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里的大学问——“凤凰大学问沙龙”侧记
平中要
6月21日下午，我从南城跑到北城，去聆听“凤凰大学问沙龙”主题名为“儒学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能发挥什么功用？”的演讲。对于这个有些拗口的题目，我倒没什么想法，倒是沙龙嘉宾很吸引眼球，除了一位牟宗三的弟子外，另外三位的文章多少读过，而且，对于我的精神资源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尤其是秋风先生，我记得当时我读秋风作品的时候，他还没有今天新儒学的身份，而这两年来朝向儒学的转身迅疾的让我不得其解。
所谓读其文想见其人，在多年从文字中汲取精神养料的读者我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目睹作者的庐山面目，可谓难逢之事。
我低估了周末市内的交通压力，公共汽车在二环路上磨蹭了一个小时，当我到达时，演讲就快开始，不大的剧场中几乎都坐满了——相较于我常去的那个社区电影院，这里的上座率足以让其嫉妒不已。
第一个演讲的是许纪霖先生，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一睹其风采，于我还是幸运的。长久以来，我习惯通过文字为作者勾勒精神肖像，虽然，之前也见过许先生的照片，但是，我感觉先生的文字要比他本人年轻一些，虽然，先生本人也不显老。许先生的普通话标准，几乎不带口音，语速不快不慢（在我看来算慢的），仅从外表看去，是一个知识人的形象。
许先生开门见山，直言自己自由主义的立场，并提出自由主义与儒家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而两者有着共同的敌人——法家。这个开场有些突兀，更像是从另一个时空中未结束的话语延拓到这里。
许先生的演讲围绕如何为儒家寻找在这个时代的“肉身”，而许先生认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寻找是艰难的。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它难以发挥宗教的超验功能。今天那些语言甚至行动上的新儒家，无不面临着语境与环境的双重阻力。当更多的国人在各种宗教中寻找慰藉的背景中，儒家还能否像曾经那样成为国人的文化以及心灵归属？许先生把问题提给了在场的儒家代表。
此次沙龙似乎给每位嘉宾不足半小时的演讲时间，接下来是新亚研究所研究员、牟宗三的高足演讲，这位女士有备而来，准备了超过半个小时的ppt。儒学大师的弟子普通话还有待提高，ppt也是繁体中文，但是，丝毫不碍她热情高涨。她没有回答许先生的问题，也看不出她的演讲与现代化转型有什么关系，倒是她所言“从孔子回到康德”的命题，让我大跌眼镜。手中的宣传材料上注明，此人是哲学教授，不知道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不过，无论是哪个领域，能够将孔子与康德作成一盘，就不仅仅是在知识层面的艺高胆大，还需要什么样的理论自信才可以支撑起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无疑，这样一个足以震铄中外的命题不是区区半个小时可以说明白的，而且，对于我这样仅仅看到中西思想区别的读者来说，大师弟子的理论难以理解。学说如何高蹈，那也是学术领域的事情——惊世骇俗是儒家一贯的风格，新儒家倒是很好继承了这一点——如我这样的常人最好还是不要置喙，不过，那些与我们经验过于遥远的玄远发言，又实在是神龙见首、不接地气。
儒家或新儒家的理路建构有多么深远我不敢问津，但是，西方哲学的逻辑基础是清晰可辨，对于理性的认知，康德是集大成者，也正是在对理性——理性的边界——的认识上，康德提出了信仰、道德、审美的范畴与可能。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立足于西方逻辑理性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儒家思想甚至汉语思想无论如何也无法抵达的地段。新儒家固然可以回到孔子或任何一位儒家那里，但是，无论这条有多么曲折，也难以与西哲接轨，这还是从思想的脉络比较；更无论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对于信仰这一维度所给予的终极肯定；除此之外，在对于国家和个人的认知上，孔子与康德的距离，与中国和西方之间倒是有着可比性。
接下来的许章润先生大概是当天最有个性的嘉宾，许先生很不适应手拿话筒的演讲方式，并且多次予以表达——不仅是话筒，还有照明的问题——敦请主办方未来予以改善。我想如果不是这些硬件因素干扰了许先生的发挥，他对于王道政治的演绎也许会更漂亮一些。
我读过许先生的文章，但是，感觉本人与文章相关度不高，这也许是许先生对文章有着写作技巧上的用力。许先生对于宪政的研究给予我很大启发，即使这次演讲中提出的从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中挪移出宪政可借鉴的精神资源也可圈点。
