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标题就是上面这个。我想把这个题目说清楚，但是，有些地方还没有思考全面。但是，人的思维就是如此：后来居上。新的想法占据了思想的资源，就让之前的思考隐退。我担心会有更多的思路打断这个正在进行中的思考，所以，我要写下备忘，让自己可以追踪这一思路。
为什么叫“专制的空隙”？因为，一天我被一个突然的灵感启发，当时我在想：帝制中的皇帝、官员、百姓彼此之间的互动，比如：皇帝为所欲为；官员忙着“潜规则”（吴思先生的发明）；百姓的起义……这些是帝制中群体的某个面相，当然还有其他的面相。但是，吸引我的是：假如我认为帝制中的各个阶级——或者说权力者与无权者——有着自己的“本分”，即在帝制制度中仍然有着自己的行为要求，那么，我刚刚举的这三个例子（还有更多），很难说符合我以为的一种帝制下的不同阶层的行为要求（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下的不同阶层的行为总和要求，而这一点已经由儒家说明得非常详细和具体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当某一个或全部阶级都在背离自身的行为要求，而现实的情况是：帝制也并未受到直接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时间中，总是有几个阶层是在自身行为要求之外的，而帝制在整体上的稳定的。我的疑问就在此，帝制中的互动力量若发生了变化，甚至矛盾于自身的“本分”，比如权力者不进行统治，无权者不纳粮而是起义，为什么帝制却不受影响？
【当然，有人不会赞同我的观点，并且举证是农民起义推翻了朝代。我目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算是理论的证伪点吧。但是，我想在这里提一下，就是帝制与朝代的区别，帝制绵延两千多年，我认为这并非我所谓的“帝制的稳定”，因为我不认为在更高层面上，国人有革命帝制的思想与传统资源；因此，我所谓的“帝制的稳定”，更多的指向“朝代的稳定”，而在这一点上，我的理论更容易被证伪。当然，我下文就是要用“专制的空隙”解释朝代的轮回。况且，若我能自辩的话，如果说被统治者只是在起义这一点上，在朝代更替上起到了作用——当然，我会在下文用“专制的空隙”解释这一现象；而权力者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却在背离“本分”，恐怕需要对帝制的稳定，进行一下思考吧？】
我先写下自己暂时的结论：我认为帝制——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所谓的帝制就是指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换句话说，帝制，与全面时空中的“中国”是同位语，帝制，就囊括了全部的时空——由两大部分构成：统治空间和“空隙”。如果作一我都不确定的估计，我认为“空隙”远远大于统治空间，当然，两者都是虚拟的空间。确定的是，统治空间建立在“空隙”中。
统治空间可以说就是政治的内涵与外延总和。“空隙”的历史则古老的多，“空隙”是政治未有时的“古老空间”（我总是不太擅长发明新词，比如像这个，我为什么觉得嘴里有一股甜酸味道？），而在政治出现或者说最笼统意义上的“权力”出现时，“古老空间”开始破碎，它被一片权力的箭头击碎，从权力在古老空间寄生那一刻开始，“空隙”就出现了。
【顺便说一句，不仅仅是帝制制度，之前的君主专制（夏、商、周）也适用这一空间划分。】
我再给出一个结论，来回答“帝制的稳定”这一疑问：帝制的稳定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之间的比例关系。首先，帝制是一个模糊制度，所谓模糊是指它的不精确（我在《观念与权力》中指出帝制的非观念化，而“非观念化”其中也包含了其模糊的性质），换句话说，“帝制的稳定”是因为其在一个很大的伸缩范围内都可以称之为“稳定”。当然我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命名“稳定”，而是这种想把这种伸缩范围广的“稳定”，用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来进行表达。
在此之前，我想先说说统治空间自我扩展的倾向。作为整体的统治空间，有着向“空隙”扩张的倾向。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意义上命名“扩张”。【对于这一点我还没有想全面，不过，先来一个暂时定义，以待证伪。】我认为，当统治空间中的某个或全部阶级背离了自己的“本分”，这种行为就是扩张。我在上文举的三个例子都是一种扩张现象。政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会导致“空隙”的缩小。从逻辑的意义上，“空隙”越大，帝制的统治就越稳定，相反，“空隙”越小，统治就越发艰难。而从最大的“空隙”到最小的（也就是朝代的更替时候）之间，就是帝制稳定的范围阈。历史的经验来看，帝制制度下，统治空间在客观上向“空隙”扩张。【至于原因，我想先举一点而论，那就是帝制不是法治政体，若不能依法统治，那么，只能依靠人治来进行，因此，统治本身不可能被局限在任何一个“框架”下，它只能向“空隙”扩张。换句话说，恰恰“空隙”的存在保证了帝制的稳定，假如没有“空隙”，就是另一番政治图景，我会在下文进行说明。】
