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过庄园制，较早出现于东汉，于魏晋时期形成高潮，以后有过一个衰落期，至唐中期以后再度产生。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不同，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欧洲与日本的地权制以私有制的庄园制为主，印度、俄国则以公社、村社形式的次生型原始公有制为主，公社与村社一直保留到近现代。纵览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制，与俄国、印度有着显著的差别，而盛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庄园制度具有某些近似之处。不过，欧洲、日本的庄园制度大体贯穿于全部封建时代，在那里封建庄园的消亡与资本的发展有关，结果庄园制最终演化为现代型市场地权制。在中国，庄园被历代王朝抑制，又被历次农民战争摧折，但总是死而复生，形成中国式的历史循环。
一、中国古代庄园的名称，土地兼并与庄园的产生
中国古代庄园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梁昭明太子吟唱“命驾出山庄” 1的诗句，梁简文帝望山岭而啸歌：“瞻鹤岭兮睇仙庄”， 2有学者考辩，这“山庄”、“仙庄”都应是庄园。庄园又有皇庄、王庄、旗庄、官庄、私庄诸称呼，总称“庄田”，同时又出现“户绝庄田”、“义庄”等名目。有史记载，韦宙“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 3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 4，昭州妇女莫荃，“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 5这里的“别业”、“别墅”说的也是庄园。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庄园”这个概念，其实不然。隋朝有一个清河崔氏女子，“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不肯随便收取别人的赐礼，唯庄园中的产品不在此列， 6可见隋朝时候就有了庄园名称。史载唐朝寺观占田情况，醴泉寺竟有“庄园十五所”； 7《宋会要辑稿》云：“宫中放收要用土地及系帐逃户庄园”；《五代会要》曰“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 8。诸多史料屡屡提到“庄园”，显然“庄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古代庄园制度起自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多样的，概括地说，一是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世族豪强兼的勃兴，三是商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三个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土地兼并与制度变化有关，具体而言乃井田制与均田制衰亡的结果。中国自夏朝开始实行井田制度，这样的制度延续到战国。秦商鞅开阡陌，废井田，及至秦孝公“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是井田制最后废弛的重要标志。
井田制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可以抑制兼。然而它又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无法容纳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秦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井田制下田地荒芜，生产力无法得以正常释放。秦国废井田，制阡陌，确立私有土地制度，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方使国富兵强，并合六国。然而，历史进步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新的社会制度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土地兼并。
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9
“田里不粥”，土地不可买卖乃是中国古代“王制”。废除井田，其结果富者强购民田，“千亩为畔，无复限制”。正如朱子《集注》所说：“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 10
这个情况到汉代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为此师丹力倡复井田。汉朝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也纷纷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主张采用名田制，限制兼并。王莽上台，推行“王田制”，令天下土地归公，统为“王田”。在王莽看来，古者设井田，国给人富，颂声大作，就是因为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才使社会兼并成灾。 11
北魏太和九年(485)推行均田制，规定吏民占田限额，限制土地买卖，于抑制土地兼并有一定效果。然而，均田制的“寿命”并不是很长，自唐中期废除之后，土地兼并复显盛行。于是中唐陆贽站出来说话：“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咨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罄输所借，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12因为“制度弛紊”所以“富者兼地数万亩”，陆贽指责兼并者的猖獗，怪罪均田制的废弛，其忧患心情溢于言表。
官僚、世族、豪强组成中国的强势社会集团，将土地兼并演绎到白热化的程度。升官者必发财，发财者必购地。历朝官僚兼并乃为常事，以至于“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13 故中国有“官僚地主”之连称。宋著作佐郎陈氏于湖州长兴“有田数千亩”。 14宋英宗、神宗时期，“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 15。北宋末年，抄没大官僚朱劻的家产，“田至三十万亩” 16。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侍御史田锡于奏议：“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 17
