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对手和敌人
平中要
如果观看自由主义的历史，会发现自由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血缘关系，而经验主义与唯理性主义的区别，往往是汉语子民难以理解的事情——虽然，对于两者我们一样的陌生，但是，我们自以为更了解后者（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对于前者，这种建基于经验上的理论（准确地说，建基于不同于汉语文明上的文明经验），对于汉语子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更愿意谈论自己一知半解的事物，而对于自己真正无从了解的事物保持沉默——而这也许是人类的通病。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企图用一知半解去认识我们不了解的事物，而这必然导致将两种事物混为一谈。
具体到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就呈现出这种性质上的混同：将唯理性主义的方法论与经验主义的置于一处。实际上，自由主义甚至不是一种理论，真正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是对经验中的传统的理论总结，而直到很久之后，这种理论才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
如果区分一下对手与敌人的不同，那么，对手，是指理论上的；而敌人，则是来自现实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不存在对手，或者说不存在理论上的对手。如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维度，那么，自由主义的谱系是一系列历史事实的集合，这种历史是无法用任何理论来否认的。实际上，从洛克到密尔这两百年时间中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未见真正的理论对手，而这与自由主义在短暂的理论形态后——对经验的总结以及将理论制度化——发展为现实制度，有着莫大关系。
自由主义不以理论为其最重要的载体，这使它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而自由主义的敌人，要比对手凶猛得多。
二战可以视作自由与专制的决斗，而轴心国家才是自由主义真正的敌人，各种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虽然也有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攻击，但是，人们都知道那并非重点所在：自由主义的实体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和制度，而这也成为了专制国家的进攻目标。
自由主义的存废，不在理论上的得失，而是作为一种立国之本，一种将一国人民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念；重要的是，当这一国本和信念在面对进攻的时候，能否战胜敌人取得胜利。
如果希腊联邦没有取得波希战争的胜利，希腊的民主制度将湮没于历史之中；就像二战若不是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家，自由主义也同样不复存在一样。
自由主义的生存与成长，从来不是书斋中的培植——至少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与各个时期的敌人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之后，才拥有了继续生存并发展的条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自由主义，以及与其他理论派别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实际上，从《正义论》的发表到70年代末，围绕《正义论》展开的讨论主要是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像诺齐克、德沃金，都属于自由主义阵营。而从80年代开始，以桑德尔、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展开了对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的批评。
我简单地表达一下自己对社群主义的看法。在我看来，社群主义与西左的处境仿佛，其理论建树并非重点，而是其存在是西方制度，具体到学术领域自由度的标识。总不能说那些抗议美国政府“阴谋论”的人们，比社群主义理论家享有更多言论自由吧？【不过，我私人认为社群主义以及西左阵营或认为自己的理论更值得政府和公众听取。】
从某种意义上，只要民主制度存在，自由主义就是胜利，而对于民主制度的批评——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无不是在丰富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这也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路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自由主义的锦上添花，无法改变自由主义在民主国家的地位，更无法真正取代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强要为之，代价更惨。
重点在于，鉴于中国目前的制度与社会环境，如何将自由主义的经验维度在汉语环境中寻找对接才是最困难的事情。其次——重要性低于前者，但是对于中国自由主义非常重要的是——对于自由主义理论谱系的全面引进和学习，在我看来，汉语子民少有将自由主义还原进西方文明背景中进行解读和理解的，无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还是最新的一代，对于自由主义理论——虽然上文说过理论不是自由主义的唯一载体——缺乏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对于西方舶来的诸多理论，比如社群主义，甚至西左、西马或者更等而下之（个人观点）的理论引进，无助于中国的制度转型。所幸的是，绝大部分人并不关心这些理论——就像不关心自由主义是怎么样的自由一样；在我看来，如果这是不关心的代价，也算是一种值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些来自制度的冗余，只对那些置身那种制度中的人们才有效，形象地说，减肥药是给营养过剩的人吃的，而对于营养不足的人来说，吃减肥药无疑是饮鸩止渴。
如果承认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无论是如何远离西方自由主义的经验——仍旧是自由主义（具备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诉求），那么，区别自由主义的对手和敌人，对于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来说同样重要。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早已经做出了，而之所以看上去像是没有区分似的，就牵扯到另一个方面：在自由主义传统缺无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能否为自身而战？且不论结果如何？
这也许是中国自由主义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那些既不关心主义，也不关心自由的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