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词有时候会在语境中彼此通用；有时候，这两个词并肩出现，用以描述一种政体；它们也并非形影不离，人们将它们的外延仔细分开，赋予更特殊的含义。我想说说它们在中西政体间的不同面目。
专制先于极权诞生。如果，将极权指认为极权主义的话，那么，极权在欧洲的现身，只是20世纪的事情。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追溯极权主义到反犹的历史起源上（我对此持保留态度）——也许作为“主义”的极权是这样吧（如果她愿意，也许还可以再往前溯源吧）；而极权政体的出现，的确是20世纪的事情。
作为一种新的政体，极权政体的确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异端。齐格蒙特在《现代化与大屠杀》中指控现代化与大屠杀以及所代表的极权政体的关系。有必要正视这种观点。现代化中所包含的工具理性，为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提供了客观因素。当然，问题很明显，在同样的工具理性中，极权政体为什么是西方政治的异端？因此，以阿伦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才要查找极权主义的起源。
我之所以称之为异端，是因为在欧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权力像极权政体那样，达到对社会如此全面的掌控程度。对于现代化之前的政体，在这里说，有不少是专制政体（无论是神权专制还是君主专制），权力对于社会的控制囿于其自身的统治能力（工具理性），以及历史传统（这一点更为重要），在现实与观念层面上，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动摇了西方文明的观念基础，【我把苏联的极权政体与德、意两国分开来谈】而真正的危机开始于一战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凡尔赛和约并不比战争更正义，甚至比战争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只不过，这种破坏要在不远的未来才能兑现。
德意两国的民主传统无法与英法相比，也可以说，德意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出现要比英法晚，因此，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那道界限划在何处，应该说，英法两国已经相当明确和稳定。而在一战后，尤其是德国，在一种全民精神普遍失落的环境中，追求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而其中的言下之意是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就成为了德国人民普遍的观念诉求。这种观念也许并非明确指向极权政体（应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思想家或一本著作可以为极权政体负上全部的责任），但是，这种渴望强大政府的观念却为极权政体的出现做足了观念准备。
无疑，极权政体是专制政体，也是人类专制制度的最高形式。我想说的是，极权政体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在专制的向度上，首先是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如果说得简便一些，那么：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
苏联的极权政体就与德意不同。这种不同不应该着眼左右的区别，也不能说苏联的极权政体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德意极权政体则是另外的思想资源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极权政体要比德意建立得早。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层面上，苏联的现代化基础都落后于西欧。应该说，俄罗斯的专制传统比西欧更为悠久，它的专制程度也更深。发源于欧洲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深刻影响了西欧发展方向的事件和进程，在俄罗斯的回应最为微弱。
就像上文所举的例子，如果德国人民还隐约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政府，需要人民让渡自身权利——而这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结果。那么，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这种选择根本不存在，权力已经为他们做主了。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人民的权利在革命前后并无太大变化，甚至，在某些层面还在倒退。
难点在于无法比较两种邪恶，奥斯维辛，还是古拉格谁更邪恶？也许只能说，哪个极权政体的时间更长，它制造的人权灾难更多；它的专制也更为酷烈。这样来看，无疑，苏联极权政体胜出。专制的对面是民主，而极权的对面是宪政。德意极权政体在二战后结束，而苏联却成为了极权政体的策源地。从极权到后极权政体的衰变，直至极权政体终结，还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等待的时候，再来看看中国。