世家大族占田为土地兼并的重要特点。从三国时代起，世族势力已经有所发展。吴国周瑜，祖父周景、叔父周忠均为东汉太尉，父周异任洛阳令。吴东有朱、张、顾、陆四大姓。陆逊家族“世为江东大族”，祖父、父亲皆历任汉朝校尉、都尉等职。顾雍自曾祖顾奉出任颍川太守以来，世代为官。《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载，张允张温父子，“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这些世族豪门，位高权重，既为政治当道，也为显赫的庄园主。统治者对于世家大族以赐田相笼络。史载孙权优待潘璋，潘璋死，“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18吕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 19蒋钦卒，政府“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 20 世族兼并土地，以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21司马氏统治时期，何晏等当政者分割洛阳、野王等地的屯田达百顷之多。 22《三水小牍》载：“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
豪强占田也成为土地兼并重要特点。苏常地区“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湖州“富户业广，以资自庇，产多税薄，归于羸弱”；润州“郡有渚田千顷，盖上腴也。先是亩种之人，尽主兼并之家”。杜牧称浙西“上田沃土，多归豪强。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酷甚于亡秦，今其是也”。 23这里说的豪强有一些是普通农民，致富后跻入豪强富门。咸通(860—874)、乾符(874—880)间，有一“编户”叫卫庆，“耕田得大珠”，又垦田二千亩，“十年间郁为富家翁”。 24明代地主“阡陌连亘”，“一家兼并十家之产”。甚至连国家屯田也成为他们的侵占对象，成化、弘治年间，顺天和保定两府的屯田被侵占四万余顷。江南缙绅富家占田，少者数百亩，多则数千亩乃至上万亩；河南缙绅富豪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十余万亩；陕西韩城也有占田万亩以上的大地主。 25
商人势力扩大，加入兼并队伍。中国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固然可以抑制商人力量，然而“承平日久”，商人力量复又崛起，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26
这里说的是汉代商人兼并土地的情况。当时商人“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而大者则以其富厚的财力，贿赂勾通王侯，极力“兼并农人”，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至于唐代，“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 27到了宋代，为官者兼营商业，成为特点，官商合一，将土地兼并推向新的高潮。《宋史》记宋初王溥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 28。
其它还有寺观占田等。宝历二年(826)间，杭州龙兴寺 “置良田十顷”。 29大和(827～835)中，天台山国清寺置田12顷。 30据《灵隐寺志》卷二记载：宋天圣三年(1025)，由皇太后赐钱，于钱塘县买林田5顷，于盐官县思亭乡买水田1000顷，于秀州崇德县积善乡买水田1000顷。 31
由上分析，可见古代中国虽然通过制度设计，以抑制兼并，然而无论井田制、王田制、名田制、均田制都无法切实地推行，有的被废除，有的存其名而无其实，有的推行一时而终于废弛。其结果，土地终究由分散而集中。事实是，土地的分散是相对的，土地的集中（兼并）是绝对的。中国社会最大的土地兼并力量是官僚、世族。此外有商人与寺观等。原始公有制、大地产私有制、小土地私有制是土地制度的三种形式。庄园制属大地产私有制。中国经东汉，历魏晋，而至唐，庄园制度逐次发展演化，究其原因当为土地兼并的迅猛与剧烈。
二、东汉三国魏晋时期的庄园——坞壁及荫附制度
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庄园常建坞壁以自保，因此研究中国庄园，就须研究中国坞壁。坞壁出现的时期很早。东汉晚期墓葬都有陶坞建筑模型出土。方形，绕以高墙，前后设大门，四隅有方形角楼。据史记载，董卓的坞，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胡三省这样解释坞壁：“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 32；《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结坞，城邑皆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庄园主，常有武装自保的情况，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普遍。坞壁既可以看作是武装堡垒，又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庄园的代名词。
和“坞壁“同时出现的有“部曲”。坞壁与部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的标志性符号。 “部曲”本来是汉代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开始用来指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部曲平时和其他的佃客一起从事生产，也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参战。各庄园主所有部曲规模的大小，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高低。他们常常带领自己的部曲投奔某一政治力量，以参与政事。世家大族凭据坞壁庄园的势力，在动荡的政局下站稳脚跟，而处于乱世的各代政府，也因有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生存。
坞壁中有佃客、徒附、宾客，而主要成分是部曲。部曲数量很大，“梁时，大半之人，皆为部曲” 33。部曲一部分来自奴婢。三国魏晋时期有蓄奴之风。三国糜竺“僮客万人”；西晋荀晞“奴婢将千人”；东晋陶侃“家僮千余”、刁逵“奴婢数千人”；刘宋时，沈庆之“奴僮千计”、谢琨“僮仆千人”。这说明当时反世家大族必有奴婢，即使庶族地主，蓄奴数量也不在少数。这些奴婢很多成为坞壁中的部曲。
