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凤凰网（13/10/16）转载《成都商报》的报道：14日早上，有网友微博爆料浙江余姚市三七市镇领导下乡视察水灾，某领导因穿高档鞋，由年近六旬的村支书将其背进灾民家。批评声立刻遍布网络。余姚市三七市镇政府官方微博证实：当事人为三七市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某某，目前已被免职，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境内媒体突出的是“领导下乡”；仿佛跟国内当下变得热门的干部作风整顿“动真格”相呼应，境外报道突出的是“办公室主任”即政府官员被撤职；网民的兴奋点也是“领导官员被查被撤”。相关的官方报道表面上是积极回应网民（群众），配合（选择性）这次“整风”——向“领导”开火——突出当下“政治”的意味相当明显。

这样的报道掩盖三重错位。一是王某不是真正的乡镇领导；二是相关报道为强化报道力度，有意地拔高了“领导”层次；三是报道者和被报道者都存在一种相同的缺失。

这篇报道还澄清式地报道背者村支书许某和被背者原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某的工作关系及背景；许某很懊恼；王某基层做起，40岁才当上镇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也不容易；以及穿布鞋还是皮鞋的争论。在我看来，这篇报道还同情式理解式地、不自觉地展示了当下乡镇村的工作面貌，干职工的精神状态，而这些正是为媒体和读者所普遍忽视的。

上述第一、二点与王某无关，而第三点与王某有关——即使王某无意识，也是有关。

二

其实，王某称不上镇领导，只可称镇政府代表。

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才说得上是能代表该乡镇一个正品官，或叫九品官（县级官叫七品芝麻官，乡镇长是八品官），但在乡镇干部格局中，党委委员，副乡镇长才是组织部门用红头文件认可的科级（乡镇书记、乡镇长是正科，极个别大乡镇书记为副县，其余是只是副科），他们才算是正式的官员（公务员），这样的科级副科级有一定的职务待遇和工作待遇（除了科层工资，还享有一定的电话费等，客观上开这会那会的机会多，走动的空间大，工作自由度也较大，而一般职工就没这样的自由）。一般来说，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还不是正规的副科级官员，却是离这一行政级别最具竞争力的人选。相比之下，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一职只是具体的新设立的一个工作部门，当然有由乡镇正规副职兼任的可能。

近年乡镇多是事业编制（如农机站、茶果站、水产站、司法所等），而进入科层公务员有另行规定，这等于堵塞了由乡镇站所升为科级（副科）的晋升之路。加上强调大学文凭，站所长（当地还是被百姓视为官员）要晋升副科难度较大。我接触不少张乡镇站所长（包括副职），他们年纪不轻（40多岁），工作资历不短，经验也丰富，乡村情况熟，可就是提升无望。有一个大乡镇的司法所副所长，直接参与民事纠纷的调解，工作量较大，他有一套经验，在老百姓看来他是镇官，可他有苦难言，司法所长是县司法局任命的年轻大学生，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但“转正”无望，而且这么个年纪在年轻上司面前垂眉听话，心里不好受。具体工作上，老百姓相信他，若上了真场（官方场合），老百姓还是认所长是官，而不会认可他，反而当着他的面拍所长的马屁。他的不占领导职数的“副主任科员”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而内心沮丧。

显然，相关媒体的报道从当下“政治”出发，刻意把王某升格为是“领导”，若是真拿“领导”的待遇来套，王某吃了“空肚饭”，如此宣传，对他的人格是个伤害。（我针对他所在的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一职阐述看法，而忽略了王某实际上是正式领导层干部即兼职这一可能性，从报道所显示的情况，王某尚在乡级领导系列之外。）