不仅是许先生，许多学者都从传统中寻觅可以借鉴的资源，从建构未来的角度出发，这种对于传统的汲取顺理成章。但是，对于传统而言，汉语文明有着零和博弈的特点，其非此即彼的特性，使得任何一种可以挪移的品质，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文明整体的一部分，单独捡取其中一部分，容易忽略整体之于部分的决定意义。当然，如果说将传统中的部分价值与今天的普世价值对接，而完成一种能指上的转换，倒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将传统放置在了工具理性甚至等而下之的位置上。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比如新儒家，大概不会认同这种对待传统的方式。而这种分歧或矛盾，又回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上来。
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又与今天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这种矛盾并非一个稳态问题，而是动态的，它的变化与现代化的进程有关，或者说，两者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现代化的完成程度，而不是对于这一动态问题的争论。
最后演讲的是秋风先生，秋风一副国学大师的扮相，对襟纽扣锁紧脖颈却不碍于在被意念拓宽的新儒家道路上狂飙突进，先生没有使用讲稿，所谓胸有成竹。秋风的题目是：回到“中体西用”的道路上来。
由于私人的原因，秋风的演讲我没有听完，我离开剧场的时候，秋风的声音被话筒放大，在剧场上空盘旋并溢出现实的空间，落在我身后的楼梯上。
回去的路上，充足的光线与云雾混合在一起，让人有一种迷失在时间中的错觉，公共汽车上乘客不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回想刚才的演讲，自己最大的愿望已经实现，目睹了这些学问家的真容，未来，当我再读他们的文字时，将会有另一维度的体会与亲近。错过了嘉宾与观众互动的环节有些可惜，对于那些观众的提问，嘉宾的回答也许更有启发性……
学问与学术有着不同的文明分野，学问是汉语文明的产物，学是读书、问是请教于人。这是汉语文明下的学问，如果不将学问与功利联系在一起，汉语的学问更像是一种私人的修行，以及围绕学问而自发形成的兴趣群体，作为汉语文明的一部分，没有看到汉语下的学问与现代化转型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甚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汉语的学问也在迅速沉没，取而代之的是以西方文明为基础架构的学术。而学问与学术的最大区别，我以为学术将知识作为一种生产，并且形成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生产实体，在与社会的关系上，这种知识生产又与社会保持着互动的关系，使得学术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仍旧对社会有着生产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如今是一个学术的时代而不是学问的时代，对于仍旧处于启蒙时代的国人来说，无论是学问还是学术同样缺乏。如今，学术也溢出机构与学院的藩篱，给予如我这样的百姓，与学术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至少说明，目前我们的学术体制是相当成熟，足以产生其边际效应，营养与学术体制并无交集的人群。而且，据我所知，这样的讲座如今也相当普遍，它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其旺盛的活力。
我想了想刚才剧场里的听众，多是莘莘学子的模样，虽然也有上年级的听众，但是毕竟屈指可数。这种知识上的落差需要时间上的弥补，而若从中生发出一种更为普遍的共识，也就只能依靠时间上的持续。我没有对主办方和嘉宾不敬的意思，甚至我对他们有着诚恳的敬意，这种启蒙的努力，放置在当下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环境中，对于摆放在每个人面前的模糊的未来，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只能说，唯有时间才能让这种努力显形。
作为一个听众，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而那些没人回答的问题，随我一起融入黄昏中熙熙攘攘的人群……
写于2014年6月26日
午后
多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