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欧洲诸国才开始认识一个叫作中国的泱泱大国，据知要进入它的任何部分都是困难的，其语言的特性，如我极力证明的一样，与古今其他语言均无关系，其政府对外国人极为忌妒，其百姓则轻视洋人，这种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迄今我们对这个特殊帝国的真正历史所知有限，不够完整。至于他们的历史记录，看来却绝不缺乏。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直到今天，各个朝代的活动都留有丰富的记载，从无间断。他们甚至保存有铜币，作为最后两千年（编者按：似应译为两千年来）各登位帝王的系列证明。斯当东爵士携回英伦一份这类的藏品，尽管不够全面。

此前，中国曾分裂为许多小侯国，据中国史书记载，其间发生过大量的战争和杀戮，和世上其他各地的情况相似。然而，这些分裂的国家逐渐减少，最后合并为一个大国，人类造成的毁灭得到缓和，从这个时期起，和别国的历史相比较，国家遭受的外患内忧要少。但人民渴望之社会安宁，究竟是因政府采取顺应民心的特殊政策，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这是最佳的治理方式，或者是因民心受到政府方针策略的约束，这是一个容许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在今天，强有力的统治者已经完全控制，而且按照他的思维塑造百姓的形象，百姓的伦理和品行则受政府律法的支配，几乎完全受其统治。

这种促使社会稳定的思想，是基于所谓的权力原则，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众灌输、现在已完全确立的原则，父母有天赋管教子女的明确的权利，这种权利终身都不能取消，需要绝对维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为众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赋予统治百姓的权力，犹如一家之主。在这种意义上，他拥有“大父”的尊称，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于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时自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时为确证所谓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举行皇帝向太后跪拜的礼仪，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礼如仪。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权制上的原则，各省官员成为管辖省份的父母官，各县市的官员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脑同样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负责的部门。

十分遗憾的是，这套理论上可行的管理制度，实行起来却出现许多弊端；所谓统治者父母般的关爱，被统治者的忠顺，不如更恰当地解读为一方专制、独裁和压迫，另一方畏惧、虚伪和反抗。

皇帝首次采取不公开露面的做法，很难说是出自对百姓的关爱，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释。统治者或许意识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实施暴政，必然不愿现身于受其迫害的群众中，担心有人为报复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杀他。总而言之，中国皇帝极少公开露面，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来是建立在极不相同的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上。统治者背后运用权力，让远近都感受到影响，比经常在群众前现身，被众所知，更能打动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乌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类的这一性格弱点，秘密操作，更显得有力，需要苏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让百姓摆脱对他们的恐惧。另外据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迪奥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纳当上国王，再不愿接见他以前为之辩护的群众，他认为拒绝让人看见，更有利于让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国王。确实，如果群众经产接触有权有势有力的人物，和他们无拘束地密切往来，每天都眼见他们日常的生活起居，那么将大大降低群众对他们的崇拜。正如伟大的孔德（Conde）所说：没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面前说英雄。

中国皇帝不愿接见百姓，多半出自这方面的考虑，而不是怕遭到伤害。皇帝本人仅在盛大典仪上出场，由全体朝廷大臣和许多官员簇拥着，他们都听从他的指挥，一声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皇权是绝对的。但后人向祖先公开献祭的宗法制度，对于权力行使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按照这个严格执行超过宗教礼拜的民间制度，皇帝为留下身后美名，注重自己的公私行为，如果他的品德令百姓满意，那么每年某个时候在辽阔的国土上，他的名字将从一端到另一端受到祭拜。反之，如果他犯下专横暴行，则少不了遭到百姓的唾骂。这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也有警示作用，根据律法，继承人完全由皇帝选定。

然而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许多例子，对专制者而言，所谓留得身后名难以抑制他的恶行。因此，朝廷又采取防备帝王任意胡为独断独行的办法。这就是设立监督官制度，由两人组成，他们有权随意批评帝王本人实施的或者批准的错误政策。可以相信，这两人身负督察之责，十分认真行使他们的权力，同时他们还要完成另一项使他们自己与皇帝身后名紧密相连但风险较小的任务。他们是朝廷的史官，或者更准确地说，皇帝的传记作者。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采集帝王的言行，记录他的谈话和活动，个人生活中值得注意的地方，以及他在位时的重大事件。这些档案放在大箱子里，寄存在有关部门的宫室里，据说要到皇帝死后才开启。同时，如果档案中发现有损害帝王品质和声誉的记载，那么为维护他的宫廷，推迟公布，甚至要过两三代，有时要到王朝覆灭才见天日。因为他们采取这种措施，真实的记录可能保存下来，其中既没有因畏惧也没有因吹捧掩盖了真相。

一个专制政府采取这种重要和独特的做法，必定深刻影响帝王的政策，因此他在各种场合都注意自己的言行，好尽量保持好名声，将他清白、圣洁的品德传给后代。据说他们的史书记载了唐朝的一位皇帝，他意识到自己有几次行为越轨，决定看一看档案箱，从中可找到有关他言行的记录。他提出各种理由，旨在说服两个史官同意他查看。其中他向他们保证说，他仅仅想知道他犯下的重大错误，以便加以改正，据说其中一个史官严肃地回答说：“陛下确实犯下许多错误，我们尽职责记录下来。”并继续说，“为尽职责，我们将不得不把今日陛下与我们不恰当的谈话告诉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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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英]乔治·马戛尔尼、[英]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巴罗中国行纪》，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