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惯地棍”陆名扬

      嘉庆十四年（1809年）夏天，归安县境内多日不雨。正午时分，烈日当头照射，无比闷热。在十八区射村，村民陆名扬独坐大树下，一边乘荫纳凉，一边沉思默想。射村，据说是后羿射日的地方。数千年来这个故事在村里世代流传，所以村民对日（太阳）皆有独特的认知与体验。陆名扬一手搭在额头上，抬眼望了望烈日，心里不禁感叹：一个太阳尚且如此厉害，让人酷热难耐。十个太阳都在，人怎能活得下来？幸好后羿射落了九个！

在陆名扬看来，天上现有一个太阳，无论它怎么灼热，都不会晒死人。不过，老天爷若是久旱不雨，老百姓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弄不好会饿死人。老天爷真是不可琢磨，去年夏天淫雨绵绵，五月至六月连旬大雨，稻田欠收，桑蚕受损。可是，官府一如既往足额征收赋税，没有减免一点。今年的旱灾也将影响收成，官府若不酌情减免赋税，很多村民恐怕要背井离乡乞讨活命。陆名扬自知，自己并非大英雄后羿，无法做出惊天动地的射日大事，但是他愿竭尽所能，为村民做些好事。

一

     七月流火，夏去秋来，天气转凉。秋风送爽，对于射村人来说，只是身体凉爽，而心里并不爽快，因为今年干旱与去年淫雨一样减损了农桑收成。时逢初冬，寒风萧瑟，大地寂静肃然。一如既往，一名县衙书吏带着四五个衙役来到射村，向村民征收漕粮。漕粮是以粳米形式征收的一种实物税，主要在山东、河南、湖广和江浙等地征收。在海运出现之前，它是通过大运河漕运到京城。漕粮通常以实物征收，也可以银子代替。

     百姓纳粮，天经地义。可是，这次村民纳粮很不积极，大都以拖欠应对。他们并非不愿交纳，而是各家余粮有限，要是足额上交了，往后就得饿肚子。面对村民拒不合作，书吏决定祭出“杖责”的法宝。所谓“杖责”，就是用棍棒责罚。书吏叫衙役把一个彪形大汉绑起来，召集男女老幼围观，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杖责”，借杀鸡给猴看的威慑力，迫使大家主动纳粮。这个法宝，书吏多年来屡试不爽，总能收到奇效。

     可是，当书吏发出棒打口令之后，有一个人突然从人群中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能打”，并伸手拦住衙役的棍棒。村民们定睛一看，发现出面阻拦者为陆名扬。对，他就是“名阿爹”。

“名阿爹”，是射村人对陆名扬的尊称，尽管他还不到四十岁，却在村里深得人望，威信超过族长。当初父亲为他起名叫名扬，原本指望他名扬天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陆父深知，平民子弟想要扬名立万，必须读书并取得科举功名。为此，他省吃俭用，让陆名扬年幼时就入私塾破蒙。遗憾的是，陆名扬读了三年私塾，父亲就不幸病逝，他不得不辍学，与寡母相依为命；后来母亲改嫁到吴家荡，陆名扬一度改姓吴，继父去世后，他与母亲一起回归射村。陆名扬勤劳能干，除了农桑，还会多门手艺，做人也很地道。有一年，后羿神庙坍塌了，村民们筹集钱物重修，大家推举陆名扬牵头负责。他精打细算，不乱花一分一厘，神庙修整完好，他没占一点便宜，其公道正派获得广泛好评。此后，村里重大事项都请他谋划，邻里之间发生纠纷也请他调解。《归安县志》记载：“有小事争讼，为之排解，无弗服。久之，大事亦争讼其门。”

书吏十分恼怒，厉声呵斥：“你是何人？”陆名扬回答：“本村草民陆名扬。”书吏质问：“我等代官府施行杖责，你何故阻挠？”陆名扬回答：“老百姓好歹也是人，不能随意杖责。之所以拖欠漕粮，都是情有可原的。”书吏语气傲慢：“老百姓缴粮纳税乃天经地义，哪个拖欠了，官府就有权杖责。你再与我强词夺理，我就叫衙役杖责你！”陆名扬神态自若：“即便你杖责我，今天收不了一粒漕粮。”书吏阴阳怪气地说：“好，好，今天就让你尝尝杖责滋味。”

书吏一声令下，几个衙役就动手捆绑陆名扬。这时候，愤怒的村民纷纷围过来，对衙役进行反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书吏见势不妙，高声恐吓道：“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不但抗粮，还要造反？难道不怕官兵剿灭？”抗粮造反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陆名扬劝止了村民，和颜悦色地对书吏说：“草民无意抗粮，也无意冒犯官差。恳请书吏先生带我去见知县老爷，我有办法让所有农户纳粮。”书吏冷笑道：“好吧，我就成全你见知县，看你有多大能耐。”

于是，在书吏、衙役押送下，陆名扬来到了县城。书吏将陆名扬寄留驿馆，并告诉他说知县不会轻易接见草民，除非征得他同意。的确，知县虽为七品芝麻官，但较之平民百姓，却是高高在上的“土皇帝”；若不沾亲带故，平民百姓难以与知县见面。如果告状打官司，百姓倒是能见到知县的。然而，一个居高临下审视，一个双膝跪下仰视，似乎算不上“见面”。陆名扬在驿馆待了一宿，没想到书吏翌日传话，知县老爷同意接见。

时任归安知县叫贾超，山西凤台人，举人出身，嘉庆十二年（1807年）到任。明清时期，进士出身的外放做县令叫“老虎班”。贾超只是举人出身，不像“老虎班”那么心高气傲，为人处事较为低调。当然，贾超之所以愿接见陆名扬，并非出于礼贤下士，而是因为近日各路官差反馈征收非常艰难，即使用“杖责”也收效甚微。闻知有人有办法让农户纳粮，贾超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不妨见其人听其言。