再来说说“空隙”的自我清理。【无论是统治空间还是“空隙”，都是人为虚拟的空间，而赋予一个虚拟空间一种属性，则是借此为政治现象作出解释。】“空隙”对于统治空间向其扩张的趋势，在某个范围内是可以承受的，但是，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空隙”就会把扩张进来的统治空间清理出去。而这种“空隙”的自我清理一旦发生，一般来说，就标志着朝代更替过程的完成：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而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来看，这种治乱循环的现象背后，则是这样一个过程：“空隙”被统治空间挤占到一个临界点上，而“空隙”启动了自我清理；一般来说，通过战争对旧王朝的摧毁，就是对统治空间的暂时取消，使得“空隙”在这段时间中恢复到了最大疆域。而直到新王朝的建立，新的统治空间成型；然后，再次向“空隙”扩张……这一轮回就是汉语历史中的治乱循环过程。
现在再来解释帝制的稳定，也许就容易一些了。帝制的稳定，就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甚至于，在我看来，“空隙”的意义比统治空间的意义更重要。换句话说，只要统治空间对“空隙”的扩张和侵占，没有到达“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那么，无论统治空间中的任何力量，作出了任何有违自身“本分”的行为——即使，从伦理的向度上，这些行为足以让人以为“此朝不亡，无天理可言”——都不会对统治的稳定有丝毫影响；同样，只要“空隙”即将到达临界点，那么，哪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会像一根稻草压垮一头利维坦那样，成为终结一个王朝的导火线。
【我目前还没有想明白，“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我现在直觉地认为，这个临界点也是像帝制一样的模糊、不精确。】
我想试着举例，来说明“空隙”与帝制统治的关联。秦朝是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始皇对帝制作出了巨大贡献，至少对于统治空间建树甚多，但是，这个法家的信徒，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在统治的实践中，去认识“空隙”的存在。他建立的统治空间，对于“空隙”的迅猛扩张——表现在他对民力的滥用；导致“空隙”的自我清理迅速启动，二世而亡。至于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当然按照汉语的政治思维，是在对秦暴政的反思下的拨乱反正，但是，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至少汉朝的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空隙”的存在，并且认识到在“空隙”与统治稳定之间的隐约关系。
【顺便说一句，当我想到这里，对于汉初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推崇有了一个新视角。所谓“无为”、“贵虚”的理念，之前我一直感觉困惑，因为这些概念，几乎很难真正落实于统治之中；而从“空隙”的角度看，似乎豁然开朗。“无为”、“贵虚”，是否在表达这里所谓的“空隙”呢？若如此，那么，就不得不叹服汉语祖先的政治哲学高度。先人已经发现了“空隙”的存在和重要性，需要指出的是，黄老思想的原创者，并没有见到过帝制制度。既然说到黄老思想，恕我再多说两句。对于黄老治国，还是王霸道杂之，抑或是之后的独尊儒术。我认为是一个不同层级的问题，需要分层观察。按照我对帝制的空间划分，统治空间与“空隙”共同组成了帝制。如果说黄老思想是针对“空隙”提出的政治建议，那么，对于统治空间这一部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黄老思想的确无法贡献什么力量。因此，无论对于统治空间究竟是儒还是法，抑或是儒表法里，这些问题是在统治空间中的问题，而对于统治空间问题的讨论，与对待“空隙”的问题，是两个平级但不同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能把黄老思想放置在统治空间中去思考，而是要在“空隙”中思考它。至于两千多年的帝制，究竟是儒还是法，或是还有其他的思想掺杂其中，则是归属于统治空间下的问题。】