部曲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荫附制度”有关。《晋书·食货志》云：“高卑荫其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些荫附民，不少成为“部曲”。无论是“衣食客”或“部曲”，都是庄园主的“庄客“。“给客制度”规定，“客皆注家籍”，庄客没有人身的自由，除非“自赎”或主人“放遣”。庄园主对“庄客”和“部曲”，进行超经济的剥削，输谷、助防、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种麦，当船夫等种种杂役概由“庄客”和“部曲”承担。
北魏用法律形式将“宗主”与“荫附”关系确定下来。北魏废除原来的三长制，唯立宗主督护，施行“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下的单位为“户”，原则上每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实际上是民多隐冒，百室合户，千丁共籍。
三国魏晋时期庄园如“国中之国”。“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庄园“人客”之管理权均属宗主，国家不得过问。 34坞壁主人“殊其门户”，任其“复田”、“复客”。 35所谓“复田”、“复客”就是免除国家田租赋役的特殊权利，也可以“不预军征”。
坞壁庄园是一种融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于一体的强大实体。坞壁庄园的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几乎能供应自己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楝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尔。”这是说，在庄园中除盐井之外几乎什么都具备了，“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36
日本封建制乃以庄园制下发展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在庄园中，作为幕府御家人的武士、土豪、公家、寺社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而幕府也就是作为土豪的首领建立起来的。 37中国庄园尤其是坞壁庄园与日本庄园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魏晋时期是一个庄园世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段与欧洲、日本相同的世界史意义的“封建”时代。
三、中唐以后以至明清的庄园——“田庄”及租佃制度
唐以后王公、百官、富豪圈占土地，争相建立“庄田”。752年玄宗诏书云：“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这既表现最高统治对皇室权贵圈占民田，“比置庄田”，深感不安，也说明唐朝以后占地为“庄”，成为中国古代大地产的重要形式。庄园中的基本社会阶层为地主与佃农，形成“主客”关系，地主为“主”，佃农为“客”。“凡农主客两相依”， 38“客户耕田主户收”。主户与客户，既有利益上的对立，又相互结成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
明朝有皇族“庄田”和贵族“庄田”，名义上是官田，实际上是私有土地，庄田来源，一是屯田所得的土地，一是圈占的民田，再就是没收罪臣的土地。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有仁寿宫庄、未央宫庄和清宁宫庄。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设宫中庄田，定名为“皇庄”，土地乃没收宦官曹吉祥的土地。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京畿以内的皇庄五处，共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公元1505年，朱厚照于十里铺新建皇庄七处，此后增加到三十六处。公元1514年，皇庄占地面积已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
清朝有皇室“庄田”、贵族“庄田”和八旗“庄田”。各类庄田多为圈地所得，顺治年间到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皇室权贵圈地达20万余顷。清皇朝将明朝皇室和贵族的庄田一律没收，一部分为皇家占有，其余则分赐给满洲贵族好八旗士兵。皇室庄田，是皇帝与其家属的庄田，据《大清会典》和《皇朝文献通考》所记载，皇室庄田多达868所，八旗宗室整庄1407所，半庄259所，整园375所，半园102所。各地八旗驻军圈占以为马厂，占地300万亩以上。贵族庄田也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是分给八旗官兵的庄田，成为八旗兵丁的生活来源。各式庄田设有庄头，负责制定佃农名册，管理佃户。八旗庄田不纳租税，庄田中的八旗兵丁多为在役吏卒，概用兵役代替。 39
唐之前的“庄园”，施行的是人身依附关系极大的 “荫附”制，唐以后的“庄田”，则通行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租佃”制。《甫里先生文集》卷子十六《甫里先生传》载：“置园于顾渚山下，岁入租十许薄”。这里说的“岁入租”，透露当时生产方式的变化。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下诏，令将逃户田业“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敕：“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经五年，须准承前赦文，便为佃主，不在伦理之限，仍令所司准此处分? ā??????????萅??定：“天下职田，无令公人及主户租佃，召客人(户)者听”。这几则史料十分重要，透露以下几个信息。其一，“逃户”，即逃亡或因不明原因离开土地的地主。“逃户”土地称为“逃亡田地”。其二，处理这些逃亡田地的方法，是将其“租佃”给佃户。第三，佃农倘若承佃无主土地过五年，就可以把土地买下来，买主的身分也发生变化，“佃农”变为“主户”，反客为主。
到了周显德二年(955)，政府定下了明确的规定：“应自前及以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田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应已上承佃户，如是自出力别盖造到屋舍，及栽种到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外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莹外，不在交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九，记录熙宁四年(1071)君臣的一番对话，也很有意思。“曾公亮曰：‘佃户或百年承佃，有如己业，今鬻之则至失职，非便’。上曰：‘还令佃户买之，则无不可者’”。这是说，有佃户承佃土地，时已久远，其土地形同己业，但又不可出卖这些土地，那样做，会有违法之嫌。皇帝回话说，还不如让佃农把这些土地买下来，这没有什么不可。这说明，唐以后的佃农与魏晋时期的荫户，其身分已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人身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而魏晋庄园的荫户却绝对没有这样的自由。
