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立刻被他的声音征服了。我听不懂台语，却完全沉浸在讲话的音乐感中，这音乐感因为低沉、哀伤、时隐时现的背景乐曲，而更难抵挡。它似乎蕴涵着无限的离愁、悲苦、怨屈。
最初，我以为这是录音播放，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陈水扁本人在说，一个句子接着一个句子，像是一个浪潮推一个浪潮。
这是吴王霞“头七”的日子。37年前，她的女儿嫁给了一位青年律师陈水扁，谁也未曾料到这桩曾被百般阻挠的婚事，最终缔造了台湾的第一家庭。然后所有的荣光又化作苦涩，总统身陷囹圄，全因身体残疾，总统夫人才逃过一劫。这位岳母则仍表现出倔强的性格，曾用扫把驱赶前来访问的记者。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奔丧。当吴王霞的死讯在2011年最后一天传出时，它激发了微妙的感受。马英九与蔡英文的竞争日趋激烈，青年人期待即将开始的跨年晚会，一个85岁老妇的命运仍无法忽略。
关于陈水扁是否应该奔丧，该在哪天奔丧，奔丧时能否去掉手铐脚镣，这些争论持续了好几天。这场选举太过平淡，人们总算找到了一点戏剧化的情节。台湾人知道，他们的陈前总统，或许欠缺治国之能、清廉操守，却从不欠缺戏剧化的能力。
从三级佃农之子到台大毕业，从民主辩护士到民选总统，从两颗子弹再到阶下囚，总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冲突围绕在他身边，而命运也和他开了玩笑：作为贪污的前总统，他坐的监牢，正是20年前作为民主斗士坐的那一间。铁窗也没能挡住这种戏剧感，在狱中，他手不停歇地写作。他给尼加拉瓜总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写公开信，把美国总统告上法庭——因为他没有执行六十年前的《旧金山合约》来占领台湾。他投书报纸公布别人的秘密，主题从李登辉到自己的女儿，他还试图指导民进党的五都选举……
他的生活像是不落幕的连续剧，即使观众已经厌倦，情节过分荒唐，主演者却不愿离场。他在传达这样的信息：要么相信他是清白的、是一个为了台湾人民背负十字架的圣徒，要么就要承认“你们谁都不干净”。
而这一次，他让女儿从狱中带出公开信，来支持独立参选的陈致中角逐立法委员，他不仅不理会民进党的人选，还把蔡英文的“宇昌案”荒唐地联系到他个人的贪腐案——他们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司法不公的受害人。他一直在循着这样的逻辑：为了民进党的利益，他可以不顾台湾的前途，而为了个人与家庭，他则可以抛弃掉民进党。
一个外来者很难理解陈水扁的冲击，他激起台湾社会最热忱的期望，最终的结果却是幻灭。“我仍像一只折翼的小鸟，坠落在一渊不见底的深谷。”李筱峰写道。他还把这痛苦放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来看待：“这次的伤痛，比起大学时代因写文章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遭政大勒令退学还要难过；比过去遭国民党特务跟踪、打小报告、窃听电话、检查信件、干扰求职等压迫还更痛苦；比起任何一次看到国民党的贪污腐化、特权横行更加忧伤；比起任何一次的选战失败还要悲愤！”
这是2008年8月7日，陈水扁家庭的贪腐案在两天前被确认。李筱峰是陈水扁的长期追随者，即使在百万人倒扁的“红衫军”运动发生时，他仍支持这个千疮百孔的“总统”，不愿相信事实。
这种信任既源于信念、也来于相似的成长经验。他们年纪相仿，都是出生于台湾南部的本省人。他们的青春期都是在一个倍感压抑的气氛中度过的，这压抑既来自于政治上、也来自于经济上的贫困，而外来的国民党政权被视作这压抑的源头。
压抑也带来了反抗意识的觉醒，比起李筱峰这样的同代人，陈水扁的政治意识苏醒得更晚，他一直孜孜于成为一名现有秩序下的成功者。但当美丽岛事件发生时，作为那些异议者的辩护律师，他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而历史潮流也正发生逆转，台湾进入一个政治躁动的年代，反对的声音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陈水扁踏上这股潮流，并迅速成为中心人物。
历史充满了嘲讽，那些付出长年牢狱之灾、被迫长期流亡海外的第一代反抗者，在民主转型中纷纷被遗忘，他们曾令人赞叹的英雄精神，似乎不适合这个已经开始的、喧闹的民主时代。而陈水扁则成为了某种桥梁，他与这些反抗这有关，同时也如此顺畅地拥抱新时代。不管是作为立法委员还是台北市长，他发展出一套新的问政风格、政治修辞、竞选战略、管理方式，它不仅是反国民党的，更是中产阶级化的。他的个人经历更是给这种新路线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包装。他在诸多方面，都恰到好处地符合台湾社会的心理。他是反抗者，却又获得成功；充满悲情色彩，却又温暖、可爱；他精明能干，却没有任何强人色彩。
当他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时，尽管票数远未过半，却赢得了台湾人衷心的支持。人们期望，台湾历史与现实纠缠的种种情结就此解开，开始一段新旅程。
但李筱峰们发现，“宣称要对抗国民党黑金政治的陈水扁，竟然也‘国民党化’……国民党的腐败与专制，激发起有志气的台湾人追求民主与争议的心志；然而这个家庭的腐败，却打碎了追求民主与正义的善良人民的心”，而“陈水扁的崛起与失落，带给我们的是二战后这一代台湾子弟的共同梦碎与忧伤。”