【我从被梦境中断的地方接续起来。恕我对“空隙”的问题想得不全面，甚至仅仅是“点”的意义上，那么，我就裸陈想到的想法，也许与目前的思考关联不大，或者并非最急迫要思考的问题，不过，既然我就想到这么多，而我的记性又不少很好，那么我就用“积薪”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吧。】
我在之前的文字说出：我不能知道为什么国人对于“大一统”如此迷恋，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专制主义传统所致，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详见拙文《时间的奴隶》）
当然，目前关于“空隙”的思考也不能让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到一个关于“大一统”的问题。那就是：“大一统”是否是内嵌于帝制的必然要求？我认为历史否定了这一点，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长期分裂的事实。这不用我赘言，我是想从“空隙”的角度尝试回答，“大一统”对于帝制的不必然性。我认为如果帝制的稳定在于“空隙”的范围大小，那么，只要“空隙”没有到达自我清理的临界点，“空隙”就可以兼容一个或多个权力中心，或者说政权。我认为这一点的提出，提供给我自己一个视角：“空隙”不仅保持了帝制的稳定，它也为政治分裂状态提供了保证。吊诡的是：越是在非常态政治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时期，政权越是稳定——如果作一限定的话，那么，越是“小政府”也就越稳定；原因无他，“小政府”的意义就在于对统治空间的建树少，而统治空间越小，“空隙”就越大，“空隙”越大，反而越发稳定，换句话说，在同一环境中，“小政府”比“大政府”的存活几率更高。【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提出，我还没有来得及证伪。但是，我想举一例，就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政权。恕我偷懒，我就不解释了。我想尽量把更多的思考展示出来，如果有机会我再细分析。请见谅。】
我也想再谈谈战争时期的政治制度问题。实际上，自从我在《观念与权力》写作后，我就意识到，从战争时期的政治制度来思考帝制，将会提供一个更多启发的视角。当时我隐约意识到，在战争时期，许多附庸在常态政治上的“长物”将会被客观剥离，剩下的将是维持权力运作的最基本因素，在这种“剥离”状态下，将有一个更好的观察权力的位置。相对而言，常态政治中有太多可能误导观察的因素。但是，我学识浅陋，对于这个命题的确有心无力。而到我写作《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后，我仍旧觉得有未尽之意。我认为是这个“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模型或视角本身的局限。也就是说，所谓“常态与非常态”还是没能说清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状态划分过于粗疏，需要一种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模型。也许，“空隙”可以提供一种视角，我是说可能。
假如，“空隙”在一种非常态政治中也发挥作用，比如战争状态，那么，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我过于强调了战争本身对权力的影响，甚至把战争放在了一个原因的位置上，结合我在这篇文字中的思路，我认为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我过高估计了战争对于权力的影响。而且，我把战争与非常态政治挂钩，又产生了更多理论本身的冗余问题。我觉得用“空隙”来解释战争，或者说非常态政治也许更方便一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
我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作非常态政治：“而仅战国时代就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足以让非常态政治固化，甚至影响常态政治的建设。”