贾超升堂办完公事，就在书房接见陆名扬。贾超摆出县官架子，说话慢条斯理。陆名扬不卑不亢，与贾超相对而坐，平和平视。寒喧几句，彼此没增添好感，也没增添恶意，就直接进入主题。或许，这是大清官民之间第一次对话。

贾知县：“听说你有办法让农户纳粮？”

陆名扬：“是的。”

贾知县：“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陆名扬：“把各户纳粮数额打八折，保证大家都会缴纳。”

贾知县：“什么？八折？……不行，皇粮国税，不能打折。”

陆名扬：“皇粮国税是不能打折。可是，朝廷要征收皇粮是多少？康熙帝说过永不加赋，到下面又浮收多少？”

贾知县：“八折少了，九折如何？”

陆名扬：“八折够了。多年来，浮收比应收多得多，这一点贾大人心知肚明。自东晋以来，我们这里就称作善地，山青水秀，物产丰富。可是，风调雨顺之年，农家也只能勉强糊口；若是遇到旱涝，就得闹饥荒。农家日子难过，还不是官家苛捐杂税多？”

贾知县：“我知道你们农家不容易。你们农家也要体量官家困难，我一个知县一年只有几百两银子，却要管很多事情。所有师爷、长随、书吏、衙役都为官家办事，朝廷都不给奉禄，只能靠浮收杂费过日子。这样，咱们往中间走一走，打九折吧！”

  陆名扬：“贾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您就多体恤百姓吧。去年水涝歉收，没有减免一粒漕粮，已经让农家够呛。今年还要九折征收，将会逼人走投无路。”

贾知县：“不要得寸进尺。就是不折不扣征收，你们又奈何得了官家？”

陆名扬：“贾大人，恕我直言，要是弄到官逼民反地步，不说您掉脑袋，至少丢乌纱帽。”

一言惊醒贾知县。他沉思默想，反复权衡，最终答应陆名扬的请求，决定以八折标准征收。

二

      陆名扬离去之后，引荐他的书吏走进贾超书房，探问情况，贾超如实相告。书吏感到惊讶，说八折实在低了，这样打折征收，那么多靠浮收过活的人就不好过。贾超反问，不打折，能颗粒归仓么？书吏回答，不能，不能，现在征收实在太难。贾超说，既然如此，不如八折征收；上缴朝廷的确保，少收二成的内部消化，按人头酌减，包括本县在内。无论哪个，要是嫌收入下降，就请他另谋高就。

      书吏赞同贾超的意见，不过他提醒说，如此这般，老百姓自然喜欢，但吃衙门饭的人肯定不高兴；有道是众怒难犯，只怕他们迁怒于大人。贾超一脸无辜地说，天不能降钱粮，我不能造钱粮，如之奈何？书吏灵机一动：大人，我有好办法，县衙出告示——奉旨八折收漕。这样，别人就不会怪罪大人。贾超点头赞许，心想这到底是心腹，能为我着想。

  贾超与县丞、县尉、主簿等属官碰头通气，最终决定八折收漕。于是，县衙制作“奉旨八折收漕”的告示，在全县二十区二百一十二庄张贴。不出所料，老百姓很快做出回应，纳粮积极性大为提高。少数村民观望迟疑，他们担心官府耍花招，先八折征收，后再补足。官差反复解释，“奉旨”就是按皇帝旨意办事，皇帝一言九鼎，岂能言而无信。如此说来，这些村民便打消顾虑，就主动配合，尽量不拖欠。

     率先完成任务的是射村。陆名扬从县衙归来，就将传播“八折收漕”的消息。村民听了，大都半信半疑，有的甚至认为不可能。等到县衙发布了告示，人们才信以为真。与此同时，陆名扬跟大家沟通，叫他们尽快按新标准缴纳，既然官家网开一面，百姓也得体量官家。如果家里比较困难，可以找亲友资助，或者由他担保去钱庄借贷。村民还算通情达理，有生以来第一遇到官家减轻赋税，心里感恩戴德，所以宁肯借高利贷，也不愿拖欠一粒粮。

这一年，整个湖州府乃至浙江省数归安县第一个完成上解漕粮任务，省府两级衙门都给予好评。但是，归安县衙上下没有哪个为此高兴。原因不言自明，所有为县衙当差的人利益均受损。漕粮征收时通常含有一系列附加费：为了弥补贮运过程中的损耗，每担粮食都要按一定比例多收一部分（叫做“耗米”）；此外，农户还要负担用于粮食运输、官仓修缮及其他用度的附加费。上缴朝廷的漕粮是固定的，而附加费是弹性的，并且操纵于地方官吏之手。清代有人测算，农户完成一担漕粮的税负，实际上要缴纳2．5或2．6担粮食。换句话说，实际税负是法定税负的250%左右。除去贮运损耗、运输和管理费用，大部分附加费都进入官僚及官差的腰包。那时候，一个县只有知县一个主官，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一个人神通再大，也管不了那么多。所以，知县会雇用大量人员协助自己。通常，一个县官要聘请若干名幕友（俗称师爷）做参谋与助力，聘用十至二十名长随充当耳目办理杂事，聘用“六房书吏”处理政务。所谓“六房”，就是对应朝廷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房书吏”少则数百，多达上千。此外，还有数千衙役为衙门当差。幕友、长随、书吏和衙吏都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亦即没有法定薪水，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征收钱粮或杂税过程增加额外费用，或办事时敲诈勒索。

如今，贾超以“八折收漕”，直接动了这些人的奶酪，他们肯定不高兴，甚至对贾超心生怨恨。这些人尽管不满，但不敢表露；哪怕收入锐减，也不愿离开。他们已然习惯为衙门当差，尤其是那些欣赏过陶渊明的书吏，早就没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慨。贾超本人也不高兴，对于他来说不仅少了收入，而且积了怨恨。他想，今年是不得已而为之，来年还是照常收漕，绝不打折扣。

