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出台落实和公务员15条禁令的重申厉行，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公款吃喝刹住了、公车私用制止了、收受礼品不敢了、隐形福利取消了……，而由职权关系带来的各种暗箱操作、灰色收入等现象更是大为减少。这场官风严厉整肃，老百姓拍手叫好，它引发的是官场的浴火重生和官员的精神救赎。
政府：祛除高价回归廉价
官风严厉整肃，矛头所指的是政府的骄奢挥霍。政府是依靠财政税收而得到供养的，政府自身运作所花的钱越多，成本越高，也就成了被民众诟病的高价政府、铺张浪费的政府，反之，则是廉价政府、勤俭节约的政府。目前，我们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离廉价政府、勤俭节约的政府还有不小的差距。例如，翻翻政府的“三公”经费账本，在上至厅局级官员和下至科股级干部中，都配备了不少本不该配的公车，仅公车使用这一项，每年就要花去不该花的一大笔开支。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要求，必须真正实现廉价政府。一辆公车购置起来动辄二三十万，加上专职司机的工资和保养修理的费用，一年下来少说也要五六万。简单地算一下这样的账，就会让有良知的人坐卧不安，深为愧疚。因此，这次官风整肃明令取消一般性的公务用车，要求各级机关采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方法，但不得趁此机会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切实使政府去除高价回归了廉价。对于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促成廉价政府的诸多措施，我们的官员应该庆幸自己丢掉了如此昂贵的、不合理的消费享受。如果还念兹在兹、难以割舍，甚至懊恼不已的话，那只会使政府背上骂名，也使自身沦为千夫所指。
当下的官风严厉整肃，让人感受到变化最大的，便是使政府从高价的热度回归廉价的底线。政府是高价还是廉价，绝非单纯的、一般的经济问题，而是能否赢得民心的政治问题。多少年来，各级政府不知不觉地为自己惯出了不少有违廉价政府原则的坏毛病来，还沾沾自喜、感觉良好，其结果势必与老百姓渐行渐远。现在是到了该自我了断的时候了，政府必须以廉价自律为立足点，打造为民造福的质朴形象。
权力：戒除私用只为公用
官风严厉整肃，冲击最大、触及最深的莫过于官员手中的权力了。国家乃公器，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公权力。天下为公、官为民仆，这是千百年来社会所宣扬、积淀的公理。然而，官场自诞生之日起本就不是一块净土，权力也能滋生许多浑浑噩噩。中国是“官本位”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世人皆以当官为荣，当了官的除一些官德灼灼、秉公办事、用权为民而成为官场异类之外，很多则沆瀣一气、以权谋私、侵吞公产，因权力私用导致的种种恶行丑事不绝于史。
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的执政翻开了崭新一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继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德政传统，一方面按照社会主义崇高的宗旨原则，以革除一切旧弊的神勇气概，荡涤了官场的污泥浊水，迅速开创了一心为公、勤政为民的清新风尚。执政党以铁腕手段处决了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曾功勋卓著但私欲膨胀的害群之马，树立了以焦裕禄为代表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干部榜样。焦裕禄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专门制定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不准搞特权化。他的小孩曾因为是县委书记的儿子而无票免费看了一场戏，被焦裕禄训了一顿，把票钱悉数送还戏院。
坦率地说，今日我们又陷入了既往的困境之中。且不说超过当年刘青山、张子善的巨贪已不少见，就是那些利用权力关系，做做顺水人情、收受好处的，也成为稀松平常的惯例。风气如此糟糕，以至于现在办事，不提个礼品、不送些好处费的就根本办不下来。最近，一个厅级领导的司机自曝，年收入可达数十万。每次随领导下乡检查，地方上都会送各种各样的土特产，逢年过节各地市对口单位和厅里直属的企业都会“孝敬领导”，作为跟差的司机也能从中分一杯“羹”。更厉害的是，通过领导渠道获取的信息，弄了“房改房”、“内部职工房”，价格是市场价一半，还通过与领导熟悉的银行、小贷公司等渠道，套出现金流转。可以想象，一个只是处在权力边缘的人，权力就能带给他这么多的好处，更何况于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官员。
这次官风严厉整肃，通过严禁赠送节礼、违规消费并重点纠正领导干部利用各种名义收受下属以及有利害关系单位和个人的礼金行为，其功效甚佳。它好就好在使权力戒除私用，真正回归公权本位。
官员：清除杂念坚定信念
官风严厉整肃，带来了官场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在人们给予赞美期许的同时，也听到一些牢骚愤懑的杂音：“这样搞的‘官不聊生’，谁还愿意做行政工作”，“现在官不好当了，不如趁早下海经商。”有的人则担心，失去了“利益好处”的官员也会失去了干事的动力，变的消极无为、整天怠惰混日子。更有人担心，官员因怨而生怒，反过来成为阻力，阻碍改革的发展。
对此，我们用不着惊慌。中国的官场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了，不整治必然病入膏肓、死路一条。官员，必须清除杂念，坚定公仆信念，才能守得住官场的本色，守得住官员的节操，也才能为改革增添动力。而沾满衰朽腐败官风的官员，才真正是阻止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在西方国家，常有这样的说法，“一流人才去商界，二流人才去政界”，对这些话不应做绝对化的理解。如果完全基于赚钱的角度看问题，把收入高低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和择业去向的选择，那就是投身商界自然要赚得多，这更吸引人，而赚得多了当然就可视为一流的人才；投身政界则只能赚得少，这不易于吸引人，而赚的少了也就权且算作二流的人才吧。这无非说明，商界和政界本来就存在着收入差距的区别，无关什么人才一流、二流的问题。官员不应和商人比，官员比商人收入少了也未必就是二流人才。经商的和当官的，各有其不同的专业、本领、门道。有博士学位的不见得都能当商人，当商人的也不见得都要有博士学位；经得好商的未必都当得好官，当得好官的也未必经得好商。
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并不反对个人的喜好和抉择。如果一些官员感到收入少了，“好处”没了，要转向商海经商，我们绝不反对。因为经过这场严厉的官风整肃，政府留下的必定是清除了私心杂念而坚定了理想信念的官员。但不要因此以为，政府流失了什么一流人才。我们相信，出走了一些不过是自认为的“一流人才”之后，会有更多真正优秀的、一流的人才，加入公务员的队伍。至于那些既不想走，又想怠工的官员，官场也有办法，等待他们的有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和严厉的问责制度。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