但是，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非常态政治，其中应该有维持“常态”的因素吧？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可以用“空隙”来加以解释。我认为，只要 “空隙”的空间可以容纳战争——战争也应该视作统治空间内的力量，换句话说，战争作为统治空间中力量的一种，只要其扩张没有到达“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那么，战争就可以和权力共存，而与时间无关。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句，关于异族侵略战争的问题。这是我最先想到的问题之一。对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如何解释异族侵略对于王朝的颠覆呢？我认为，异族侵略的问题，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以及帝制的稳定无关。换句话说，异族侵略问题，也即异族对汉王朝的毁灭与继承，不适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模型。异族侵略问题，既不是统治空间的问题，也不是“空隙”的问题，因此，无法适用于“空隙”对帝制稳定的模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汉王朝对异族侵略的回应，却与“空隙”模型有关。比如说，为了对抗异族侵略，而在统治空间的应对策略，必然加速统治空间对“空隙”的扩张。这样来看，异族侵略是“空隙”缩小的间接原因。
而那些无异族侵略的逐鹿战争，则与统治空间与“空隙”有关。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小政府”的稳定，是指作为“小政府”的统治空间的稳定。而我目前还想不明白的是，以秦朝统一战争为例，那些被秦朝摧毁的政权，我该怎么分析它们？我是指如何用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我还没想全面，只是觉得，这种从外部对一个政权的摧毁，恐怕也不适用“空隙”理论，换句话说，因为外部力量而对政权产生的影响，不适用“空隙”理论。虽然，我不认为“空隙”理论是对帝制制度的整全性理论。这一点也待证伪吧。】
我想谈谈“空隙”的一些性质。【可能思路上有些跳跃。请见谅。】
“空隙”是古老空间的碎片，而从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从未对“空隙”进行过认真地思考，更无论建设。我认为西方文明在其开端就在对“空隙”（姑且这么说吧）进行了人工化的建设，比如像自然法概念，很难说自然法概念与统治空间有关，至少我不认为自然法产生于统治空间内——虽然它适用于统治空间；另外，像民主，我认为它最初也是“空隙”内的产物，后来才像统治空间挪移。【说到这里，我意识到“空隙”也可以梳理西方政治史，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待另文再述吧。因为西方政治史可能涉及一个“空隙”向统治空间扩张的问题，而这种扩张在汉语政治史中是不存在的。】而汉语政治中的“空隙”，几乎就是古老空间的原态，或者说，是一种未文明化的状态。除了丛林法则，汉语“空隙”中一无所有。我认为这种“空隙”属性，不仅支持了帝制的稳定，也为那些王朝崩溃状态下，群雄逐鹿提供了条件。“空隙”对于统治空间没有规训力量，它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状态，不仅向统治空间，也向所有人（这一点我想在下文涉及，如果我没忘了的话），也就是说，它客观上默许任何一种权力状态：从诸侯割据到农民起义军，从水泊梁山到黑社会，都可以没有任何阻挡地进入“空隙”。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的是，民主不是“空隙”的产物，而是对“空隙”的有意识地塑造，如果“空隙”经过民主的塑造，那么，这个“空隙”就拥有了对抗专制的功能——就像“市民社会”的功能；而未经过民主塑造的“空隙”，就像汉语政治的“空隙”那样，本身就是一种丛林法则状态，只能诞生专制的权力，而不可能孕育出民主。
我在《常态与非常态的政治》一文中也涉及了国共内战问题。对于中共的历史，以及49年后的新制度，我放在下文分析。这里我想说说国共战争或对峙的问题。我认为，这也可以通过“空隙”理论提供一种解释，中共在野状态的时候，与其说建设了其统治空间，不如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所做的，就是迫使国民政府的统治空间更多地向“空隙”扩张。【我的前提是，国民政府与中共是并存在“空隙”中的两个权力中心。】换句话说，国共之争，不是两者在统治空间中的竞争，因为统治空间分属于两个权力中心，互不干扰。而是两者共用一个“空隙”，而谁拥有的“空隙”越大，或者说，谁的“空隙”先到达了自我清理的临界点，谁就输了。而中共的优势就在于，只要它存在，就是在迫使国民政府的统治空间向“空隙”扩张。而国民政府除了用武力手段——请注意，第一、如果使用武力达到消灭一个政权的目的，这本身就要求使用武力者在统治空间运作军事，而很难说，这一运作不会向“空隙”扩张；第二、对于中共来说，它本身就是在国民政府的“空隙”中存在，换句话说，中共指需要面对军事问题，甚至说，胜败都不重要，只要它“存在”，就是在以一种持久战的方式消耗国民政府的“空隙”——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来压缩中共的“空隙”。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在客观上对“空隙”的压缩，都是对自身“空隙”的扩张。而当中共有力量在军事上对国民政府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是从被动地消耗国民政府的“空隙”，到主动消耗。最终，国民政府的“空隙”开始了自我清理。