转眼过去一年，又到了收漕的时节。官差尚未全面出去，陆名扬便不请自来，直接拜见知县贾超。出于礼貌，贾超还是同意接见，两人在书房又展开了对话。陆名扬问今年漕粮如何征收，贾超说还是像往年一样；陆名扬问是不是像去年一样？贾超摇头否定，说是像去年以前一样。陆名扬劝谏贾超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贾超冷笑，这好人再做下去，不但要把同僚下属都得罪，还会触怒上司与周边县官。陆名扬说，归安老百姓会感激大人的。贾超叹道，老百姓管啥用，我这乌纱帽又不是他们给的。陆名扬好言相劝，建议今年仍按“八折收漕”。贾超态度强硬，执意不让步。

眼看没有商量余地，陆名扬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卷，把它展开对贾超说，这是县衙去年发布的告示，“八折收漕”是圣上和朝廷的旨意。贾超坦言，这不是圣上旨意，乃县衙权宜之计。陆名扬正色道，这么说县衙假传圣旨，欺君罔上，糊弄百姓。贾超一怔，浑身冒冷汗，没想到书吏的好主意竟是馊主意，授人以把柄。两人对视许久，贾超破颜一笑，颇和气地说，名扬兄，我出一千两银子，把这告示买下来，你别节外生枝。陆名扬笑道，大人就是给一万也不卖，我只要“八折收漕”。贾超意识到陆名扬难缠，贿赂不成，只好妥协，干脆允诺 “八折收漕”，直到他离任为止。

嘉庆十六年（1811年）九月，一场风雨过后，归安县衙内外落叶遍地。隔日放晴，鸟儿站枝头，啾啾鸣唱。在县衙各理事房，官差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似乎是惯例，大凡知县更换之际，免不了品头论足，评判离任知县功过是非，展望新任知县如何作为。贾超在归安做了四年知县，即将调任北方某地做通判。通判是知府的副官，在级别上高于知县，由知县到通判算是提拔了。贾超主持期间，完成缴纳税负任务及时，断案也公道，得到提拔合乎情理。

贾超离开县衙之日，所有属官、书吏和一些衙役都出来送行，与他话别。一切都是客套，别看他们表面上依依不舍，其实像送瘟神似的，巴不得你尽快离去。贾超心知肚明，这两年亏待了他们，他们倒没有为难自己，值得庆幸。幕友、长随，都是贾超亲自聘请的，将伴随他一起离去，所以不在欢送人群之中。辞行完毕，贾超登上了马车，正要扬长而去，只见一大拨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

这一大拨人也是为贾超送行。他们系本县乡民与士绅，为了向贾超致敬并颂扬其德政，特地赠送一把“万民伞”。 在清代，地方官离任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以送“万民伞”的方式表示敬意与挽留，意思是这个父母官，像伞一样遮蔽着一方老百姓。通常，“送伞”只是官民联合做秀而已。也就是说，为了顾全脸面，离任官员本人或同僚会授意民众，走一走过场。贾超调离，县衙上下无不暗喜，没有人为了照顾其脸面而授意。但是，陆名扬听到消息，首先想到要给贾超“送伞”。这个想法经他说出，得到士绅与乡民的积极响应，于是一把“万民伞”很快制成。伞上缀了很多写有赠送者姓名的小绸条，还有一些商贾士绅捐赠了银两。

当陆名扬代表众人赠送“万民伞”及银票赠的时候，贾超一概拒绝。在陆名扬的劝说下，他才答应收下“万民伞”，并面有愧色地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贾超没有说谎，他知道自己的德政只是“八折收漕”，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为百姓着想。在陆名扬看来，贾超在“收漕”上做出让步，确实给百姓带来实惠；较之某些横征暴敛而又心安理得接受“万民伞”的县官，贾超算是难得的好官。

贾超走了。此后，他再没有踏上归安的土地，只是在《县志》上留下十几个字的痕迹：“贾超，山西凤台人，举人，嘉庆十二年任（归安知县）。”

不日，新知县陈三立走马上任。他是顺天大兴人，进士出身，从长兴平调到归安。初来乍到，陈三立就必须面对“收漕”问题。属官和书吏大都建议，废除“八折收糟”，恢复以往惯例。归安实行“八折收漕”已有两年，在外界影响颇大。长兴与归安同属湖州府，如果没有调任的话，陈三立也打算今年在长兴“八折收漕”，倒不是他要借鉴归安的经验，而是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如今到了归安，到底怎么办，陈三立不敢贸然拍板。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陆名扬来县衙求见。对于陆名扬，陈三立有所耳闻，故而同意接见。两人也是在书房交谈。陆名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讲明厉害关系。陈三立心领神会，既然前任做好人，后任又何必做恶人？不如做顺水人情，继续沿用前任做法。

陈三立在归安一干就是九年，加上长兴的任期，总共做了十多年知县。为此，陈三立时常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归安先后有三个知县。年初陈三立调离，姚大谦继任，半年后姚大谦转任乌程，王寿榕署理归安知县。

三

王寿榕以贡生入仕，此前在北方某地做知县，因“剿匪”有功而提拔为通判。但没有哪个府通判出缺，吏部便调他到归安署理知县。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属于高职低配，王寿榕对此并不满意。其实，吏部待王寿榕不薄，毕竟归安比他之前任职的那个县要富裕得多。王寿榕主政北方某县期间，连年遭受干旱与蝗灾，但他毫不减免百姓税负，以致民不聊生，很多人铤而走险去做盗匪。不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盗匪四起是坏事，而有匪可剿则是好事。王寿榕的升迁，就是得益于此。