就是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职位），在许多情况下，它充其量只是提拔为副科的一个最具资格的人选，而不是副科干部，因最接近乡镇核心权力，此职比别的“办公室”更来势不言自明，而王某连这样的资格也说不上，他只是新设的临时机构村镇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充其量是个股长级。当然对他来说，离乡镇权力中心又近了一步，熬得有起色。何况，在新设办公室（如村建、维稳、能源、廉政、建设新农村等一类对应上级要求成立的衔接机构）的时候，县乡莫不强调此机构的重要性，“党政高度重视”，直接影响本乡镇的达标评优，对王某来说，肯定满心喜悦，不乏工作热情。这也符合执政党以提拔来调动干部积极性的习惯做法。凡设立了机构，其人员等于进了保险箱，旱涝无虞。县乡这么多吃皇粮拿皇钱的科层干部就是这样形成的。对相当多土生土长的乡镇人员，能到退休之前弄个科层干部的待遇就十分满足了，能够荣宗耀祖，说话的底气大增。这实在是官本位思想大泛滥、持续泛滥，对民众心理形成极大的冲击或腐蚀，人生在世如果没混上个“长”，那简直是白活。恨官、畏官、靠官、宠官、当官，成了乡镇普遍的文化心理。

而王某远未达到乡镇党政办公室主任的资格，这次却以“领导”的衔头、负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说受伤害，也是一次难得的出彩。他肯定是哭笑不得。

正像我们许多革命现实主义小说里所展示的，写走资派、写贪官、写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反面人物只会写村长、县长、市长、省长，而体现正确路线正面形象的一定是党委书记（才好体现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在这次从上到下的大整风全面铺开之际，“王某被背”这样一条微博很快播撒开来，不是准领导干部的王某当作了正式领导干部被处理的典型，我就觉得有“大炮打麻雀”——严重错位的味道。

是的，这个乡感到了压力，但不是因慰问受灾群众这件工作本身“失职”而应“罪己”的压力，而是大整风的环境之下不幸做了反面典型的压力。可以肯定，这个乡镇准领导已经明白这次当定了“典型”，王某无可推脱做定了“替罪羊”。不是市镇里领导对你过不去，只是你王某运气不好，衰鸟遇上了恶铳。可在心里他们还是体谅王某的，在宣布给予处分的前后，肯定安慰了他一番。

王某值不值得体谅？以我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对乡友的理解，而不是看了对王某体谅式报道，王某应该得到体谅。然而王某似乎更应该看破，他这样一个“办公室主任”算屁的官！他只是被负面拔高当作一时之用的宣传材料罢了。他不应被这样的“官帽”所迷惑——自个儿戴在自己头上！

三

现在要说说与王某有关，却不被王某意识到的内容了。

这一“余姚衰事”掩盖了这样一个较深层次的乡村工作状况，普遍的“尽工作下数”，也就是应付式工作问题。我所在的赣南把做事做工作图形式叫做“尽下数”，不管实际成效，“下数”到了即可交差，如同当今坊间的祭祀敬神，已不是过去年代那样“祭神如神在”，心存虔诚和敬畏，演变为在走程序（形式）上一丝不苟，纯粹走形式“过下数”。现在县乡普遍的工作状况，已经沦为走形式“过下数”。上级对下级的督促检查，着眼于基本的“下数”（形式），凭此而完成“使命”（交差），还振振有词说：下数还是必要的。

在全球范围，凡政府官僚体制，在行政上都得依凭一定的形式即“下数”，这形式即“下数”也构成其行政的内容（形式即内容）。但是，表面上看来相同的“下数”，却有个情感心灵基础——社会的人文基础问题。具体地说，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僚体制，经过数百年的社会演变，民主和人权成了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也成了其施政的底线。如此观念被联合国接受，说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西方民主国家行政的“过下数”有切实的人文关怀的内涵。当然会有个别官员“官僚主义”即过下数——行政上敷衍了事，不过难逃社会舆论的监督，媒体较真就是民众较真——民众的真实意愿能够及时得到张扬，沾上丑闻的官员是难咎其辞的，所以当年美国的水门事件，总统尼克松也得乖乖下台。在这个意义上，对选民负责的政府施政会“过下数”，但决不会止于“过下数”，不但官员，一般的公务员也不会产生“过下数”（偷懒）的侥幸。

而在我们国家，号称进入现代化，还要引领全球化，各种法律法规要有尽有，但都保持着“政治权力独大”的意识形态内核（本人几篇文章做过分析），而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革命和暴力基础上的，缺少一个正常国家所具备的对历史（文化）和人的尊重，其随意性和对人的漠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限制下级限制民众，唯独权力不受限制。以政治权力推动工作（讲政治），表面上看效率高，“面貌有极大的改观”，“干部群众的思想有很大提高”，光鲜亮丽的报道也会跟上，但没有或不愿看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对权力者和民众（社会）会产生巨大的腐蚀作用。