中国作为首屈一指的专制重镇，在历史上的辉煌相当漫长，它不仅是亚洲专制制度的领跑者，在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也可谓遥遥领先，顾盼自雄。不像欧洲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当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观念，在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成为启蒙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自史前史时代就缺乏自由传统，权力一直独尊且不断扩展深化的事实，却从来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怀疑与反对（在明朝末期刚刚看到类似的萌芽，却又被一个更为专制的朝廷粉碎了）。哈耶克在最后一部著作《理性的自负》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个体置身的传统更深远的影响了人的生活。如果哈耶克不幸是对的，那么，遗憾地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之一就是专制。【我并不是在歌颂传统，也不是说，因为专制是我们的传统之一，专制就是不可改变的，甚至因此专制才是文化的和应该继承发扬的；我绝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越是认清我们的来历，更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在这个向度上，只有越发细密地剖析历史和传统，才有获得真相的可能。】
如果说极权政体是欧洲近现代的产物，而在此之前，欧洲的专制只有在自身历史中才有比较的意义。而相较于欧洲的专制历史与程度而言，中国的专制时间悠久，而且在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的专制。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将极权主义上溯到柏拉图和他的“理想国”，不论卡尔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思想没有脱离当时的雅典政治制度背景，即使，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政体持批评态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是不能被理论抹杀的事实。我愿意举《周官》与《理想国》做一对比：我不认《周官》比《理想国》的极权主义味道薄弱，如果说《理想国》是一种乌托邦——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一种理想；那么，《周官》所代表的周朝政治制度，不会是完全虚构（虽然，在操作层面上，《周官》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就这一点而言，我又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是否低估了周王朝的统治能力？如果是，那么只能说明，我低估了周朝的专制能量。】但是，无论《周官》做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抑或是汉初，这种制度想象（如果说《周官》完全是虚构的话）岂不是更代表了一种极权主义的观念吗？）。那么，按照波普的观点，如果《理想国》是极权主义的象征，那么，周朝的制度本身，岂不就是极权政体的雏形了吗？
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极权主义统治的六个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以及中央组织与控制整个经济，并指出只有同时具有这六个特征，才可以用“极权主义统治”一词来指陈。（《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可以看到，在这个对极权主义的定义里，极权政体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前现代政体无法进入极权政体的视野。但是，如果从专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西周为代表）以及帝制专制（从东周直到清王朝），在专制的向度上并不亚于现代的极权政体。即使，没有政党（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周厉王时，也使用过卫巫，这算不算是一种秘密警察呢？而明朝的特务机构则到达了历史的顶峰）、大众传媒和现代人身与心理控制技术，朝廷的统治依然延伸到民间的毛细空间。最近读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对之前我在《帝国的迷思》一文中的一些立场和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改正。我在《帝》一文中所持“国权不下县”，以及朝廷对社会财富的汲取能力薄弱等观点，并非帝制时代的真实图景；现在我认为，之前低估了帝制政体对全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支配能力，而这让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帝制时代我们就有了一种前现代的极权政体，或可称为“中华帝国”，不在于如何命名它，而是强调它的极权一面，而这种极权又与西方对极权政体的定义有着前现代和现代上的差别。
这种前现代极权政体，有别于西方的极权政体的地方在于，西方的极权政体还多少体现出一些观念的痕迹。比如纳粹德国是对雅利安种族纯洁的狂想，苏联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憧憬，意大利法西斯也有对昔日罗马帝国的跨时空怀念……且无论这些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整合民众的作用，至少，这些提法本身，也成为了对极权政体其存在目的的一种解释。而这种对权力的目的的解释，也属于观念的范畴。也就是说，权力必须说明建立一种政体，是为了做什么，而这也是权力合法性的一部分。而“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对自身目的的解释。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帝制不是依靠观念建立和运作的，它仅仅是一种制度。”（请见拙文《观念与权力》）之所以权力不解释它的目的，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观念，让权力觉得有必要解释，或者让民众觉得权力有必要解释一下。如果说，前现代极权在自身目的上的解释阙如，而现代极权则至少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解释。我认为还依然是观念有无上的区别。