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逻辑学以外，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因果律?这个问题正经的作为一个哲学论题在西方哲学史上被争论过。休谟否定因果律的存在，认为所谓的“因果律”只是人的心理机能;而康德对休谟的回应则是，“因果律”是人类的内感觉。当然，康德以其哲学上的宏伟体系建构使得因果派暂时取得上风，只是很快，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就被其他问题取代，而这也是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阶段，对于这一点有太多的话可说，不幸或所幸的是，这篇小文并非要讨论因果律的问题。
意识形态。也许从它被命名之日起，就像是从神灯中召唤出的灯神，拥有语词的人就可以役使“意识形态”为己所用;而实际上，灯神要比持灯者存在的时间古老得多，而在灯神被召唤现身之前与之外的时间里，灯神隐身在无边的时空中履行着它不为人知的使命，相较于持灯者的役使，灯神只能做那些被持灯者所以为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那么下面的文字大可不必读。
先来看看宗教的起源：人类为什么信仰存在于理性与经验之外的存在?也许无法追溯其中的原因，而人类经验——几乎是世界范围——却证明，即使没有理性可信服的原因，人类依然信仰。从时空的角度来说，理性，并非人类行为的唯一依据，甚至远远不是最重要的依据——今天依然如是。也可以说，信仰，是不需要原因的，它仅仅需要人们去相信即可。
【多说两句，我认为，科学并不能削弱信仰的魅力。假如说，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一位或多位神祇创造并运行的，我们的祖先可能将日月山河、风雨雷电、生死福祸等等都视作神祇存在的表现，重点在于，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将这些与神祇联系在一起?科学可以解释物质世界，但是，却无法解释人类的这种认知“联系”;打个比方，即使我在使用这台电脑，我依然可以将其视作这个世界与神祇的联系，而这与这台电脑是人类生产出来的这一点并不相关。科学可以为世界祛魅，但是，人类的认知模式却需要另外的解释，换句话说，在经验层面追究物自体的存在注定失败，科学在这一点上并不能豁免。】
也许可以这么看待人类的这种认知，即：人们相信人类无法证明其存在的事物。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说法或者认识，听起来与理性甚至经验的常识违背，但是，如果想想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正是怀着如此认知渡过的，也许我们会更为审慎的使用理性和智慧。
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组织形式的复杂与精细，使得纯粹的宗教信仰，开始向各种领域挪移。而意识形态则是人类的信仰认知在政治层面的反映。如果酋长、天子、皇帝等等不是神祇在人间的代理，其合法性何在?如果臣民不是因为统治者的超验存在而尊重其统治，那么，任何政权无时无刻必须担忧其被推翻的命运，因为合法性来自超验而不是人为。福利和暴力都只是技术手段，只有工具理性的价值，汉语文明在进入帝制时代后，这一点就被反复证明。而西方的宪制传统——更多的是因为幸运——却将这种古老的信仰尽量保持了下来。
在不同宪制传统之间的落差，自然也包括在超验信仰与工具理性上的落差，这种落差的吊诡之处在于，置身于工具理性盆地的文明却有一套理解高于自身文明的方法，而且，在山寨的路上狂奔不止。这也许是世间最危险的事情，从神灯中召唤灯神，几乎就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比喻。我已经说过，在经验层面上寻找物自体注定失败，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是，不同在于失败的结果可以转嫁。
那个曾经使“意识形态”发扬光大的人，给予这个词最大的蔑视，无论拿破仑是否意识到，在英国和欧陆之间的宪制落差，使得任何欧陆国家对英国宪制的嫉妒、模仿和失败变成了一回事。当“意识形态”这个词被发明出来时，就意味着欧陆对英岛的宪制落差已经无法逆转，而且，欧陆企图打破英国宪制——同时也是世界秩序——的努力，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只是逻辑结果)。如果无法进攻奥林匹斯山，那么就捣毁宙斯的神庙。如果不是因为信仰，任何一种企图寻找神祇的做法都有着异端的意味，而且在经验上被证明失败。无神论者却想白蹭圣餐，如果成功了，他只会得意于自己的精明，而无视信仰与恩典之间并非因果关系。既然无法复制英国宪制，理性主义者相信仍旧可以用技术手段解决本国的宪制问题，甚至可以更好。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从魔盒中跳出的魔鬼，它本来就应该永远待在盒子里，无论握有神灯的人希望从灯神那里得到什么，灯神的出现，就是最可怕的代价。
本来只是宪制落差的反映，却马上变成了政治层面的万能工具，用来达成各种各样的目的，远远超出了其最初被发明出来的目的。役使神祇，往往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是自己创造了这些神祇。相较于人造神祇的错觉，意识形态带来的弊端远远大于其可能产生的收益。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是无法证伪的，它仅仅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准确地说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相信。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与信仰领域间的非常相像;但是本质的不同是：不同信仰间的差异在于神祇的不同，而不因此否认信仰的存在;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却想连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意识形态本身一并否认。实际上，这也没什么不妥，只是任何意识形态却从来不将这种否定指向自身。