根据史料可知唐之后中国地主与佃农的人数比例。“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为天下之农”说的是地主与自耕农，他们不足全国人数的百分之二、三十。其余的都是佃农。顾炎武说得更清楚，“吴中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有土地者十家中只有一家，而佃农却是十家中有九家。清代乾隆年间，也同样出现了“占有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佃者十之三四”的情势。
四、中国庄园制与中国地权演化的特点
从以上的记叙可以看到中国地权演化的一般规律。中国最早的地权制度是原始公社的井田制，这样的原始土地制度对抑制中国土地兼并起过重要作用，商鞅变法之后井田崩坏，为日后的土地兼设下了伏笔，也为中国庄园制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中国庄园制度自东汉起，至魏晋兴。这是中国庄园制度第一次高潮。以后，从北魏行均田制度。这个制度与井田制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也起到了抑制兼并的作用，由是庄园制一时衰退。均田制推行时间并不长久，至唐中期之后，均田制度废弛，土地兼并再起，中国出现庄园制的第二次高潮。
从世界史的意义说说，“庄园”是有特定意义的，应该显示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由土地兼并形成的大地产，要形成大规模的土地集中；第二，构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内在循环经济体系，对外界市场具有排斥抵制性；第三，具有“不入不输”的特点，在行政上不受国家的领导，在经济上不受国家的指导，不纳国家租税，不服国家劳役，具有“国中之国”的特点；第四，庄园内施行农奴制，庄园主对农民具有牢固的人身约束的特权。
试将东汉魏晋庄园说成中国第一类庄园，把中唐至于明清庄园说成第二类庄园。两类庄园具有共同点，即生产方式都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的与私有制的。然而区别也是显著的。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前者具有类似西方的“不入不输”的特点，具有独立性，而后者被严格控制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之下，不具有独立性。在庄园内部的阶级关系上，前者是人身依附性的荫附制，后者则是脱离人身依附的租佃制。因此前者是世界史意义上的“真正”的庄园，而后者不是。不过，本文还是把后者叫做庄园，或者叫它为中国的“后期庄园”。
马克思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指出古代亚洲土地制度的一大特点是“亚细亚的公有制”，印度公社与俄国村社最具这种原始“公有”特色。从对中国庄园制度的研究可以知道，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曾经有过，但仅存于战国之前，此后中国即由原始公有制转向封建私有制。这一点与印度、俄国不同，而与欧洲及日本趋同。在开展生产方式讨论时，国内外学者概把中印俄并列，说成典型亚细亚社会，且把中国说成是三个国家中最典型的亚细亚国家，这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结论似乎正相反，这三国之中，中国乃最不不具备“典型亚细亚”特征。
再来看欧洲土地制度演化的情况。和亚洲一样，欧洲也经历过原始公有制的时期，日耳曼民族就曾经有过马尔克公社时代，问题是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欧洲没有在这个历史的驿站驻留过久，没有出现“亚细亚的停滞”，其地权制度迅速演化为庄园制的私有制。同时期欧洲也有小农自耕制，其实是庄园制与小农制并列，但庄园制的比例更大一些。所以，欧洲封建地权制的突出的特点就是庄园制，庄园制代表了欧洲的封建制。
近代以后，欧洲庄园制的废弛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城市及其经济政策与庄园之间充满了对立，佃农承担的强制劳役和地租，对农村人口的购买力设下了限制。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对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有着切身利益，而庄园制却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成为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资本家阶级想把他们取得的财富投资在土地上，在土地上开设工厂和市场，这就非得把土地和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韦伯的上述议论说明欧洲庄园制因与历史发展的严重冲突而消失。
庄园在中国的境遇的与欧洲有所不同。如果说，欧洲庄园在资本力量的压迫下走向消亡，那么中国庄园受到的压力，乃来自在国家的力量。中国历史上凡历时较长，高度繁荣的朝代，都是大一统帝国。地理上连成一片，政治上高度统一，文化上举国一律，是封建大帝国赖以延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帝国原则”。然而，从东汉到魏晋的庄园制度，却严重违背与触犯了上述“帝国原则”。只要中国还作为“帝国”存在下去，庄园就不是一种常规的制度性存在，而属历史的另类与例外。帝国需要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这个结构的顶端是皇帝与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僚体制，底端是广大农民。
所谓高度集权就是一统到底，实现皇帝对农民的直接的通畅无阻的高压统治，任何“中间层”的出现都会阻隔皇帝对农民的直接统治，破坏帝国的组织架构与运行规则。庄园具有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性，农民对于庄园具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此政治经济上“中间层”的出现当然成为中央政权的莫大忌讳。为维护皇朝秩序，对于庄园打击就成为每个新皇朝建立后的当务之急。随着中国封建帝国制度成熟与发展，庄园总是受到国家的忌讳与抑制。