现代极权虽然在专制的向度上比历史极端，但是，它毕竟还继承了观念先于权力的传统，它必须有一个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有多么不现实，甚至反人类），而在这个观念下建立一种极权制度。而“中华帝国”则不然，按照吴思先生提出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血酬定律》）元规则，暴力最强者，或者说权力就是社会最高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建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需要被统治者同意，即使——实际上也是——这个制度是权力为血酬而建立，它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法，也不认为谁会质疑它的合法。除了暴力本身，再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权力的统治。这就是帝制产生的观念，一种专制的观念和文化，而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之一。
在帝制结束之后，所有使权力走向民主制度的努力都失败了，而使权力走向专制的愿望都实现了，而且，最后胜出的是当时可借鉴的最专制的制度——极权政体。我想，这与我们的传统有关系，民主宪政和极权制度都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我们选择了极权制度，是因为在专制的向度上，我们的历史更亲近极权制度，而不是从来就陌生的民主宪政。
毛体制是克隆苏联的极权政体，因此，毛体制是极权制度应该没有疑问。但是，我认为，毛制度体现的并非极权制度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在这个向度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很落后），而是专制的一面。就像我在前文提出的：极权政体是相似的，但极权专制却各有各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就体现在各自的历史传统中。
这里有一个小测试，即：指认毛体制为极权政体，与将毛体制比附为帝制的人群，孰多孰少？我没有调查，但是，我相信后者是多数。这就体现了问题背后的本土意识。极权，甚至后极权理论是西方产物，除了一些学者和思想者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对于更普遍的人群而言，也许更倾向于认为毛体制是另一种帝制统治。虽然，行文至此，我都在试图辨别帝制专制与极权专制的区别，在学理上说，毛体制是极权政体而不是帝制政体，毛本人则是克里斯玛式的党魁而不是奉天承运的皇帝。但是，从专制的角度而言，大多数人的判断相当精准：毛体制是比帝制更为专制的政体，毛本人也比皇帝有着更大的权力。在这以一点上，毛本人也承认“马克思加秦始皇”。换句话说，一味强调极权政体的跨语境定义，就显得有些迂腐。重要在于识别不同政体中，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
毛体制的结束，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若不是毛的肉体死亡，没人可以肯定，毛体制真的会结束），我认为，毛体制的破产并非其专制的一面，恰恰在于毛体制没有尊重极权政体的现代化（工具理性）一面。毛的“人民公社”狂热，以及后来亲手发动的“文革”，实际上在摧毁极权政体的支持基础——工具理性。不能了解晚年的毛怎么看待他一手建立的制度，他说过“乱是乱了敌人”一类的话，也许他想在极端混乱之中涤荡出一种更理想的制度，可喜，时不我待。
邓执政后，首先就是恢复秩序，然后重新开启被毛一再掣肘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改革开放。而对于毛体制的政治遗产，邓几乎本能地继承了专制的一项。这是向传统学习的又一次例证。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毛是一个对传统多么激进反对的权力者，对于传统中的专制主义，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只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标榜不同罢了。
终于到了80年代，至此，中西可以会师了。
苏联在80年代，甚至较早以前，可以说进入了后极权主义。我只想在一个标准上指认后极权主义的诞生，即：极权政体自诩的目的破产。我更乐意说，是作为极权政体的观念的没落，导致极权政体的失败。虽然，不能说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极权政体的观念，但是，这是官方没有否认的权力目的。而当共产主义成为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就已经破产了，而当观念再也不能支撑一个制度的时候，制度就会发生衰变，后极权政体就是极权政体的衰变体。
人类似乎需要一种目的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即使，这种目的是虚无的，也仍然需要这种虚无的目的，为生命寻找意义。乌托邦就是一种虚无的目的，共产主义亦然，虽然虚无，但是，不失为一种目的，也仍然可以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之生、为之死。而一旦这一目的不存在了——无论真实或虚无的目的；人类就立刻表现出生物的本能，只在生存或满足欲望的层面上，维持着人类的面目，而渐渐就会将这种层面上的追求当作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方式。
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破产，不仅使统治者腐败，也腐败着被统治者，前者表现在经济上，后者则是道德与文化的全面滑坡。在这个意义上，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道德上的；与其说他在分析后极权社会中权力的运作，不如说是在揭示后极权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甚至精神状态。而当一个制度只是为了统治而统治——就像后极权社会；那么，距离它的终结已经不远。这种终结甚至不会有革命般的剧烈，因为，每个人都被制度腐败了，已经没有革命者和革命对象的区别。只要大多数人达成共识——这也需要智慧和更重要的勇气；结束一头利维坦，也可以波澜不惊。这就是苏联的终结。