下面我想说说49年后的新制度，以及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在“空隙”层面上的不同。
极权主义不是汉语思维的产物，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比较，极权专制是比帝制专制更高一级的专制形态。如果说极权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异端，似乎并不确切，在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西方思想和观念在客观上襄助了极权主义。如果按照哈耶克所谓的“唯理性主义”思想家谱系，那么，这个谱系无法排除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之外。而西方思想史，也是理性不断强化的观念史。相较于中国的思想发展，汉语一直没有形成理性的基础（详见拙文《汉语的极限》）。观念在帝制制度中的缺失，也意味着观念在专制统治中的缺失；而极权主义则是在西方政治观念发展史上的升级。帝制与极权，两者的观念基础不同，极权有着自身的理性基础，因此，我说极权是比帝制更高一级的专制形态。
我先把观点展示一下，当然还是以“空隙”理论为参照。我认为帝制和极权的不同，就在于对待“空隙”的方式。如果说帝制的稳定依靠着“空隙”的范围大小；那么，极权主义就是对“空隙”最大程度的占领。如果说帝制的稳定在于统治空间与“空隙”的比例；那么，极权主义则是用统治空间最大程度地取代“空隙”。极权主义的统治空间，对几千来存在于汉语政治中的“空隙”，所进行的全面占领，至少从理论上看，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惊天动地的政治巨变。
我想先说说，在非统治空间中的事物向“空隙”的渗透。举个例子，对于一个帝制中的官员，比如说苏轼吧，他被贬到黄州做团练的时候，也不妨碍他与友人泛舟赤壁游。也就是说，在他的官员身份之外——在他统治空间的位置之外——依然拥有一个“空隙”中的位置。同样的，一个退朝后的皇帝，一个缴纳租税后的农人，所有人在统治空间外，都能在“空隙”中寻找一个位置。无论统治空间如何峻急，人们还能在“空隙”中换一口气。在某种意义上，帝制下的“空隙”被每个向其渗透的人赋予了独特色彩，“空隙”可能是思想的、文学的、艺术的、技术的、宗教的、民俗的……应该说，凡是不属于统治空间的内容，都会向“空隙”渗透，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不是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我在这里使用了“扩张”这个词，用来与“渗透”这一词进行区别），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的渗透，几乎不占用“空隙”资源。
【从我对“空隙”的起源——即古老空间的碎片——来看，实际上，政治未生时的人类生活，就是在古老空间中，而政治出现后，就有两个观察视角。一种将生活全部放置在政治之下来考察政治，把政治视作一种最高级别的存在；另一种是把政治与生活分开，两者分庭抗礼。我在这篇小文中用的是第一种视角。也就是说，把生活放在了政治的笼罩之下考察。因此，才有了：不属于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渗透。这一说法。而如果我用第二种视角，那么，生活就自然归属于“空隙”的范畴中，也就谈不上渗透的问题。不过，既然我用了第一种视角，那么，我还是在这一视角下，把非统治空间的事物用“空隙”理论来扫描一下。】
这样来看，“空隙”不仅仅维持了帝制的稳定，它也为帝制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空间，一个尚能逃避于统治空间外的空间。“空隙”未必真能庇护那些被专制折磨身体与精神的人们，但是，至少这个空间还存在。而极权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政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生活——的图景。
略微回顾一下毛时代的极权制度，这种对苏联极权制度的全面移植，对于这样做的人，以及所有生活在这一制度中的人们来说，恐怕少有人能清楚意识到，这种制度对于汉语政治传统的颠覆。无论之前人们是否意识到“空隙”的存在，而在极权制度建成后，人们将亲身体验这一制度的本性，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百姓，从物质成果到一代人的精神建构，称得上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极权制度为什么有如此的破坏力？从“空隙”的角度来看，极权制度把“空隙”都变成了统治空间。它使政治和生活完全融为一体，政治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政治。再没有丝毫“空隙”可以提供给统治空间扩张。
