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与不讲理——《明亮的对话》读后感
平中要
徐贲先生是我推崇的作家，从网络以及纸质媒体能够读到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过，甚至不止一遍。徐先生身在异国，但是，关注着这片大陆上的人们和公共生活，并且对此写了大量相关的文章，这种行为令我感动。也因为如此，徐先生的文章和作品对我来说就有了另一层的意义：徐先生与这里的时空有着一段距离——一段恰好的距离，正因为这段距离，才让徐先生的思考和写作，对于我们这些置身其中的人们来说，有了一种参照的意义。这段距离徐先生也许意识到了，也许没有，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段距离才是最为难得的。
从《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再到近年来的《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可以看到，徐先生的思考和写作，从学术味道较浓的论文型写作，到针对公共空间展开的时评、杂文、随笔这些统称为说理文章的随笔（essay），存在着一种文体上的转变，无疑，这与作者越发地关注我们社会的公共空间与公民成长有着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徐先生今年的新作《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就非常必要甚至是及时的。汉语文明没有发展出西方文明那样的理性路径，无论是理性的思考、理性的经济、理性的政治或是理性的文化，如果以为汉语文明以感性为中心，似乎与西方的理性中心有所参照；而要我说，所谓“感性”的说法除了为汉语文明“藏拙”外，大有“搅混水”的意味，感性的确与理性对称，但是，不具备理性，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感性（西方文明也有感性的一面，并非理性与感性非此即彼）。在我看来，汉语文明还停留在人类理智的初级阶段——这是选取汉语文明最高点的结论，汉语文明应该努力向更高阶段的人类理智发展，而这种更高级的理智形式已经在西方的理性文明中实现，汉语文明应该学习西方的长处弥补自己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理性不足。当然，我说汉语文明处在人类理智的初级阶段，也许让一些人感到逆耳。那么，该如何解释汉语文明进程中的种种野蛮和蒙昧？如果这些也不谈，那么，直到今天国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普遍的不会讲理，国家的教育中也空缺涉及讲理的内容，网络上的话语讲理的少，不讲理的多，结果讲理的也被不讲理的裹挟而去……
《明》书在前言中指出：“美国学生一般11岁进入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程度和内容侧重虽有不同，但很连贯。……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的准备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只是对低年龄的学生最初还没有明确提出‘说理教育’的说法。”P7
接着作者详细地介绍了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公共说理内容。看看这些循序渐进的公共说理教育，我不禁感到自己在公共说理方面所受的教育几乎为零，而这方面的自学也没有展开，对我来说，这本《明亮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说理的能力，对于每一个公民，以及公民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公共说理是思想、表达再到行为的统一。从书中可以看出，公共说理对于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说更是必需的，公共说理是公民在公共空间中的交流语言，如果没有公共说理的能力，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宛如哑巴；而人人作哑的情况下，公共空间也必将坍塌。
公共说理的教育不仅是为了让公民学会讲理，而且还教会人们如何识别那些不讲理的说法，也就是“歪理”。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歪理”事实，而这些例子大多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如果不是作者在书中将这些故事作为例子来分析，我大概无法真正认识到这些“歪理”歪在何处，只是直觉上认为这些“歪理”有问题罢了。如果按照作者在书中所例举的这些例子，来参照今天充斥在公共空间中的大量言论，不得不说，今天在公共空间中的“歪理”成分大得多。
如果说讲理的对立面是不讲理；讲理是为了在公共空间中人们彼此交流，把公共空间建设得更好，那么，不讲理又是为什么呢？尤其对于一个普遍不讲理的传统和环境来说，不讲理一定有其存在的道理。
除却那些生活中的吵架（这部分应该划作我们生活和风俗的范畴），人们大量使用不讲理的手段，或者说同样作为无权者的个体之间在不讲理；那些涉及公共空间的诸多不讲理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这种不讲理，往往是公权力对无权力者在“不讲理”，且不说那些旨在宣传的“不讲理”，当人们要求公权力对公共事件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那些种种“不讲理”的声音此起彼伏。
如此看来，“不讲理”发声的初衷本身就是对公共空间的否定，“不讲理”与讲理背道而驰，如果讲理是为了更好的公共生活，那么，公权力“不讲理”就是为了权力的利益，这种把公权力挪作私器的行为，正是与旨在建设公共空间的公民诉求格格不入。每当人们要求体制对权力的滥用作出解释，抑或要求对公权力本身进行制衡和公众监督的时候，公权力往往作“狮子吼”，不过在音量的掩护下出阵的多是“歪理”。
这就是我们的国情，不是人民不讲理，而是权力不讲理；当你想和权力讲理的时候，权力才不会和你讲理。如果说这些年我们一再目睹权力在大讲“歪理”，倒不如说，这至少是权力的一种进步，用暴力回答所有质疑的时代人们也经历过，在那个时代，权力连“歪理”都懒得讲，直接将冒犯的声音作专政的对象处理，较之今天权力在讲“歪理”——至少在台面上讲——算是一种进步吧。
不过，自古权力就是王霸道杂之，所谓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既然暴力好用，那么自然是“能抓到老鼠的好猫”，暴力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需要“歪理”来为其进行辩护，暴力与谎言双宿双飞……
徐先生这部新作对于正在建设中的公共空间，以及襁褓中的公民社会有着雪中送炭的意义，在一个人人想讲理但不会讲的情况下，学习讲理就成为了每个人的必修课。但是，对于未被关进笼子，也不想被关进去的权力来说，如何让它也讲理，而不是动辄启动暴力机器，就不是这部《明亮的说理》所能提供答案的了，建立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宪政，除了人人都学会公共说理外，还需要一个权力者与无权者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却不是依靠讲理而建成的，让权力也学会讲理，首先是要将权力关进笼子，而谁来关？怎么关？何时关？这些问题，还是问问我们自己吧……
写于2014年4月25日
傍晚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