王寿榕上任伊始，主要通过咨询熟悉基本情况，得知归安十多年来一直“八折收漕”，他感到震惊并决意拨乱反正。农历九月初八，王寿榕召集本县一些书吏、幕友商谈，提出废除“八折收漕”。书吏大都表示赞成，只是担心陆名扬从中作梗。陆名扬何许人也？朝中是否有人？王寿榕厉声发问，书吏们禀告：陆名扬是本县射村人，朝中并没有什么人。此人能说会道，前几任知县都拿他没办法，漕务上由他说了算。王寿榕非常恼火，拍案痛斥：堂堂知县竟让草民牵着鼻子走，真是岂有此理！王某我不信邪，哪怕他有三头六臂，也要把他收拾，决不容许他干预漕务。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也是陆名扬生日。人生易老，陆名扬已显现“阿爹”的面相，头发和胡子皆花白。不过，他性情豁达，精神饱满。老母年近古稀还健在，夫妻相处和谐，女儿嫁了好人家，儿子也成家立业，一家人四世同堂，日子越过越好，虽不能大富大贵，起码衣食无忧，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庆幸与知足。“名阿爹”，如今不仅在村里德高望重，而且在归安县乃至整个湖州府声名远扬。

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陆名扬本想低调度过五十周岁生日，可是亲友硬要为他庆生祝寿，他只好让家人张罗寿宴。这一天，前来祝寿的亲戚朋友特别多。亲戚，不外乎血亲与姻亲。而朋友，则杂七杂八，士绅、商贾、渔民、农夫以及江湖好汉应有尽有，他们多为仰慕陆名扬而与之结交。此外，村里还上演一台戏。这戏，陆名扬其实也不同意演，怕人家以为他太张扬。家族长者说，这戏并不是为他祝寿而演，只是借个名目让大家乐一乐，权当庆贺重阳节。陆名扬觉得言之有理，鉴于遇到自己寿诞，表示演戏费用由他一人承担。

射村有个大戏台，是陆名扬倡导而集资修建的，逢年过节派上用场。自官府减征漕粮之后，老百姓热衷于农桑与其他副业，休养生息数年便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渐渐有了富余。丰衣足食，不愁吃穿，人们就要追求娱乐。那个年代，最影响力的娱乐莫过于看戏。每年正月，过了三天年，社戏就在射村开演，少则三五天，多则至月半。演戏期间，村民会邀请亲友来看戏，周边村民也会闻讯而来，许多人凑在一起分享社戏的乐趣。

社戏开场，锣鼓喧天。台上，演员很快进入角色，说唱动作，有板有眼。台下，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的目不转睛，有的东瞅西瞧。陆名扬也在台下陪客人看戏，忽然家中传话说有一位县衙书吏来访。陆名扬叫客人继续看戏，自己抽身回家。来者正是当年把陆名扬引荐给贾知县的那个书吏，多年的交往使他俩从对手变成朋友。书吏今日来访，并不是陆名扬祝寿，而是通风报信。书吏告诉陆名扬，新任知县决意要收拾他，日后要多加小心。陆名扬坦言：我又没触犯王法，不怕他们收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吏劝诫：陆兄不可大意，这个知县可不好对付，一有风吹草动，最好避一避。陆名扬拱手作揖道，多谢兄台，多谢兄台！

王寿榕拿定主意，必须收拾陆名扬。如何收拾？这是策略，也是机密，不能让外人知晓。王寿榕一边派亲随去射村打探，一边与幕友在书房密谋。打探，似乎没探到什么有用消息，陆名扬近日庆寿诞，有不少狐朋狗友前来祝贺，还演了一天社戏。密谋，取得了初步成果，主要是指认陆名扬为“积惯地棍”，指控他“把持漕务”。积惯地棍，就是劣迹斑斑的地痞恶棍。把持漕务，就是以平民身份操控漕务，迫使官府顺其意愿；仅此一点，就可以就。除此之外，对此，王寿榕还不满意，他想约见高人，听听高人意见。

这个高人叫做王五，是湖州知府的钱谷师爷。湖州府，归安县，乌程县，其治所同城。归安县衙在城东，乌程县衙在城西，湖州府衙在城中，两个县衙与府衙相距只有一里路。那天黄昏，王寿榕换上便装，带着一名亲随，与王五相会在城西一家酒楼。王寿榕与王五一见如故，叙了叙年齿，以本家兄弟相称。王五是绍兴人，在湖州府待了二十余年，知府换来换去，换了谁都用他做师爷，可见其能量颇大。

夜幕降临，灯火摇曳，幽暗朦胧。酒菜上来了，王寿榕与王五推杯送盏，亲随忙于陪酒与斟酒。客套话说完了，王寿榕就切入正题——缉拿陆名扬，恳请王五出些主意。王五混迹官场多年，酒精考验多年，虽有多杯烈酒下肚，脑子还很清楚。对于陆名扬，他早已耳熟能详。对于归安前几任知县做法，王五颇不以为然，只是事不关己，听之任之。眼下，王寿榕问计于己，王五十分欣喜，脸上带着微笑，嘴里吐着酒气，指手画脚道：

“当下距收漕还有一些时日，尚未抓到陆名扬把柄，故难以措词。先帝（嘉庆皇帝）七月驾崩，天下缟素，而陆名扬竟然以寿诞为由演戏。据此，可捏造他借演戏集聚乡众，预约抗粮；县衙依例弹压禁止，陆名扬却纠众抗拒，殴辱官吏。有如此大逆之事，何愁上游不严办？再者，再改名扬为明扬。此明，乃前朝之明。如此一改，触怒今上圣心，则事必成。”

王寿榕会意点头，伸出拇指称赞：“以明易名，实在高明。兄台不愧为高人，小弟由衷钦佩。”

名扬与明扬，发音一样，意义走样。满清入关之后，江浙一带持续多年抵抗，“反清复明”意识深入人心，清廷对江浙很不感冒，倍加防范。雍正皇帝更对浙江另眼相看，斥责“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其地方人士怀有“狼子野心”。为此，雍正皇帝在浙江特设“观风整俗使”，意在查风问俗，稽察奸伪，劝导纠正，使民众归顺朝廷。湖州又是浙江政治敏感地区，康乾时代文字狱频发。明扬，意即张扬大明，这可是明目张胆的谋反，岂不“触怒圣心”！

