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4月13日杨照的文章顶“作秀”说：“作秀的行为成了习惯，成了规范，久而久之，也就‘假戏真作’了。”6月4日《人民日报》也发文挺“秀”：《“秀”应成为官员必修课》。如此直截了当，让我这个教“人类表演学”的也有些吃惊。一年前我给《南方周末》的第一篇文章《重提“重在表现”》（2011年3月31日）中写道，“工作中的‘表现’也就是‘表演’，英文都叫performance……能常年把‘戏’做好的一定是优秀的人才。”还没敢用“作秀”一词。前两天在一研讨会上和人讨论“表演”和“作秀”，我说前者是中性的，后者则有点贬义，但人们的理解是有代沟的。不少中老年人对“表演”也皱眉头，认为凡演必作假；而很多年轻人则连“作秀”也拥抱，高呼“我秀故我在”。我1999年提出要研究“社会表演学”，一直听到两种反馈，也有人建议用“表述”或“展演”等略微冷僻一点的词来规避争议。但我相信在一个市场、民主、媒体全面发展的社会里，“表演”这一中性概念会逐渐被多数人接受，就让时间来决定吧。这不，一转眼连“作秀”都如此堂而皇之地上了最高党报的评论版。

当然，今天的《人民日报》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舆论一律，对这篇文章的争议也不少，看来有必要对作秀和表演这两个概念做点分析。不喜欢“表演”的人认为表演就是作秀，其实不尽然。表演有两种，虽然都是做给他人看的行为，有些人做时有明确的意识，那就是“秀”；也有些人是习惯性地做，那就成了个人素质的自然流露，要用一个字概括的话，就是“流”。“秀”和“流”的界线很不容易划，好的表演者总是在努力实现从“秀”向“流”的过渡或者说飞跃。

官员的表演属于社会表演，和演员的艺术表演有相通之处——二者正是人类表演学研究的两大领域。任何人在初次接触新角色时，无论是舞台角色还是社会角色，和角色有较大距离是正常的，表演有点不自然亦属难免，所以需要排练或见习，在此过程中逐渐磨合，将自我融入角色，将理想范本化为自然的天性流露。要想缩短这个过程，不能只靠外部技巧、只靠策划加装扮，必须“走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从内心出发去贴近角色，这对社会表演同样至关重要，甚至更加必要。在舞台上要完全消弭距离“假戏真做”极难，因为演员演的角色并非自己，而且常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真要是完全进入某一角色拔不出来，就成走火入魔了。而社会表演一般并不需要假扮他人（卧底的警察除外），只是向公众展现自己某一方面的形象，而且角色扮演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更有理由要求表演者把角色变成第二天性，较为持久地“流”。“流”并不是原始天性的流露，而是把通过努力学来的角色的理想行为做得轻松自如，就像学通了解牛的庖丁一样，最终进入物我两忘、游刃有余的境界。

“流”的状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学点“招”就做出来，缺乏内心对角色的认同，只在外表上装给媒体看，会很难受，也很容易漏破绽，绝不可能持久。我曾建议在某些窗口行业装摄像头，作为“给官员打分”的手段之一，就是要考察他们长时间的工作表现——表演。但反过来说，光靠耗时间也未必就进得了“流”的境界，要做到“假戏真做”，必须认真研究角色及其与自我的距离。要缩短这个距离，可以由内到外——从内心找到与角色的契合点，通过阅读、体验逐渐放大；也可以由外到内——反复摹仿角色外部动作的理想范本，同时逐渐注入内心动作，最终都要让内外合而为一。

相信雷锋做好事就多半是流而不是秀，助人为乐早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尽管他同时也乐于让人看到他这个解放军在为人民做好事。他的流并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长期接受教育加上主动追求理想的结果；在开放多元的当今社会，面对众多角色的选择和诱惑，要深入演好某种角色比雷锋的时代更难，要下更大的功夫。但一旦确定了角色——至少在这一角色的规定时间和情境中，就必须从内到外去演好它。各行各业的职业培训其实就是社会表演的排练，不妨借鉴一些艺术表演的方法，不是报告加笔记，而是在虚拟的规定情境中教人动手去做；排练结束上岗以后，还要有长期观察审视的机制，督促角色扮演者把短时间的秀变成自然的流。

希望我们的官员都能像庖丁这样下功夫钻研自己的工作。“秀”是开始时的“必修课”，但不能到此为止，一边秀一边必须努力练功，以期从初始的“秀”进到日常的“流”。如果大多数官员都能这样做的话，关于作秀是否真心的争议也就可以渐渐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