二
在前往台南的高铁上，我读着两卷本的《信任与背叛》，编者邀请来自历史、政治、社会心理、媒体、社会运动不同方面的学者，共同剖析陈水扁与陈水扁现象。它的雄心一目了然，陈水扁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整个台湾社会的，他的行径是一个扭曲、失衡的社会心理的征兆。
这也是一本被低估的书籍。在2011年2月出版时，它激起的反响大大低于出版者的期望。台湾政治就像是一幕加速的肥皂剧，谁还会对重温旧剧情感兴趣？但不幸也正在于此，人们以为看到的新剧情，不过是另一个拙劣翻版。全赖人们的记忆力短暂，仍看得兴致勃勃。
在阅读与半睡间，我抵达台南。在搭乘出租车时，意识到很多排队的人和我一样，是为了目睹奔丧事件。一名昔日民进党要人、如今的电视名嘴，就站在我前面。
陈水扁的奔丧，让我第一次感到某种期待的戏剧性，也第一次感到某种节奏感。
1月3日，媒体发布最后一次民调的数字。此前，民调的数字彼此冲突，却仍是了解这场纷繁选举的指标，在大雾中，一盏假灯也总比没灯要好。但现在，一切似乎蒙在雾霭中逐渐发酵。原本沉默的也不再沉默，也是1月3日，张荣发公开宣布支持“九二共识”。出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张荣发，是台湾最后的企业巨人之一。他身经日治、两蒋时代，仍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商业巨子。他的表态既出人意料，也在意料之中。他是民进党的有力支持者，更知道他的事业成功，多么依赖于两岸的稳定。他的表态，让一贯镇定的蔡英文都陷入慌乱，她很不舒服地撒了个谎。
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殡仪馆，警察、新闻记者、陈水扁的支持者占得满满的。支持者人群被警察切成了一部分。少部分人拥在灵堂这边，更大一部分则在对面的空地上，有几位还站在矮矮的榕树上。他们举着颜色不同的旗帜与看板，有的是当地的立法委员的选举旗，有的是标明自己的态度，有骂马英九的“台奸，卖国贼，万代不得好死”，有支持民进党的“小英上台”，更多的是为陈水扁喊冤的“阿扁无罪”。他们举着旗帜，神情凝重，像是集结的队伍，随时等待统领的命运。
统领正在念悼词，这哀伤、深情的语调曾让整个台湾沉醉，如今，还有多少人相信他？
再没哪里比此地时更能体验台湾社会的分裂了。在北部，没人再怀疑他的贪腐，而在这里，人们仍义愤填膺，坚信他蒙受了不白之冤，正是这种情绪把陈致中推向了明星议员。
我的道德判断也一时模糊，可能因为我听不懂他政治意味浓烈的讲话内容，或是我从未对陈水扁感到切肤之痛，也可能我为纯粹的葬礼仪式打动，当陈水扁的母亲颤巍巍地从车中走出时，我感到一阵心酸，衰老与行动迟缓给予她一种特别的尊严。死亡再度让这个家庭获得短暂的团聚。
死亡与亲情、团聚与离别、罪过与无辜，这一切都是摄像机镜头下完成的。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到媒体的暴政，当陈水扁被警察围着走到母亲身前跪下时，一名摄影师高喊：“让开，我他妈怎么拍。”透过人群的缝隙，我看到这位服刑在身的前总统。他的寸头、鼻梁上的眼镜、微胖的身材，面色温和，像是位耐心、温暖的中学教师。
戏剧性来得快，消散得更快。当陈水扁再上囚车，返回台北的监狱后，人群也随之散去，一切都像没发生过。
我觉得意犹未尽，想去看看陈水扁不远处的家乡——官田乡西庄。这是个萧瑟的午后，村里没什么人，唯一的小餐厅上也关门了，老板赶去殡仪馆给他的阿扁助威去了。
惠安宫仍旧辉煌，一旁的服务中心里，几位仁兄正埋头打牌，头顶上的电视正播放刚才的新闻画面。一直到四、五年前，村中还车水马龙。总统府里的陈水扁让家乡成为观光地，人们乘坐游览车而来，在弯弯曲曲的弄堂里购买扁帽、扁书、扁CD、扁钟、扁照、扁T恤，连当地土产都冠上了“扁”字，被叫扁豆、扁粽、扁面……整个村庄变成了主题公园。
如今，一切繁华散去。不过，在街道旁的电线杆上，房屋的窗棱上系着很多黄丝带，它们在风中静静地飘舞，村民们的心思一目了然——不管你做什么，我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顺着这一条尚算开阔的马路，我们到了陈水扁的家。他的母亲还未回来，房门紧锁，不过透过矮矮的院墙，你能看到打扫干净的院落和三盆正在开放的九宫格花。
在院墙旁，我碰到四位高雄人，他们也是刚从殡仪馆赶来。当听说我来自北京后，他们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与热忱——我这大陆人愿意来理解他们南部人的深层故事。
其中一位黑脸、精干的汉子更是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看法。他说起40年前当兵时，如何深受外省人的欺压，说起国民党给他们带来的深切恐惧与痛苦，而陈水扁改变了一切，他驱散了这些恐惧，让本省人能直起腰做人，连他的贪污也是假的，而国民党的行为比这严重、恶劣得多。从“二二八事件”到金门的古宁头战役，再到台湾人的悲情，他都有自己的解读。当我问起这些知识的来源时，他说是那些地下电台，还有我从未听说过的电视频道与学者。
似乎真的存在着两个台湾。我在台北习惯的是一种版本，而在这情感浓郁的南部，是全然不同的叙述，仍有着强烈的受难与抵抗情绪。我感觉到他的愤怒与真诚。如果在高雄的码头碰到他，我必定愿意和他在大排档坐下来，叫上几瓶啤酒，听他所有的故事，他真是个可爱的原教旨主义者……（待续）