秦始皇初并天下六国，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天下豪富20 万户迁到咸阳去。到了汉初，皇帝又下令江将齐楚昭、屈、景、怀、田五个大姓迁到关中。汉武帝施行告缗法，没收商贾“奴婢以下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目的在于“邑里无营业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此后王安石变法，目标也是打击富豪大户。
朱元璋沿用旧法，逼迁江南富民到到安徽、河南等地。如王仁宇说，朝廷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案犯的家产并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以便时时看管，并加之服役的义务，目的是不让他们的家产无限地扩大，务使中国长久成为一个以普通地主、佃农与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
需要解释的是，国家对于庄园及土地兼并的抑制最终是无效的。自然，每当新王朝建立之初，新生的王者可以走在由农民战争廓清的道路上，借风引势，大刀阔斧，有所作为，抑制兼并，而且成效卓著。然而，事过境迁，当政权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王权不再威严，国家不再强大，兼并又死灰复燃，庄园又乘势而起。这就回答为什么抑制兼并而有起色的，无非秦皇汉武、朱元璋一类开国元祖或强势皇帝，也说明为什么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打击豪强的改革举措连连失败。事实是，世界上真正可以扫除庄园制度的是资本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力量中国不具备。中国唯一可以给予庄园经济与土地兼并沉重打击的是农民战争。可以找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动周期，每当土地兼并极限发展，地主庄园高度膨胀，农民战争也就不期而至。然而，农民战争在冲击庄园与打击土地兼并的的同时，也同时铲除了中国仅有的一点资本发展的萌芽，最后使中国陷落在历史的大循环中，难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结语：
总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种形态的庄园制，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两类庄园都源自于土地兼并，但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中国庄园制的历史存在说明，中国地权形态与印度、俄国不同，而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近似。在中国，土地兼并与庄园被看作历史的负面元素，总受到来自农民战争与王朝力量两方面的压抑，然而总是衰而复兴，周而复始。事实是，封建庄园的消亡与土地兼并的社会性危害的克服，乃有待于现代型土地市场的建立。
1 《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卷一。
2 《全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卷二。
3 《太平广记》卷499《韦宙》引《北梦琐言》。
4 《宋史》卷250《石守信传》
5 《玉壶野史》卷5。
6 《隋书》《列女.郑善果母传》载：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22。
8 《五代会要》卷二五《逃户》。
9 《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一
10 同上。
11 《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
12 《全唐文》卷685，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13 袁燮《絮斋集》卷16，《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君行状告状》。
14 《元丰类稿》卷45，《德清县君周氏墓志铭》。
15 《宋史》卷三○二《吕景初传》。
16 《宋史》卷四七○《朱勔传》。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
18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19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20 《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21 《抱朴子·吴失篇》。
22 张承宗、田泽滨、何荣昌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03页。
23 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78页。
24 《三水小牍》卷上。
25 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0页。
26 《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4上。
27 《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
28 《宋史》卷249《王溥传》。
29 《全唐文》卷676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
30 《佛祖统记》卷22。
31 参见杨际平：《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杨际平：《宋代政府对寺观的土地赋役政策》，《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游彪《宋代佛教寺院田产数量之蠡测》，《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 《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
33 《文苑英华·梁典总论》。
34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35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36 《颜氏家训·治家篇》。
37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38 《嘉定赤城志》，卷37，熊客《劝农诗》。
39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