就在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的前夜，年轻的习仲勋却首次尝到另一种“革命”体验。这就是所谓内部“斗争”和“肃反”，回首历史，那就是一种无端的自我倾轧和残酷的人身迫害。据说如果中央红军再晚到几天，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就将死于非命。习仲勋脱险后，可能无暇细想便迅速投入了新的任务，但是那股反理性、反人性、反自由、反常识的疯狂“左恶”，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和离他远去。

时间到了1962年8月，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要职的习仲勋，遭遇第二次沉浮，不幸中枪落马，被打入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现代文字狱长达16年之久。历史书中常说1965年底，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被打倒，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现在看来，1962年的习仲勋冤案就已经形成“文革”的前奏，即“文革”的始作俑者，为了扫清推行极左路线的障碍，并为了稳定因为“三年天灾人祸”而动摇的核心权威，不惜放纵手下的阴谋家编织现代文字狱，把习仲勋推上被侮辱与迫害的祭坛。

“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得以复出，并被委以掌舵中国南大门广东省的重任。面对当时广东冤案重重，贫困满目，百废待兴，人民不能用手投票，却用脚投票——大批冒死偷渡港澳的严峻局面，习仲勋在中央的有力支持下，发挥出自己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为开拓广东以至中国发展的新局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习仲勋的最后半个起落，发生在198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大关键节点。当时中国民间的改革浪潮推动此起彼伏，执政者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极左顽固派”也伺机抬头。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习仲勋坚持理性、爱国、改革、开放的正确信念，主张继续推进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坚决反对任何的倒行逆施。在他的意见和主张最终没能左右当时主流政治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南下退休，与改革开放的广东同在。

习仲勋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也从一个侧面典型，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光荣与悲怆，成功与挑战，希望与危机的综合画面，充分表明中国现代发展的最大障碍与威胁，仍主要来自“极左”路线和封建文化。极左的根源，往往出自“乌托邦”式狂热和人性恶宣泄的一种变态结合；而封建文化对中国社会与政治行为的渗透，可以说无所不在，譬如说搞文字狱、压制言论自由，对有些当权者来说似乎是很得心应手，理所当然的事情。

应对极左和封建文化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有了充分自由启蒙的民众，将令任何极左煽动难以得逞，封建专制在现代法制的面前，将会愈发没有用武之地。

需要指出“极右”的东西也必须警惕，因为官僚和资本一旦密切联手，也会国将不国。但解决极右的手段决不是极左，即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来都是无用功。尽量地回归理性、常识、规则、包容、法治，才是现实和未来的希望所在，这就是习仲勋带来的宝贵启示。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

来源: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