问题就来了。
对于帝制而言，这种“空隙”紧缩，必然导致“空隙”启动自我清理，它会将统治空间的扩张排除出去，也就是王朝更替的过程。但是，对于极权制度而言，似乎“空隙”的自我清理功能失效。事实是，极权制度下，“空隙”被压缩到奄奄一息，但是，极权制度却稳如磐石，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既认为，在毛时代的末期，中国已经濒临崩溃。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若看到今天的朝鲜，我仍旧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可能走上朝鲜的道路。我希望可以提供一种模型，可以解释毛制度，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朝鲜。】
我认为关键还是在“空隙”。如果比较帝制中的“空隙”，就会发现，“空隙”为不同的权力中心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而这些权力中心，本身就有着反对现政权的倾向。只要现政权未能消灭这些权力中心，那么，这些权力中心就会在“空隙”中存活下来，并进一步吸引现政权将统治空间向“空隙”扩张。但是，在极权制度下，“空隙”已经不存在了，“空隙”已经不能培育任何事物，岂止反对极权的力量，甚至连帝制下那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也无法在极权制度下逃逸。如果说帝制专制下没有民主，但还有“空隙”存在，而在“空隙”中还有些许自由——一种与法律无关的自由，几乎就是原始人的自由；而在这难得的自由下，我们的祖先还是发挥了自身的才智，为我们留下了可观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也凭借这一点，让我们尚可用文明人自居，甚至在与其他文明对比的时候，这仅有的文明成果，让我们不至于过于惭愧在政治文明上的野蛮状态——虽然，就这一野蛮状态而言，是汉语无法否认的事实。而在极权制度下，不仅没有民主，连同曾经保留在“空隙”中的些许自由也荡然无存，极权专制不仅扼杀了民主的可能，也窒息了任何建基于自由的物质和精神活动，甚至对于生活，极权制度也采取了慢性杀戮的方式。
从历史的经验看，极权制度若不被外力终结，那么，只能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改变，或是权力者改弦更张，或是无权者要求制度的改变，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但是，目前来看，我无法用“空隙”理论，来为极权制度的终结作出解释。如果说“空隙”是帝制制度下的产物，那么，极权制度则是一种汉语政治外的西方文明发明，很难适用汉语政治的思考与经验。
假如生硬挪移“空隙”理论，那么，极权制度把统治空间填满“空隙”，极权制度至少不会像帝制那样稳定。【从某种意义上，现实中的极权制度，的确都没有中国帝制的时间长，甚至也没有一般朝代的统治时间长。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大比例的比较能够提供多少令人信服的理论结果。】而问题就在于，说极权制度稳定或不稳定，其与“空隙”之间的关联何在？或者说，究竟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关联？我认为还是有（这并非完全因为主观上的意愿），理由就在于，一些帝制王朝，比如秦朝，在其末期的统治酷烈——具体地说，就是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权力的压迫——与毛制度下人们所感到的，也许没有太大不同。
【在这里我想稍稍涉及另一个思路，我在《当专制与生活拥抱》一文中提及了这一点：“在帝制时代绝大部分的时间中，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认知，也许和今天没有太大区别。”我现在可以比当时更清晰地表达我的疑问，那就是，对于个体而言，个体是如何感受一种制度的？比如感受帝制，或者极权制度。我认为这个问题与从制度视角看个人正好相反；是从个人看制度。这是一个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有关的问题。我只想直观地说说看法，我认为，对于一个人而言，对于苦难的感受——无论生理还是心理——其伸缩性不是很宽。试举一例，《卖炭翁》中的老翁，与今天面对城管时的商贩，在“感受”的向度上没有太大分别。】