见识了王五的厉害，王寿榕信心倍增，从衣兜掏出三百两银票，作为请他代写公牍的“润笔”。王五再三推辞，最后还是笑纳了。

四

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某日，一封出自王五手笔的公牍，从归安县衙呈送到湖州知府方士淦案头。方士淦过目游览，发现通篇揭露陆名扬劣迹：“归安射村有地棍吴明扬，素不安分，先于嘉庆十年间听从沈大昌盗砍吴翀等家坟树多次，窝留锯卖，闻拿逃避，事后潜回，改为陆明扬。十六年八月，因雇工沈阿毛偷窃什物，吴明扬逼令自经，即将尸棺烧毁，地保邻佑俱畏不敢言。嗣后，愈肆凶横……”“陆名扬欺制愚民，把持漕务已及十余年之久。其居住之十八区地方附近民人，或赖其包庇，或被其威胁，类多听从指使。”“今年九月禁用鼓乐期内，吴明扬纠约各庄演戏结党，创言新旧钱粮均已豁免，各不准完，如有粮差到地，只管捆缚，有伊做主。”

方士淦此前任湖北德安府同知，由于办理白莲教案有功，于嘉庆二十五年五月获得四品顶戴奖赏，授湖州知府。到湖州时间不长，对陆名扬有所耳闻，具体情况并不了解。阅读归安县衙公牍，一个积惯地棍的形象跃然纸上，年轻气盛的方知府果断做出抉择——法办陆名扬。方士淦雷厉风行，当即指令乌程、德清两个知县协同王寿榕一起行动。

接到指令，乌程、德清两地知县积极配合，迅速组织人马。到了约定的日子，王寿榕与姚大谦各率领一百多官兵差役，从北向南进发；德清知县率领一百多官兵差役，从南向北进发；三支队伍指向归安十八区射村，目的就是围捕陆名扬。归安、乌程两支队伍会合一起，先期抵达十八区。

十八区是水乡，境内湖泊港汊密布。射村一带，更是溪港曲折交错，宛如迷宫，不是久住居民，找不着北。靠近射村地段，探子跑到王寿榕跟前密报，说陆名扬做了防备，其江湖好友自水陆两路向射村集结，村里及周边民众都备有标枪或弓箭，可随时出击。王寿榕顿时一怔，想到自己不识水性，心里开始打鼓。他与姚大谦合计，觉得形势不妙，还是撤退为好。王寿榕、姚大谦率领二支队伍原路返回。稍后，德清知县率领队伍从水路赶来，听说归安、乌程的队伍撤走了，也不敢去射村。他们迂道返回，途经武康县，当地村民误以为官府要抓捕本村人，迅速集合起来，对十余艘官船发动攻击。德清县令、官兵差役纷纷弃船逃跑，船只都被毁坏，所幸只有少数人员负伤，没有一人死亡。

德清县令只身逃到府城，与姚大谦见面，叙说武康的遭遇，仍心有余悸。姚大谦好言宽慰，将他在武康受到的羞辱归咎于陆名扬，说自己和王寿榕也被陆名扬弄得灰头土脸。姚大谦请来王寿榕，两人一起做东设宴，为德清县令压惊。三人商定向上峰禀报，陆名扬“聚众抗捕”、“唆众殴官”，请求府县合力出兵围捕。

官兵撤走之后，陆名扬和众人长吁一口气，绷紧的神经也松了下来。不过，大家认为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官府还会找上门的。所以，大家劝陆名扬找地方躲起来，避一避风头。前来助阵的渔家头领虞阿大叫陆名扬带上家眷，跟他一起隐匿湖上，保证安然无恙。另一位山寨大哥郭在方劝陆名扬一家跟他上山，他负责供养。陆名扬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犯法，不怕官府抓捕，如果隐身躲避，就是畏罪潜逃。无论是福或是祸，该来的总会要来，躲也躲不了。

方士淦接到三位知县联名报告，勃然大怒，决定举府县之力，将陆名扬捉拿归案。这次行动，王寿榕、姚大谦各领原班人马当先锋，方士淦率领二百余官兵衙役压阵跟进，德清知县负责策应。

是日，天空低垂，灰暗，阴冷。方士淦乘坐大船穿越菱湖，转入滨港航行，向十八区挺进。前面乘小船开路的差役，望见岸上有百余户人家，纷纷登陆上岸，闯入民宅抢掠。村民以为强盗来袭，鸣锣警报，快速反应。有的拿起竹篙或棍棒击打，有的拿起马桶将屎尿往差役身上泼。差役满身秽臭，狼狈不堪，慌忙逃回小船。村民奋力追赶，用竹篙敲戳。为避开民追打，差役放弃小船，争相上大船。慌乱之中，很多人挤入水中，或自己爬上来，或被捞上来。后来发现二人没上来，溺死了。

薄暮时分，天色更加昏暗。方士淦在大船上坐立不安，场面混乱，进退两难。王寿榕、姚大谦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溃散，不少船只沿着这条滨港逃窜，后面有渔民、村民从水陆两路追赶、呐喊。原来，陆名扬借防范盗贼的名义在村里做了布防，所有通往村庄的溪港都插入木桩，陆路也设置了障碍。当王寿榕、姚大谦的船队驶向射村的时候，只听见一阵敲锣声，村里民众与江湖好汉迅速出动，向官船投掷瓦块、石头，或用竹竿敲打。王寿榕、姚大谦手足无措，赶紧改坐小船逃遁。两支船队群龙无首，化整为零，自寻逃路。看见知府的大船，这些溃逃的官差心有慰藉，拼命往上挤。

大船自顾不暇，终因人数过多，无奈翻沉。方士淦落入水中，幸好有士兵救护，性命无忧。官船的旗帜被水吞没，岸上民众还在一个劲叫喊——“打强盗，打强盗！”方士淦爬上岸，亮出知府身份，声言不是强盗，不会为难百姓。听了方士淦喊话，民众也不为难官家，纷纷散去。方士淦换乘小船，摸黑返回府署。

