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均开启了划时代的改革。如今，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中国继续以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向改革的攻坚区与深水区挺进。一次次攻坚克难，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让中国旧貌换新颜，世界由此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笃定自信的中国。为解读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一系列部署与决策，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席、荣誉研究员海孟德·阿德拉卡（Hemant Adlakha）。在阿德拉卡看来，改革的航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越向纵深推进，各种矛盾问题越交织叠加。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风起云涌的今天，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这一备受瞩目的行动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宣布一揽子明确的改革计划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世界观察中国及其最新改革动态的重要窗口，您如何解读全会向外界释放的一系列信号？

阿德拉卡：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是之于中国，还是之于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其中最大的信号是中国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立场的坚定不移态度，及其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的深刻认知。全会上，中国宣布了一揽子明确的改革计划，300多项改革举措使得中国的未来改革之路更加清晰可见。在这些举措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表述，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充分筹备，也成立了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尤其是自2023年11月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围绕全会的相关议题筹备召开了多次会议，最终确定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此次全会作出的相关部署，将为中国2035年之前的改革规划形成新的路线图，从而为本世纪中叶更为长远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全会设定的有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尤其是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令世界印象深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一些国际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讨论。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外界分析认为，未来的改革进程中，中国仍将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并围绕这一改革部署其他各项工作。对此，您作何分析？

阿德拉卡：新冠疫情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困扰许多国家的经济低增长率导致了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并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未来中国改革的重点方向，有着特殊的考量。

今年，中国提出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的目标——与中国近30年来的GDP增长相比，5%的数字并不算很高。这一数字背后凸显出，中国正在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从曾经的高速增长转向如今更可持续、更稳健的态势。此次全会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的重要部署，即向外界传达了中国的这一意愿。例如，在以消费促经济方面，中国特别提出了相关举措。《决定》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其中，“首发经济”的概念令人耳目一新。

我注意到，《决定》提出，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意味着创新要素配置的重组与优化。为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中国政府将目光转向了高科技产品与绿色科技产品制造，如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以及医疗设备制造。如今，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科研机构拥有大量掌握核心技术的优秀毕业生，这使得中国无论在成本效益、技术效率还是生产方法方面，都能够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而未来，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将为优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新契机。

《决定》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出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相关举措。具体措施包括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各类耕地占用纳入统一管理，完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机制，确保达到平衡标准等。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经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的主要方案，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承包经营权归农户。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打破了一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因此创造了用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此次全会提出的有关“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举措，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从而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拥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优化方面，中国共产党不回避问题、迎难而上。您对此作何评论？

阿德拉卡：基于对当前国内发展形势的判断和认知，中国共产党对已有的改革政策进行了调整与重塑，重新平衡经济格局，具体包括促进家庭消费、提升服务业、转向以更高生产率为特征的绿色制造业等。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模式。如今，这一增长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决定》中有关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的表述，显示出中国对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这都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居安思危意识。

中国深知，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问题和矛盾，需要通过一系列对策来破解。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中国致力于解决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短板，着力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新形势与新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刺激措施不是万灵药，但可以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令一些国际人士深感钦佩的是，《决定》提出了有关改革进程中风险的评估和防控办法。例如，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方面，《决定》提出，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针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决定》提出，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快地方融资平台改革转型。针对公共安全治理，《决定》提出，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

辅以久久为功的改革定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举措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折射出的民生关怀？对于中国改革举措面临的外部环境，您有何看法？

阿德拉卡：在改革进程中推出一种新思路、转向一种新模式或采取一种新举措，很容易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然而，在中国，这一影响较小。值得称道的是，新时代以来，中国针对各领域推出了诸多改革的新理念与新思路，但这些“新颖性”并未与中国实际国情和社会状况相脱节，在本质上都以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共同富裕为目标。

二十届三中全会传达的许多信息，充分彰显了中国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前进的强烈意愿和集体努力。《决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提到，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表述体现出，民生关怀贯穿中国改革的始终。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改革进程中以社会公平为名的“福利许诺”，在今天陷入了两难境地，政府支撑社会保障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吃力。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下行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福利陷阱”。高福利制度在成就一些西方国家表象繁荣的同时，也正在拖垮这些国家。

如今，许多欧洲国家都面临着政府福利开支超过财政收入，即入不敷出的局面。大幅提高收入、几乎无门槛发放全民失业保障金等措施，在实行初期会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福利政策容易使一些人产生严重的依赖心理，从根本上减弱了工作的动力，从而造成社会大范围的“懒人现象”。为消除这一现象，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取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等经济措施。然而，埋藏在其中的种族、阶层矛盾等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事实证明，西方改革进程中实行的高福利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公平正义，反而加剧了阶层怨恨和社会矛盾。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举措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不利外部因素。在西方媒体报道和分析中，我们看到一些分析学家声称“中国改革正在失去动力”或者“难以再推陈出新”。这无疑是对中国改革现状的误判。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美国霸权从未停止对他国的干涉，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遏制措施，如不断加大贸易制裁、对重要高科技部件实行出口禁令、将多家中国实体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甚至发起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来阻止中国崛起。然而，我深信，无论到何时，中国对于自主发展的追求不会动摇或改变。在这一道路上，中国将持续辅以久久为功的改革定力。

本报记者 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