关键问题在于，极权制度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新发明，它出现于二十世纪，而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验上宣布了其理论和实践上的全面破产。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是极权主义的两个典型代表，但是，对于这两个已经死亡的标本，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去思考和分析它，换句话说，它们不能提供一种动态参数让人们去观察极权主义。而我仍旧无法给出一个结论，即“空隙”是否决定了极权主义的存亡？而我只能说，在极权制度下，“空隙”趋向消失。
在做了这样一个如此冗长的前言之后，我想对于“空隙”理论——即使它很可能是错的，而且，就看到的样子而言，它也非常粗疏——而言，我自己和读者也多少了解一些了。我想可以进入这篇文字的重点了。
无论毛制度的结束与“空隙”之间的关联如何，无疑，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从“空隙”理论的角度来看，倒是有些趣味。权力在统治空间的向度上，从“空隙”撤退，即使，这种撤退并非源于无权者的努力——在这一点上，与帝制时代，用暴力更替王朝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就是在经济制度上——这也是在过去三十年中貌似持续性——的改革。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在80年代还有，不过在80年代末就意外中断了。除了一些必须垄断的领域之外，统治空间或多或少的都在撤离“空隙”。可以说，在后毛时代，统治空间与“空隙”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区别于毛时代“空隙”的几乎无有，那么，这三十年来，“空隙”在现制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
那么，无论对现体制如何命名（我个人倾向于“后党专制制度”，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后极权主义制度”），只是把现体制与今天的“空隙”联系在一起看。那么，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体制拥有比毛制度更稳定的生存空间，而这一观点的提出，参考了帝制与“空隙”的关系。
【比较一下今天的“空隙”与帝制中的“空隙”。我认为今天的“空隙”在逻辑上应该比帝制中的“空隙”小，毕竟今天的制度来自于毛制度。但是，如果参考秦晖先生提出的“尺蠖效应”，那么，很难说，在公共福利的向度上，现体制比帝制做的更好。重要在于，公共福利自然属于统治空间的事物，若从这一点来说，现体制的统治空间比帝制还要小，也就拥有了相对帝制更多的“空隙”。吊诡就在于，同样是“尺蠖效应”，现体制在某些领域的权力又过大，大大超过了帝制下的国家权力。在帝制与现体制的比较中，很难判断谁的“空隙”更大。】
非常确定的是，“空隙”已然存在，就像我们不会再回到计划经济一样，市场经济问题重重，但是，无论有多糟糕，只要计划经济没有复辟，或者说，只要计划经济——即统治空间——撤出“空隙”后留下的空间尚存，现体制就有继续存在的可能。有观点认为，这二十年的改革，整体趋势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我认同这个观点，如果用“空隙”理论来分析这一观点，那么，所谓“国进”，就是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行为。而这一扩张行为提示给我什么启发呢？
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扩张的出现，就意味着体制的稳定出现危机——因此，统治空间必须向“空隙”扩张。第二、再次证实“空隙”的存在，否则就没有“国进”一说（想想毛制度下，统治空间占据制度的全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就无所谓国家的进退）。
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那就是，现体制——后极权制度——中，“空隙”的自我清理临界点在哪里？这才是“空隙”理论的价值所在，如果“空隙”理论无法指出这一临界点的位置，那么，这篇文字简直就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很抱歉，也很遗憾地承认，我不知道后极权制度中，“空隙”的自我清理临界点在哪里。