回到家里，方士淦感觉头重脚轻，浑身时冷时热。因落水引起感冒，令他妒火中烧，更恨陆名扬。第二天，方士淦请来郎中，服了药。又招来师爷王五，命他捉笔操刀，向省宪禀报。王五轻车熟路，以归安上报的公牍为蓝本，进一步添油加醋，又给陆名扬增添不少罪名，尤其是近期：“鸣锣纠众，两次拒捕，戳翻差船，淹毙差役二命，并戳翻该管知府坐船，推溺知府。”

五

  时任浙江省宪（巡抚）陈若霖，接到湖州府报告，感觉事态严重，决定动用绿营兵。于是，一名总兵率领五百名绿营兵开赴湖州，与府县官兵会合，组成近千人的大部分，浩浩荡荡进逼射村。这一次，官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也没有抓到陆名扬。总兵大人气急败坏，下令焚烧陆名扬的住宅，挖毁陆名扬的祖坟。

  陆名扬与家人侥幸逃过一劫，是因为他及时做了安排。知府大人溺水，二名差役淹死，使陆名扬意识到官府将会变本加厉报复。民与官，犹如鸡蛋与石头。二者碰撞，损毁的肯定是鸡蛋。陆名扬审时度势，说服村民与江湖好汉放弃抵抗，自己及家人分别隐匿于渔船与山寨。因此，省府县三级联手出动，竟然扑了空。

博弈再次升级，一方还是草民陆名扬，另一方则是巡抚陈若霖。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是官居二品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巡行天下、抚军安民”。

陆名扬知道，一个巡抚收拾一介草民易如反掌，他可布下天罗地网，让你插翅难飞。眼下躲避，只是权宜之计；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所以，他抱着躲一天是一天的想法，跟随渔老大飘泊于湖港之间，品尝做渔民的滋味。陈若霖煞费苦心，一边上奏朝廷，一边谋划抓捕。

在写给朝廷的奏折里，陈若霖将陆名扬描述为十恶不赦的积惯地棍，其罪过主要体现为“横行乡里、把持漕务”“违禁演戏、邀约抗粮”“持械拒捕、殴杀官差”等等。陈若霖的奏折源于府县一面之词，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甭管事实如何，陈若霖只需要得到朝廷认可，治陆名扬以死罪。然而，“定罪”容易，抓捕难。出动大军不管用，陈若霖改变策略，让府县差役分散行动，在归安境内进行拉网式搜索，以便锁定陆名扬藏匿地点。与此同时，到处张贴悬赏公告，有举报陆名扬下落者，赏银一千两。如此双管齐下，折腾半个多月，搜索不见踪影，悬赏无人举报。

一位幕僚向陈若霖建议，在官场找一位陆名扬的旧友，让他出面做说客，诱导陆名扬自首。仔细搜查，竟然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就是现任衢州府通判吴嵰。吴嵰，字介坪，系归安十八区吴家荡人，比陆名扬小两岁，陆母改嫁到吴家荡，两人即为要好的玩伴。陆名扬迁回射村后，吴嵰以科举进入仕途，彼此依旧保持联系。吴嵰的老母于数月前病故，陆名扬还亲身前往祭奠。如今，吴嵰丁忧守孝，正好住在吴家荡。陈若霖给吴嵰发了一封亲笔信，信里没有官腔，并称吴嵰为兄，令吴嵰异常感动。吴嵰领受抚台的旨意，立即去射村走动，通过线人传话，两人约定见面。

寒冬腊月，吴嵰乘着一叶扁舟，驶向菱湖中间，登上陆名扬避难的渔船。时值晌午，船主虞阿大早已张罗一桌酒菜，替陆名扬款待吴嵰。虞阿大把客人引进中舱，让两人对面而坐，自己打横作陪。吴嵰一身微服，与陆名扬把酒言欢，毫无架子。虽是旧友，陆名扬心底仍视之为官，不等对方说破，自己就开门见山：

“兄台乃朝廷命官，今日来见草民，只怕是奉上峰之命，劝陆某束手就擒吧。”

“陆兄此言差矣！介坪丁忧居家，不免烦闷，故欲与兄叙旧，聊以开心。”吴嵰呷一口酒，睥视湖水说，“眼下，你我身在江湖，功名利禄全抛开，随便谈天说地。”

“呵呵，你倒是身在江湖，心系庙堂。”陆名扬感叹道，“其实，陆某并没做大逆不道事情，只是要求官府减征漕粮而已。可是，官府却对我恨之入骨。知县、知府、巡抚，为了对付一介草民，竟然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到如今，只怕惊动了皇帝老子……”

吴嵰接过话岔：“说实话，我打心底赞同减征漕粮。你看，我们归安本是富庶之地，二十区二百一十二庄出了几个富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还愁温饱；渔民风里来雨往，到头来还没有住房。为什么？苛捐杂税太重，致使百姓贫穷。”

“是啊，我们渔民最痛恨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渔老大插话说。

“不过，官府也有官府的难处。”吴嵰话锋一转，现身说法道，“我做过知县，知道知县不好做。一年薪俸与养廉银加起来不足一千两，除了养家糊口、支付幕友与长随报酬，还要‘摊捐’、招待敬奉上司。有时候，薪俸只够交罚俸，养廉银只够交‘摊捐’。还有，那么多书吏、衙役也要吃饭。不浮收漕粮，不增加捐税，县衙就得关门。”

“官府浮收漕粮、增加捐税，也是应该的，关键要适度。”陆名扬说，“问题是，官家不能只顾官家，不能不顾及百姓。很多官吏不顾百姓死活，一味盘剥，把百姓弄得穷困不堪，到头来官家要发财也难。”

“是啊，捕鱼也有讲究。鱼儿春夏产卵，我们就自觉禁渔。要是不停捕捞，来年就没有捞的了。”虞阿大附和道。

“据我所知，这些年归安减征漕粮，其实对官家并无大碍。头两年官差的收入有所下降，往后就逐渐增长。”陆名扬解释说，“究其原因，首先是，减征漕粮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农桑活了，工商也活了，别的税费和‘陋规’跟着水涨船高，大多流入官差腰包。其次，减征漕粮后，官家管得紧，损耗少了。要是官家能这样算账，就不会怪罪我陆名扬。”