更为复杂的是，如果说欧陆相对于英岛的宪制落差导致意识形态被发明出来，而在欧洲之外，意识形态带来的灾难超乎欧洲发明者的想象，原因在于，即使意识形态是人造神祇，也代表了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而在文明程度远低于此的地方，伪神发挥的作用仍旧超过了土著的图腾。从技术角度看，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智力与组织资源的体现，而在两者都缺乏的地区，意识形态的诱惑无疑是巨大的。即使意识形态本身就是超验之物，它依然吸引人们按照其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并以同样的方式去相信——虽然劣质工具也可制作出优良的产品，但是，这是概率上的少数，甚至极少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劣质工具是首选之列，重点在于，如果要选取好的工具，至少要能区分好坏，而在唯一给予的工具上，是无法从中产生出对工具好坏的判断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并非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但是，意识形态也有优劣之分，如果自身文明低端到无法区分意识形态的优劣，那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着提升文明高度的潜能，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在文明的低地，还有比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其自身宪制的因素，也许除了知识分子，没有人更看重意识形态的力量。事实证明，所有真诚相信意识形态的人们，无不落败在以意识形态为工具的人手上。
虽然，意识形态一词已经在最广泛的程度上被人们所熟知，即使，人们也许并不准确地清楚这个词的内涵与外延，但是，当人们听到这个词，甚至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总是清楚别人和自己要表达什么——这样刚刚好，这体现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功能之一。尽管如此，意识形态与人类古老体验之间的联系却依然没有被政治学和知识人完全“祛魅”，甚至，当人们越努力地这样做，越是提示了意识形态的遥远血统，它并不能摆脱这种人类理性之外的强大力量的塑造，实际上，它自身就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之一。
动物大概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只有人类有，人类相信上帝、理想国、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等等(虽然，彼此之间无法类比)，正因为如此，人们坚信物自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这种不可见的联系，当然，既然是不可见，各种解释之间的不同甚至矛盾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说那些清楚意识形态这一性质的人们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有着自欺欺人的意味;而应当诚实地揭露意识形态的虚无一面，那么，我们就误解了意识形态的古老渊源，以及这种渊源对我们的影响。
信仰，是人类在进入理性时代前的漫长时间中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身的重要手段，这段时间的漫长，足以对人类这一物种产生长远的影响，换句话说，由于信仰，人类生存下来，而为了继续生存，人类必须信仰得更多——这里的信仰并非狭义的宗教信仰，作为一种人类认知工具，信仰，遍及各个领域，这种普遍，并不因为理性时代的到来而自动停止，而在变换的认知环境中顽强生存下来。今天的知识人与蒙昧时代的同行相去甚远，今天的知识人需要用理性构建自身的话语体系，在此之前则是占卜、咒语、通灵和祭祀，放在今天，这样的形象只能在文艺作品中寻觅，而且往往是反面或喜剧角色。即使如此，意识形态的古老魅力依然存在，前提并非是人们仍然愿意选择相信，而是人们本身就在相信的状态之中。当然，对于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意识形态心存反感的人们而言，我们也并非生活在意识形态的大气之中——当然不是!意识形态的根源在于人类古老的认知类型，而这种认知类型只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诸多财富之一。
意识形态并非全然无辜，也并非十恶不赦。恶，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并非意识形态的产物——恐怕有人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而人性的善，也非意识形态所培育养成。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选择，从来都在我们自己手上，而放弃选择的人，纵使千般借口，也都无损于勇敢者的荣光。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人类智力表现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和未来，将一直吸引着那些对观念着迷的人们，这不是人类的优点与弱点，而正是我们是我们所是的表现之一。
写于2015年3月3日 下午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