【如果读者想在这篇小文中寻找这个答案的话，可以不必再往下读了。】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制度，它没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寻觅，我们正在这一制度中与之相处，但是，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不会知道它的结果。或者说，它以什么方式在何时走向终结。现体制不仅有一个全新的统治空间，也有一个全新的“空隙”，也就同时拥有了一个全新的两者的比例关系。能肯定的是，统治空间在向“空隙”扩张。
如果比较帝制，那么，无疑今天的人们比帝制下更加模糊于自己的“本分”。比如，一个贪污的官员，至少对于我的认知来说，很难说贪污这一行为，是其背离了自己在统治空间的位置：若此其贪污行为就是在向“空隙”扩张；还是坚持了其在统治空间的位置：若此其贪污行为就没有溢出统治空间，也就没有挤占“空隙”。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指出现体制的非观念性质。并且认为它与帝制有着更深的渊源，而不是与极权制度，虽然从时间和制度蜕变的角度上，现体制与极权制度血缘更近。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我难以判断究竟一种行为属于统治空间，还是属于从统治空间扩张出去的。在模糊性这一点上，现体制更像帝制。统治空间边界的模糊，也就导致了其与“空隙”接壤界限的模糊。【除非使用一种整全性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的——来对现体制进行衡量，否则，这一体制内部实在无法寻找到一个实际适用的标准，来确定统治空间的边界。】但是，即使是在一种模糊的边界下，我们也能直觉到统治空间向“空隙”的扩张。
下面的话也许有些悲观（当然，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目前来看，现制度下的“空隙”还没有到达自我清理的临界点，这也就意味着，权力的滥用、官员的渎职、民众的“群体事件”……这些足以让我们千百次抵达愤怒、悲伤、绝望等等极端情感巅峰的事件，这些我们直觉末法时代到来的标志，这些令我们信誓旦旦一个旧制度即将终结的依据……虽然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在“空隙”没有开始自我清理之前，这些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而且按照统治空间扩张的趋势，这些现象还会升级；但是，现制度依然会稳如磐石，按照体制的说法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虽然，在情感上我很难接受自己的观点，但是，在理论上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希望读者不要悲观，至少我要给出一个乐观的理由：正因为没有经验提示“空隙”自我清理的临界点在哪里，那么，很有可能，临界点就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刻来临，说不定就在你读这篇文字的时候呢！】
最后，我想谈谈在这个体制中那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向“空隙”所做的渗透。现体制中的“空隙”使得这种非统治空间的渗透具备了客观条件。就像上文所说，因为统治空间边界的模糊，导致“非统治空间事物”这一概念本身也有着模糊的性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非统治空间事物”的范畴，比如那些围绕私人展开的叙事：像是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或者只是关于个人健康，食疗、保健、运动；或者是我们在政治权利之外的所有生活，都可以纳入“非统治空间”，然后向“空隙”渗透。就像帝制下的渗透一样，对于“空隙”而言，这些非统治空间的事物几乎轻如鸿毛。
现制度中的“空隙”也保留了那种古老空间遗留下来的，最原始的自由，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和传统中的流变而言，即使是在这种原始、且少得可怜的自由中，我也不可能超越，甚至仅仅是继承、模仿先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成就。时间和权力，已经让我们成为了一群失去祖先的后裔。
是该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了，在连日的高温和短暂雨水带来的潮湿与闷热中，我在思路上徘徊而进，对于这篇没有结论的文字，以及那些难免令人沮丧的论点，如果说从今天的“空隙”里，寻找到一线希望，那么，也就只能祝福在“空隙”中艰难生长的启蒙之火，在权力尚未染指的地带无声燃烧，不祈求她一瞬间就会呈现燎原的迅猛、不奢望她如星光般明亮恒常；只是让这摇曳的烛火，成为守望黑夜的人前行的灯盏，一步步逼近我们要去的地方……
写于2013年7月29日至8月1日 夜 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