“陆兄以一己之力，造福于归安百姓，令介坪敬佩不已。”吴嵰感叹道，“只可惜，上下官吏只顾自肥自利。历朝历代，官家总爱与民争利，以致势如水火，难以调和。你要他少征，他觉得你与他作对。今省府县俱欲治你，如之奈何？”

“唉——”陆名扬叹息道，“名扬上有老母，下有家小，还有父老乡亲。如若孤身一人无牵挂，我甘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大哥，你要把皇帝拉下马，我陪你一起干！”虞阿大拍胸道。

“陆兄心系家人和乡亲，怎会鲁莽行事。”吴嵰劝诫道，“常言道，民不与官斗。官家整治百姓，有的是法子。若是安上叛逆罪名，将会株连九族。大丈夫做事，成败一身任之。陆兄一人隐遁，一村不得安宁。”

“我岂以一身累一村？”陆名扬苦涩一笑，“兄台放心，我打算向官府自首。你可以禀报上司，说你把我说服了，这样可得奖赏。”

“此言差矣！”吴嵰直视对方说，“你我情同手足，我岂能卖友求荣。智者顺势而为，兄台自首，十分明智。我将致信省宪，恳请宽待处理。”

吴嵰兑现承诺，给陈若霖写了一封长信，告知陆名扬愿意自首，并为之说情，恳请从轻发落。可是，陈若霖收到书信之日，同时接到升职任命。嘉庆二十五年岁末，朝廷任命陈若霖为湖广总督，刑部左侍郎帅承瀛为浙江巡抚。过了春节，就是道光元年（1821年）。陈若霖与帅承瀛正式交接，顺利击鼓传花，将“烫手的山圩”（陆名扬案）转给了帅承瀛。

六

帅承瀛，湖北黄梅人，嘉庆元年（1796年）中探花，入仕从翰林院修编起步，历任国子监祭酒，广西、山东学政，太仆寺卿、副都御史和礼部、工部、刑部侍郎等职。帅承瀛接任浙江巡抚，先着手处理要务，再过问陆名扬案。帅承瀛细读陈若霖留下的奏折副本，觉得事关重大，不宜迟缓，应迅速查办。虽说陆名扬答应自首，为了防备有诈，帅承瀛还是决定动用官兵。

道光元年三月某日，省府县共出动数百名官兵，从水陆两路进逼射村。数百名来自水上、山寨的江湖好汉望风而动，抢在官兵之前赶到射村，力助陆名扬。虞阿大告说他联络了太湖渔民，几百条渔船正朝射村集结；郭在方说他与多处山头通了消息，上千名义士将前来参战。陆名扬向两人鞠躬作揖，含着眼泪说：大家前来相助，陆某感激不尽。只是这样做，反而会害我。我不能连累诸位好汉与乡亲，打算向官府自首。请大家不要与官兵对抗，劝正在赶来的好汉撤回去。已经来的，就在村里吃顿饭，再走。

陆名扬安排外来客人在祠堂里吃了一顿饭，与他们行礼作别，就毅然去见官兵首领，投案自首。陆名扬束手就擒，父老乡亲无不伤心流泪，只能木然目送他被官兵押走。

在陆名扬羁押于省城监牢之际，虞阿大、郭在方先后以亲友名义探监，并说出“捞人”的想法，陆名扬予以拒绝，声言自己愿意听任官府发落，只要不连累家人和乡亲，死而无憾。

一日，帅承瀛亲自升堂审讯。在“明镜高悬”的法堂上，几名高官正襟危坐，众多衙役两边站立。帅承瀛一拍“惊堂木”，众衙役齐声高喊“威武——”，威严气势，咄咄逼人。此情此景，会把一般小民吓得魂飞胆丧。陆名扬虽然跪着，头却高昂，神色镇定。帅承瀛是审案高手，见识过很多人犯，眼看陆名扬面无惧色，感觉他就是积惯地棍。为了来个下马威，帅承瀛又将“惊堂木”猛地一拍，露出一脸杀气，厉声讯问：

“堂下嫌犯，可是吴明扬？”

“在下陆名扬，曾经随母亲寄居吴家荡，叫过吴名扬。”

“府县说你是积惯地棍，做过很多坏事，你要从实招来。”

“我没有做过坏事，”陆名扬争辩道，“我是不是地棍，到归安打听就知道。”

“大胆刁民，你竟敢纠约抗粮，逼迫官府八折收漕，僭越把持漕务十多年，该当何罪？”

“大人，小民何曾纠约抗粮？八折收漕，是小民与县官商议约定的，并非小民逼迫。”

“一介草民何以与县官议事？分明是胆大妄为！”

“草民当然无权过问官事，但要草民纳粮，草民要纳得明白，朝廷要征多少，百姓便纳多少。官府如若浮收太多，百姓承受不了，要求官府适当削减，也是理所当然。”

“岂有此理，纳粮交税天经地义。”帅承瀛再拍“惊堂木”，继续指控道：“你目无王法礼义，违禁演戏；鸣锣纠众，多次持械拒捕，殴官杀差，戳翻知府坐船，戳破差船，淹毙差役二命。”

“违禁演戏属实，这是小民无知，不懂忌讳。”陆名扬辩解说，“殴官杀差之事，小民未曾为之。知府坐船不是我们戳翻的，而是被官兵差役挤翻的；两个差役淹死，据说是在抢劫村民后被追打，仓惶逃往知府坐船，混乱中挤入水里。”

“胡说，你这是为自己开脱！”