而异数却在我们这里。
1989年后，一些流亡海外的人士乐观地估计，体制最长在五年内垮台，尤其在看到苏联的解体后，这一时间被大幅度的缩短。事实有目共睹，一些人客死异乡，体制却巍然屹立，甚至越发强大。这是为什么？我尝试在观念的层面上寻找解答。
无疑，49年后中共政府是苏联极权政体的嫡亲，在制度层面上，显而易见的DNA结构比比皆是。即使在邓执政后，仍旧不能说，经济制度的改革就创造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今天都没有形成），并为党提供充分的合法性，用来渡过1989年的危机；而政治制度的改革又远远落后于经济制度上的。换句话说，1989年，体制并不比毛时代少一些极权政体的特征。为什么中共可以继续执政，苏联却解体了？
苏联的建立，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至少发挥了作用，虽然，在制度建立后，共产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化，但是，共产主义的确发挥了观念的作用。而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在制度建设上照搬了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却唯独没有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按照我的观点：观念先于权力。
而在新政权建立的时刻，观念再次缺席。哪怕像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个虚无的观念，它依然在中共制度建设上缺席。它非但不是中共与民众的共识，甚至在中共内部，别说观念共识，恐怕对其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多。我认为中共的执政，与帝制时代在战争中胜出的军事集团掌权，有着传统上的相似。同样是暴力而非观念，决定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确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新政权中，只有作为意识形态（我这里突出它的谎言功能）的共产主义，而没有作为观念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的共产主义观念破产后，制度的合法性就面临极大的威胁。而对于中共而言，共产主义的观念危机并不存在，这里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而传统上，意识形态只是权力运行的手段之一，意识形态的失效，不代表权力的失效。传统上，权力赋予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中共赋予共产主义合法性，而非共产主义赋予中共合法性。因此，共产主义观念危机，对于中共而言，只是意识形态危机。只要权力还在握，确切地说，只要暴力在握，中共政权就不会像苏联一样解体。
历史上可以寻找相同的例子。甲午战争后，儒家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大幅削弱，但是，丝毫不影响清政府掌握权力。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可以润滑权力的运行，但是，即使没有意识形态，权力（暴力）依然可以维持统治——无非成本高一些罢了，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专制政体本身就可以随意转嫁成本。
照此来看，中国的历史传统是权力独尊，而这种权力只有专制的属性。政体为权力服务，可以是帝制，也可以是极权制，但是，专制是因，政体是果。并非极权政体才专制，而是因为要专制，才建立极权政体。只要维持专制，政体是可以改变的。这就是苏联走向解体，而中国走向后极权时代。
按照我自己的划分方法，后极权制度是观念破产后的极权制度，而中共政权在开始时的观念就缺失，观念就不会有破产一说，因此，称之为“后极权制度”并不确切。我愿意从专制的角度为之命名，我认为中共制度应该是“党专制制度”（相承封建君主专制、帝制专制的划分法），如果将毛体制视为党专制的本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那么今天的体制应该称为“后党专制制度”或“新党专制制度”类似于西语的post-或neo-的前缀，而无论如何命名，区别于党专制本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简单说说目前正在经历的体制，依然还是从观念的角度上。继承自党专制本体的后党专制，依然是观念的缺席。这就意味着，权力不会自证合法，也不会宣示自己的目的。过去十年，成本越发高昂的“维稳”，正是意识形态失效后，暴力统治的直接接管。若没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加盟，继续“维稳”的方式，只能将统治成本越提越高；而目前以及未来，不可能出现一种意识形态发挥这样的功能。这也是历史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只相信权力。既然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那么，被统治者依然被拒绝在政治参与之外，虽然，人们在个人权利上，较之毛时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必然张力，最后，一定要在政治，具体地说，在制度层面寻求解决的方案。目前，各种力量维持着一种全局的稳定，而在稳定中酝酿着变数。变化一定会发生，因为专制本身，才是变数的原因。它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它只能向自身的对立面转变。
最后想说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极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专制还在与时俱进，专制的结束，必然是民主的实现，而在民主到来之前，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才是认识专制的开始，而这同样也是走向民主的开始。
写于2013年5月8日 夜 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