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书生议政往事
乾隆皇帝庙号高宗，是满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清史稿》评价：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於斯为盛。学界称赞，他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盛世其实是“饥饿的盛世”。究竟那是什么盛世，本文不做评论，只是讲述那时几个书生的境遇，以窥见盛世之一斑。
一
刘震宇，江西抚州金谿人，中秀才后屡试不第，学历一直定格为生员。那时候，没有取得更高学历（举人、进士），就不能进入仕途。不过，刘震宇凭生员资格做了塾师，以教书为业。
教书虽能维生，刘震宇却不安分，自以为才高八斗，迟早要出人头地。教书之余，他发奋著述，写出一部《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乾隆六年（1741年），他拿出平生积蓄，再东拼西凑，把一大摞稿子刻印成书。书出来了，他赶紧赠送友人。友人当面给予好评，令他颇为惬意，但并不满足。毕竟友人都是穷秀才，他们再怎么力挺也无济于事。
顾名思义，《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就是佐理帝王治国平天下，不仅有益于一时一世，而且千秋万代都管用。如此巨著，最好是帝王亲自阅读，方能发挥其作用。然而，皇帝高高在上并远在京城，穷乡僻壤的书生哪能面圣？无奈，刘震宇只好把书呈送给抚州知府。知府为之点赞，刘震宇欢欣鼓舞，又斗胆呈献江西巡抚塞楞额；巡抚大人批示嘉奖，刘震宇欣喜若狂，恳请巡抚大人将书进呈当今圣上，但被拒绝。刘震宇一时心灰意冷，感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但他仍不死心，时常揣着《治平新策》出游，以期遇到知音。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九月一天，刘震宇到了湖南长沙，见街上张贴缉拿土匪马朝柱的告示，想到自己书中写过缉匪之法，顿觉英雄有用武之地。次日，他打听到湖南布政使周人骥在考试武闱技勇，就直奔试场求见周人骥。卫士予以阻拦，他声言自己有缉捕马朝柱办法，并出示《治平新策》为证。卫士把刘震宇的话与书转给周人骥，周人骥翻了翻书，下令扣留审讯。刘震宇满怀希望而来，却不知等待他的是无望之灾。湖南巡抚范时绶在周人骥初审后进行复审，仔细审读那本书，竟然发现一些纰漏：书中除了引用朱注（朱熹的《四书集注》）有误，请贬关圣封号祀典、更改衣服制度等等，亦显狂妄不经。大清法律规定，书生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以违制论。据此，范时绶做出如下判决：将刘震宇遣返原籍，革除生员并终身禁锢，不得出境滋事，所刊的书及底版追缴销毁。
除了出书与献策，刘震宇没做出格的事情。范时绶满以为如此处理足够严厉，于是将案情上奏朝廷，并将《治平新策》进呈御览。殊不知，乾隆皇帝对范时绶的办理极不满意，训斥他“所办不知大义”。一怒之下，乾隆皇帝亲笔拟写谕旨：“刘震宇身为生员，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
刘震宇已是古稀老人，原想以毕生心血写成的书作进身之阶，获得一些实惠。没想到，此书给他带来杀身之祸。除了刘震宇被处死，范时绶由于办案不妥，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已故江西巡抚塞楞额曾经表扬过刘震宇，遭到乾隆皇帝的呵斥：“若此时尚在，必将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塞楞额幸好死得早，否则也要遭受重刑。
二
吴英，广西浔州府平南县生员，其人生轨迹与刘震宇相似，科场屡屡失利，只好做乡村塾师，靠训蒙度日。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理想无非是进入体制内做官，但能走上仕途的只是少数，毕竟举人录取率很低，进士更是凤毛麟角。不过，能中秀才也算幸运，好点可以进衙门做书吏，再不济可以在乡村做塾师。
乡村塾师大都过得不太滋润，只能养家糊口而已。吴英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不得不放下教鞭，归家闲居。不教书，没有“束脩”，生计就会成问题。除了与书打交道，吴英不懂什么生财之道。但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他足不出户，默想了数日，等到文思泉涌时，挥毫疾书，长篇策论一蹴而就。策论主要内容是，其一蠲免钱粮，减轻百姓负担；其二添设义社仓，整顿盐务；其三严惩盗贼，盗案连坐；其四禁止种烟草；其五裁减寺院僧尼。为了慎重起见，他又用馆阁体誊写一遍，加上封面，制成册本。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吴英来到省城，兴冲冲去布政司投递策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守门卫兵不仅不让进门，还狠狠呵斥一顿。改日，乘广西布政使朱椿出行，吴英当街拦住其车舆，将册子递给朱椿，请求代奏朝廷。朱椿接过册子，说一声听候消息，就起驾走了。次日，吴英到布政司衙门打听，非但没有好音信，反而摊上大事。
吴英被捕收审，问题就出在策论上。审阅者认为，其策论语多狂悖，第一条内有干犯御名二处。是故，当局给他定罪：“该犯曾经入学，非不通文墨之人可比。今胆敢于策书之内不知避忌，其泛论列朝一节，固属荒谬，乃敢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免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及继富小信等语句，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为此，广西巡抚奏请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其兄弟子侄五人斩立决，其妻儿媳及未成年之子给功臣之家为奴。乾隆皇帝批示，由大学士九卿核准，遵照执行。