一直以来，良民形象被固化为老实巴交、安分守己。陆名扬能言善辩、据理力争，并没有给帅承瀛留下好印象。对付地棍，帅承瀛认为最好是用重典，杀一儆百。审讯完毕，他迅速上奏朝廷，奏折上所列行状源于府县原告，足以比照“刁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哄堂闹署，惩凶殴官者，为首斩决、枭示”条例定罪。帅承瀛清正廉明，早已天下闻名，他曾多次作为钦差查办大案要案，尤其巡按山东审理徐文诰案并为之平反昭雪，赢得朝野一致好评。是故，道光皇帝信赖帅承瀛，看了他的奏折，就不假思索指示：准奏！别说那些罪行，单是“明扬”这名字，就令皇上忌恨。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帅承瀛根据圣谕，下令处决陆名扬。儒家崇尚“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 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冬是肃杀蛰藏的季节。所以，中国古代习惯秋冬行刑，认为这样合乎人道、顺应天意。鉴于陆名扬案特殊，帅承瀛决定快刀斩乱麻，随判随斩。

行刑之日，天气晴朗，阳光明丽。法场上，数不清的人头像黑点似的攒动。这些不明就里的围观者，只是伸长脖子，踮起脚跟，饶有兴趣看热闹；陆名扬的亲友也混迹其中，他们是来收尸体的。空气潮湿、闷热，所有人浑身大汗淋漓，衣服一捏就出水。正当刽子手举起屠刀砍向陆名扬的时候，天空忽然变得黑沉沉的，观众眼看一片模糊，三步之外看不清脸面。“冤案，冤案！”有人这么一喊，观众纷纷响应，跟着呼喊起哄。混乱之中，绿营兵赶紧动手维护秩序，防止场面失控。为了方便行刑，现场只好点燃火把，照着刽子手把犯人头颅砍下。

这一天，剩下的白昼被昏黑久久笼罩，直到夜幕降临。

帅承瀛未曾亲临法场，看到如此奇异景象，忐忑不安，扪心自问：莫非有冤情，错杀陆名扬？这个疑问在帅承瀛心里盘桓许久，后来他派亲信到实地暗访，竟然证实陆名扬并非积惯地棍。为此，帅承瀛非常懊悔。《清史稿·帅承瀛传》记载：“承瀛初至浙，诛名扬，后乃知由於官吏之酿变，深悔之。”虽没有后悔可吃，帅承瀛还是做了补救，奏请皇上案件就此了结，不再株累家眷及他人，“若令兵役到处搜拿，必致人心惶惧，难以安居乐业。”道光四年（1824年），帅承瀛丁忧回籍，属于他名下经费的积余有八万两，衙吏告诉他，依照以往惯例，这银子可从库房提取，归其个人所有。帅承瀛拒绝据为己有，将这笔银两捐了出来，一半用于湖州地区兴修水利，一半用于资助贫苦的读书人和鳏寡孤独者。

吴嵰得知陆名扬被处决，忍不住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由于劝说陆名扬有功，省署奖赏三千两银子与他。收到赏银，吴嵰心情沉重，寝食不安。黄昏时分，他悄悄来到陆名扬坟头，一边跪拜，一边哭诉：“陆兄，真是对不住，介坪害死你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劝你自首……”三千两赏银，吴嵰全部捐献了，用于十八区新建义学，以训蒙穷人子弟。

陆名扬引颈就戮之后，归安、乌程、德清三县民众自发凑钱，在各处土地庙为陆名扬塑像，将他与土地神一并供奉。来年忌日开光，三县百姓云集各处土地庙，隆重祭祀陆名扬。射村男女老幼倾巢而出，其盛况赛过任何一次庙会。清代学者包世臣记述说：“买香楮祭奠者，为之空市。”此后百余年，民间总会自觉祭祀陆名扬，即使官府弹压，也未曾中断。

处决了陆名扬，犹如除掉眼中钉、肉中刺，让归安、乌程、德清三县官吏满心欢喜。当年又到征漕季节，王寿榕欲乘杀陆名扬余威，一举反攻倒算，全面废除“八折收漕”，恢复旧有浮收，“捉猪”、“飞斛”如故。“八折收漕”是陆名扬与县衙的“定约”，已经坚持了十余年。眼看关系到子孙后代利益的“定约”将要毁于一旦，十八区民众深感不满。况且，“捉猪”（称重时以手捉秤）、飞斛（以斛度量时堆高谷物）都是克扣行为，令老百姓深恶痛绝。

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十八区民众聚集到县衙门前请愿。王寿榕态度强硬，下令拘捕了四人，押入官署。民众要找县官理论，遭到衙役殴打驱逐。一位乡民呼喊：“今日豁出来，跟他们拼了！”众人蜂拥而上，与衙役进行搏斗，衙役很快溃散。民众冲进县衙，王寿榕从后门逃走，其亲随、幕友及书吏等八人被捆绑，作为人质押回十八区。王寿榕跑到知府衙门，请求方士淦出动兵役剿捕，不料竟遭到严厉训斥：“难道你今年又要办大案？这一次本府绝不出动一兵一卒，你自己好自为之！”方士淦去省城拜会过帅承瀛，知道省宪注重保境安民，也知道陆名扬冤情，所以不想再被王寿榕牵着鼻子走。

王寿榕碰了一鼻子灰，没有上司撑腰，不敢武力弹压，只得向十八区乡民退让。他派师爷前往十八区交涉，释放四个乡民，换回八个人质，并就漕粮征收达成契约。从此以后，十八区民户九折纳粮，禁止“飞斛”、“捉猪”，以“平斛”、“平秤”计量。过去“八折收漕”，官差爱用“飞斛”、“捉猪”伎俩，相当于“九折收漕”。如果禁止“飞斛”与“捉猪”，实行“九折收漕”，与以往几乎相当。所以，民众愿意答应。这样，王寿榕赢了面子（提升一折），民众也未曾吃亏。

陆名扬虽然被杀，但他与官府达成的约定并未完全废止，也算没有白死。不过，他竟然成为清官帅承瀛刀下的冤魂，倒是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陈

良，湖北黄梅人，理工科出身的文史学者，资深媒体撰稿人，已在全国百余家报刊发表大量历史随笔、文学作品，文章经常被权威媒体转载。出版著作有《人间烟火》《透视腐败》《灵魂笑忘书》《走出迷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