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描写人物的杰作，不仅把所有人写得活灵活现，而且把所有物写得有声有色。所写之物，最为成功的非金银莫属，尽管杨志的祖传宝刀也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只出现在某个一回里，且不具典型意义。倒是金银时常穿插在小说之中，与各种人和事发生联系，能给后人带来诸多感悟和启迪。
金银，在古代可以直接充当货币，也可以叫钱，其功用在于市场交换。一般来说，老百姓花钱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用于柴米油盐。但是，《水浒》中的金银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于市场交换之外的领域，其效用是货币职能的变异。通观全书，金银的变异效用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型。
一类为仕途献金。这个仕途献金，是笔者自造的词语，类似于当代的政治献金，特指涉及到个人仕途所使用的钱财。
杨志因为失陷“花石纲”丢了乌纱帽，为了官复原职，他筹集一担金银财宝，央人去枢密院打点，果然得到重新起用的文书；由于高俅从中作梗，杨志终究未能赴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一担金银未发挥作用，能得到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认可就很不简单，问题是杨志未曾用金银打点顶头上司高俅，才导致功败垂成。北京大名府最高长官梁中书，将折合十万贯的金珠宝贝作为“生辰纲”送给当朝宰相蔡京，表面上看是生日礼物，实质上是仕途献金。
一类为天平筹码。这是一种比喻，比喻当事人遇到官司时拿金银作筹码，使法律的天平向有利于自己方面倾斜。
梁中书、张孔目因为得到李固的金银贿赂，就不分青红皂白以谋反罪拘捕卢俊义。李固为了侵占卢俊义家产和妻子，欲置卢俊义于死地，向看牢的蔡福行贿，经过讨价还价，蔡福收下500两黄金，就答应把卢做了；而柴进随后找到蔡福，送上1000两黄金，蔡福便答应打点，保全卢俊义的性命。
一类为人情联络。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但是这个人情社会并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靠钱物来维系，在小说《水浒》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干脆管钱物或礼物叫人情。
宋江在这方面非常老练，他善于在适当的时候给适当的对象赠送银两，往往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宋江投奔柴进庄园之时，武松已在那里客居了一年多；两人相识之后，宋江每日陪武松喝酒聊天，武松离别庄园的时候，宋江特地在小酒店设宴饯行，还送给武松十两银子，两人由此成为铁哥们。宋江在江州遇见小牢子李逵的时候，李逵正好赌博输了钱，没有银子赎回本钱，宋江便送他十两银子，李逵因此敬佩宋江仗义疏财，心甘情愿做他的马仔。
西门庆也很懂人情世故，当他看上潘金莲以后，就想从王婆身上寻找突破口。西门庆平日在王婆茶馆消费总是记账，可是为了让王婆牵线，那一次他不仅当场支付了一两银子，而且承诺再送十两银子与王婆。西门庆到底是生意人，十两银子并不一次性付清，而是先送出五两。王婆得了五两银子的人情，就立即行动起来，安排潘金莲与西门庆见面，促成两人勾搭成奸。
一类为酬谢犒赏。这一类，主要用于答谢与奖赏，小说中多次出现此类情况。晁盖等人抢劫了“生辰纲”，官府派何观察下来侦查，宋江及时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得以逃脱；晁盖为了答谢宋江的恩情，特地派刘唐送去感谢信和一百两黄金。晁盖被林冲推为梁山泊寨主，当即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赏赐从小头目和众多小喽罗。毫无疑问，晁盖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笼络了人心，又提高了威信。
宋江做了山寨之主，更善于利用金银财宝酬谢犒赏。在接受朝廷招安的时候，宋江亲自捧一盘金珠送给宿太尉，以感谢他在成全招安大计；尽管宿太尉再三推辞，最终还是笑纳了。与此同时，宋江安排一次大规模大幅度的奖赏，给山寨所有头目和小喽罗分发金银，并通告周边百姓来梁山做买卖；一时间，梁山泊变成了集贸市场，四方百姓纷纷过来赶集，山寨人员大把大把地花钱，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抢购风暴。
一类为扶困捐助。顾名思义，就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予资助，往往是无偿的。这类情况，在小说里也曾出现过。柴进财大气粗，仗义疏财，出手大方，若论所捐助的对象和银两数谁最多，肯定非他莫属。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鲁智深。在酒楼里，鲁智深得知金翠莲及其父亲受到郑屠夫欺凌，便为父女打抱不平，在教训郑屠夫之前，他为父女考虑后路，资助银两作盘缠。由于未曾多带银两，鲁智深从身边摸出五两银子，便向史进和李忠筹借，史进当即从包裹里取出十两银子，并说不用还，李忠摸出二两银子，鲁智深觉得他不爽快，便把银子丢还给他。鲁智深把十五两银子给了金老头，使父女摆脱困境，无疑是扶困捐助的义举。