真是惨不忍睹！献上一篇策论，竟然牺牲六人，还让家眷为奴。
所谓干犯御名二处，是指文中“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甚可惜也。”乾隆皇帝名叫弘历，按规矩臣民不许直接称呼与书写皇上名字，如果遇到其名字，必须用错别字替代，否则就犯讳。吴英干犯御名，倒也情有可原，或许他并不知皇上名讳，也不能一时亢奋忘了名讳。
再说他所献之策，非但不荒谬狂悖，却有一定的道理。康熙皇帝于1712年将税赋数额固定下来并强调“永不加赋”，表面上法定的税赋较轻，实际上地方总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令百姓不堪重负，所以有必要减轻负担。盐政方面，官商勾结，积弊甚多，有必要整顿。各地盗贼横行，无疑要打击，但连坐不妥。至于说禁止种烟草、裁减僧尼，也有可取之处。
吴英拦舆献策，其初衷无非是公私兼顾，于公为了“以广圣恩，以固国本”，于私为了自身名利，改善处境。问题在于，他不识时务，不知道大清并不需要臣民建言献策。假如他生活在唐宋，上书言事也许管用，即使未能如愿，至少性命无忧。
三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时年六十八岁。按照惯例，这一年要办七旬寿诞庆典。七月二十四日，乾隆皇帝于万树园大帷次举行盛大宴会，宴请齐聚避暑山庄的蒙古、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诞辰之日（八月十三日），各少数民族首领及外国使臣敬献贺礼，并至卷阿胜景出席庆贺盛宴。此后四天皆有贺宴，盛况空前。乾隆皇帝喜气洋洋，踌躇满志，亲笔撰写《古稀说》，刻制《古稀天子之宝》。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纷纷进献庆贺诗文，穷尽歌功颂德之词，以博圣上之欢心。江苏学政彭元瑞所献的《古稀九颂》，乾隆皇帝最为满意，对他奖赉有加。
过了寿诞，乾隆皇帝离开避暑山庄，拜谒东陵、西陵和泰陵。之后，又巡幸盛京（今沈阳）。盛京，乃大清龙兴之地，是清朝（后金）在1625至1644年的都城。乾隆皇帝此番造访，意在感恩与告慰，感恩祖先打下江山，告慰祖先如今正处盛世。可是，一位书生不合时宜地出现，竟然大煞风景。
那天，皇家车队浩浩荡荡前往盛京。城里官民倾巢而出，守在城门内外迎候御驾光临。但是，有一位来自锦县的生员金从善却跪在路边，要向皇上递呈条陈。其条陈主要就“立储”、“立后”、“纳谏”、“施德”四事发表意见。
条陈，乾隆皇帝倒是亲自过目了。结果却出乎金从善意料之外，皇上并没有从善如流，而是恼羞成怒。条陈批评清帝不立太子的家法：“大清不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乾隆皇帝愤然批道：“非惟诋斥朕躬，并且干犯列祖”，“实罕见之鬼蜮耳。”条陈建议再立皇后，皇后空缺十多年，皇上应下“罪己诏”。 乾隆皇帝怒目而斥：“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之前两个皇后都去世了，如今年近古稀，还立什么皇后？至于说“纳谏”与“施德”，乾隆皇帝以为，自登上大宝以后，“从无拒谏之事”，“恩德之及民，不为不厚。”要不然，何以配做“十全老人”，何以缔造太平盛世。
习惯被赞颂的乾隆皇帝实在忍无可忍，指斥金从善的条陈“为从来所未有”的“狂诞悖逆”，命令行在大学士会同九卿严审定拟具奏。大臣们知道皇上不高兴，于是走一走快捷审讯程序，奏请将金从善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忽而大发慈悲，下旨：“金从善著从宽改为斩决。”这样，金从善免遭千刀万剐，可以快速断头去见阎王爷。
不可否认，上述三位书生谏言献策，无不含有追求名利的动机，其言论也含有迂腐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在任何开明的时代，类似的言行绝不会构成死罪。毕竟从常理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在专制帝王和封建官僚看来，书生胆敢谏言议政，就是狂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清朝严厉禁锢思想言论，乾隆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因笔墨招致杀身之祸不仅是书生，即便是体制内的官员也动辄得咎，一言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甚至全家俱戮并殃及亲属。于是，士大夫与读书人也融入“沉默的大多数”。即使舞文弄墨，不是埋头故纸堆里做考据，就是歌功颂德以媚上。这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援，因此竭力以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马克思语）
如果一直能闭关锁国，大清朝野可以长久沉浸于尽善尽美的幻想之中。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突然出现之后，尽善尽美的幻想瞬间化作泡影。生死存亡关头，朝廷才想到要有人出谋献策，以应对眼前危机。庚子事迹时，礼部尚书启秀上奏，请求慈禧太后杀尽各国公使，认为“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他还报告朝廷五台山普济和尚有神兵十万，建议朝廷召见普济大师以“会歼逆夷”。学识渊博的大学士徐桐也献策，请慈禧太后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帮助大清灭洋人。
危难之际，朝中大臣想出的竟是缺乏常识常理的主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