因为现在经济效益（钱）、个人私利成了人公开掂量的所在，而言必称与市场经济接轨、与现状接轨的各种法规律令，固然有“现代国家管理”的视野，但过时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思维仍起着支撑的作用，用旧法走老路总是容易的。所谓用旧法走老路，就是强调政治权力的至高无上，什么法规律令，还是“以某某领导的重要讲话为准”。领导又不能事必躬亲，只能靠手下机构人员督促检查，而后者不是省油的灯，同样有私利私欲，有眼下和潜在的利益考量，如果说检查也是工作，检查也成了应付的对象。“过下数”成为名正言顺的明规则。那些亮着尚方宝剑下去搞检查的官员，吃喝玩东中饱私囊要有尽有，这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权力导致的腐败。

在我们这个中央插到乡村的体制，上面一根针，下面就是一大片，与上级对口，乡镇也要挂牌地设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如民兵示范基地），乡里也郑重其事地下红头文件，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下面设办公室，自然就有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多是兼职，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由王某这样的人担任，还要建工作日志。一到年终，上面来的工检查组对这类“纸上作业”十分认真。其实他们也是为了交差，这叫“虚工实做”。于是“过下数”成了乡镇工作人员心照不宣的工作“内容”，也就是如同踏水车，两脚不停，却是踏空，空转也成了一个工作内容，形式也就大于内容。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一些正统（效仿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现代派文学的重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精神污染大加挞伐，而对日常中越来越浓厚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工作（如政治思想工作）视而不见，所以在行政部门，形式大于内容的举措应接不暇，也就是“打空转”（包括思想空转）的现象十分普遍。

联系这起“余姚衰事”，经央视报道，在这场全国为之侧目的大水灾面前，在重提群众路线的舆情中，省市县乡自然扣紧各级领导下乡视察水灾的重点，首先在舆论上造成先声夺人之势，对于一个重灾区，肯定是检查组（行监督之职）来了一拨又一拨，乡村的救灾工作就分成接待（应付）检查和实地组织救灾两部分，于是，又重复起多年形成的“空转”的轻车熟路。比如，乡镇根据检查内容先踩好“点”，为了不出乱子（被访户不能回答出错、不能乱回答），乡镇先派人“做工作”，引导被访户如何说话。这就是“过下数”的具体体现。

耳濡目染和出于农民的狡黠，连土生土长的王某心里也明白，表面上轰轰烈烈之下，做样子、过下数而已，所以他没认真换一双“工作鞋”；他也忽视了，在这样的灾情之下，应穿工作鞋，穿着不能太招鲜。在这点上，王某并没有体谅灾民的困境。或者说，他在这样那样灾变面前也麻木了，至少说明像他这样的乡镇干部，“人文关怀”并没有在心里扎根，如何做好权力的工具才是他的正事，这么着，他也同样“过下数”了，所以他对村支书主动背他，是欣然顺受的。村支书许某不也一样“过下数”么？我们也不不难理解，好些受灾区总刻意要弄出表模庆功的响动来。

这里，鞋高档不高档不是问题的关键；比他穿更高级的鞋子的乡镇干部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没遇上这样的积水地，没碰上给“背人”拍照的“微博”。加上“太熟悉”、“关系好”，不脱鞋让人（村支书自告奋勇）背，未尝不可。不仅王某，同行的人也一定这样认为，到受灾人家里进行正面的救灾电视报道，要紧的是灾民家里的现场报道，路上过程可以忽略不计的。

其实，依据王某这样的级别，电视台记者不会相随的，他们要拍的“重量级官员”的“救灾表现”才师出有名。但是，王某竟被“微博”给逮住了。这不是跟王某个人过不去，而是对流于形式的“视察”一种不满的跟踪报道。

因而，在我看来，王某不应过多过大地担责，而是要检视包括救灾在内的乡村工作形式化空洞化——打空转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

201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