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崇尚道德的民族，上古时期就形成德治思想与尚德文化。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尚书·尧典》即开宗明义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春秋时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明确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不仅强调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所有的星辰都围绕着它运行；而且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引领作用，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兴衰成败，也评价了历代君臣的道德状况。有些政治家则根据自身从政经验，提出有关为政的道德价值观，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推行新政受挫被贬之后，在《岳阳楼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为政者应当“宠辱不惊”，心系天下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英雄岳飞则认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为政以德”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为政者提出诸多道德要求或原则，概括起来，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忠诚，在中国古代体现为忠君道德。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主张君臣对应关系，反对臣对君的绝对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统治者则要求臣子绝对忠诚；明君唐太宗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主时代已然终结，现在讲忠诚，应当体现在忠诚于国家与人民。

爱民。孔子主张仁政，指出为政之道必须“因民所利而利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爱民，关键要尊重民众。《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古代地方长官多以“民之父母”自居，官尊民卑。事实上，人民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只有思想上重民，才会在感情上爱民。清代郑板桥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正因为他爱民忧民，方能写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

公正。在家天下时代，《吕氏春秋》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有成功治国理政经验的唐太宗认为，“为政莫若至公。”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上的最高原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吕氏春秋》说，要做到公正，必须“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春秋晋国大夫祁黄羊举贤不避亲仇，就是公正无私的体现。唯有去私为公，才能正确对待权力，而不以权谋私，才能正确对待他人，做到任人唯贤，才能正确对待功名，而不沽名钓誉。

清廉。清廉自守，既是从政原则，也是道德标准。《尚书·皋陶谟》记载了皋陶提出的公职人员应遵守的“九德”，其中就有“简而廉”一条。《周礼·天官冢宰》在叙述“小宰”这一官职时指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汉代经学家郑玄把这段话的要义归结为，“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也就是说，考察官员的各项标准，都以清正廉洁为本。清廉，历来是对各级官吏的道德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各级官吏在从政过程中清廉自守，不贪污、不腐败，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与公共财富的损耗，从而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古代中国，秦汉以降，多次改朝换代，而政制几乎不变。相同政制之下，何以出现治乱兴衰不同的局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太平盛世或治世，与政治清明、道德风尚密不可分；而乱世或衰微的出现，往往与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紧密相伴。同样，一个地方，若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治理，这个地方也就政通人和、繁荣昌盛。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崇尚道德，其实是在追求贤人政治。然而，贤人政治并非常态，往往不能久存。有道是，知易行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古代官吏，大多学而优则仕，恐怕无人不知“为政以德”，无人不晓做官要讲官德。然而，在为官生涯中真正践行道德者却凤毛麟角。所以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即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手段。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范体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性、威慑性，可稳定人们的预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重在自律，具有调节性、劝导性，可滋润社会成员的心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