阅读《水浒》，不难看出金银几乎无处不用，也几乎无往而不胜。金银，果真是好东西。尽管它不能开口说话，却是无声胜有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它出面就能摆平。很明显，除了扶困捐助之外，金银的变异效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
漠视国家法律。如果人们过度迷信或依赖金银，一切凭钱来说话，一切凭钱去摆平。那么，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都没有把法律当一回事。官吏很少依法办事，不能公正执法，更多的是贪赃枉法，所以旧时有民谣：“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民众遇到官司，也很少想到通过法律讨回公道，更多的是依靠出钱打点。《水浒传》写了很多涉及到官司的事件，几乎没有哪一件得到公正的判决。大宋的法律似乎形同虚设，无论是好人或坏人，只要是遇到官司问题，没有哪个指望诉诸法律妥善解决。执法者很少秉公执法或依法办事，更多的是贪赃枉法或徇私舞弊；而当事人也很少通过法律维护权益，更多的是以金银作筹码，借助金银的力量把事情摆平。
毒化社会风气。当金钱可以超越法律或规则的时候，必将导致贿赂公行，毒化和败坏社会风气，丧失公平正义。社会风气一旦被毒化，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一些不合理的陋习成为合理的存在。如牢城营大小头目收受或索要囚犯的银两，并认为那是他们应得的“常例钱”；对于不太好的东西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就是社会风气使然。在小说中，凡是与官司沾上边都要花钱，哪怕是发配到牢城营吃也要银子打点。凡是新进的囚犯，为了免遭一百杀威棒的毒打，都必须向管营、差拨送去“常例钱”五两银子。林冲刚进牢城营的时候，尚未送出“常例钱”，差拨便将他骂得狗血淋头，一旦得到“常例钱”，差拨马上变得和颜悦色，甚至为林冲喊冤叫屈。宋江到了江州牢城营，出手十分大方，加倍地打点管营和差拨，所以他在牢里受到特殊优待。
扭曲人的心灵。金钱有神奇的魔力，既能给人带来诸多好处，也能使侵蚀和扭曲人性。俗话说，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软。王婆因为拿了西门庆的银子，不惜破坏武大郎的婚姻，甚至献计谋害他的性命；这个银子，扭曲了王婆的心灵，使她丧失做人的良心。宋江仗义疏财，以有限的金钱换来了巨大的名声，赢得不少江湖好汉的盲目崇拜和追随，使他们迷失自我，甚至不问是非，一味地盲从。
尽管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与蔡京存在亲缘关系，但是在讲究利益关系的官场，他想要保全官位或继续升迁，也得贿赂自己的老丈人，毕竟“爹亲娘亲不如钱亲”。在官位由上司授予的宋代，官员若要官运亨通，就得不断向上奉献钱财。为了仕途得意，很多官员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孝敬上司。
形成文化积淀。在一个不守规则或不讲法治的社会，人们倾向于以权力或金钱摆平一切。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于是人们在思想意识里便以为金钱无所不能，在行为方式上便习惯金钱无所不用，办事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用金钱说话，以致金钱演变为水浒人物所说的“人情”，认为赠送与接受金银贿赂都是人之常情。这样的文化积淀，深深地影响或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旧时官场就一直盛行送礼的习俗。所谓“送礼”，实质上就是用金银或货物贿赂上司。秦汉以降，乃至唐宋时期，官场上都很讲究“送礼”。有清一代，“送礼”的名目非常繁多，看上去十分“风雅”。夏天炎热，下级官员送钱物，孝敬上司防暑降温，叫做冰敬；冬天寒冷，下级官员送钱物，孝敬上司防寒保暖，叫做炭敬；逢年过节，给上司送钱物，叫做年敬和节敬；遇到上司家里有喜庆（生日、嫁娶或生孩子），给上司送礼物，叫喜敬；给上司男女家眷送钱物，叫做文敬或妆敬；外地官员进京述职请训，见面也好，离别也好，向上司送钱物，美其名曰门敬或别敬。这个敬，那个敬，说白了，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终究靠搜刮老百姓埋单。
金银的确是好东西，可以给人带来诸多的好处和便利。但是，看到在《水浒传》中金银的变异性功能大显神通，却不免令人困惑、忧虑。当金银可为“万金油”或“润滑剂”的时候，人们便偏好依“人情”与潜规则行事，对于公开的游戏规则，采取功利主义态度，有利于自己的就遵守，不利于自己的就不遵守。或许，这也是中国社会难以形成法治的重要因素。
看来，金银也是一把双韧剑，既要正确对待它，更要合理使用它。
——本文原载2012年第11期《群言》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